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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葛洪对传染病病原体的认识:详解《肘后备急方》中的传染病学研究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西晋葛洪是传染病学研究的大师,他的《肘后备急方》在医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诸如天花、血吸虫病、结核病、狂犬病以及传染性黄疸肝炎等传染病,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这一时期提出的“毒病之气”、“乖戾之气”等新病原概念实际上是在暗指某种病原体。虽然,当时的吴又可不能探知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病原,但他已经在临床区分和针对治疗上达到了前人不及的高度。

西晋葛洪对传染病病原体的认识:详解《肘后备急方》中的传染病学研究

(一)疫鬼散瘟《释名》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当时绝大多数的民众由于受科学知识的局限,普遍认为瘟疫是恶鬼作祟导致,散布瘟疫的是疫鬼。在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多处东汉墓葬中出土的解注瓶,上有解注文表达解除“注病”的愿望。“被鬼注崇”是人生最主要的灾祸之一,《金锁流珠引》说:“因某人染得瘟鬼气,至重或死,今更连注某人。”注鬼说最初由传染病发展而来,传染病史狭义的真正“注鬼”形成的源头。

东晋干宝《搜神记》:“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道教经书进一步指出疫鬼到人间散布瘟疫是秉承天帝意志,以惩罚人间的罪孽,如唐代《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五帝使者奉持天符文牒,行于诸般疾疫。”

河南洛阳西郊出土解注瓶
(解注文为:解注瓶,百解去,如律令!)

奉命率领疫鬼的天帝使者便是瘟神。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提到七位瘟神:“刘元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仕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不过,民间所谓瘟神多为五位,成书于隋代的《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明确称五瘟神为五瘟使者,并有具体姓氏。成书于南宋时期的《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说到五瘟神时,还提到他们的领病种类:“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炁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元明以后,因各地不同的民俗造成了民间信仰的差异,除了道教的五瘟神之外,还有存在众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神祇,某些区域至今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

(二)气候异常《礼记·月令》认定传染病的流行有四时气候异常变化的原因,书中写:“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这是古人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意识到气候变化与传染病发病存在着某种联系之后,所得出的一种朴素认识。

陕西西安郊区出土汉顺帝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解注瓶

五瘟使者图(www.xing528.com)

战国秦汉时期的医学典籍则更进一步,将之理论化,如《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到由风、热、湿、燥、寒五种气候的异常引起木疫、火疫、土疫、金疫和水疫等“五疫”;《黄帝内经素问·热论篇》则解释:“五疫之至,皆相传染,不问大小,症状相似。”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中提到的“伤寒”,属外感热病中的急性传染病,是异常气候(指寒邪)给人体带来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传染病的一种病因。

(三)毒病之气从晋代开始,医学家们肯定了更多传染病新病原的存在。西晋葛洪是传染病学研究的大师,他的《肘后备急方》在医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诸如天花、血吸虫病、结核病、狂犬病以及传染性黄疸肝炎等传染病,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东晋陈延之《小品方》将新的致病因素与“气候说”区别:“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异气耳”,认为瘟疫的源头是毒病之气,其症状虽与伤寒相似,但病因却不同。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认为传染病是一种乖戾之气所致。

唐代的一些重要医书,如《备急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外台秘要》等袭前辈理论,认为传染病只是容易在异常气候下发生,人体因极端气候的变化而虚弱,得以使得病邪入侵,气候并不是真正的致病因素。这一时期提出的“毒病之气”、“乖戾之气”等新病原概念实际上是在暗指某种病原体

(四)《瘟疫论》异气说。《瘟疫论》是明末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所著的一部瘟疫专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染病学理论

“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于五六月益甚,或阖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吴又可感叹当时医学的不足,对瘟疫的产生发前人之未见,提出“异气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且指出了不同的瘟疫病原体可引起不同的瘟疫,如“各随其气而为病”,“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另外,他还认识到瘟疫病原体对不同的物种致病有选择性,如“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虽然,当时的吴又可不能探知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病原,但他已经在临床区分和针对治疗上达到了前人不及的高度。吴又可在崇祯末年,帝国经天灾人祸,战乱不断,疾病流行,尸横遍野,千疮百孔的末日景象下,还能对瘟疫的病因、发病症状、易感人群、传播途径、诊治手段提出了一套创新而完整的理论,而且临床上行之有效,对当时几乎失控的瘟疫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瘟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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