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氏工具说：坚守并弘扬行业理念

洪氏“工具说”概述

语文的基础工具性质，是语文教学的基点，也是语文教学改革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只有确立了这一基点，才能客观地认识语文教学的性质、功能、目标和任务。语言文字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学生在语文课上不仅学习语言文字本身，而且同时接受思想教育、精神陶冶，提高文学素养，丰富社会和自然方面的知识。

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努力帮助学生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逐步养成良好的运用语文的习惯，掌握终身受用的语文工具，为将来从事工作和继续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思想教育、文学教育、知识传播、思维发展都必须寓于语文教育之中，都只能在语文实践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进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也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社会自然常识课。

语文这个工具，指的是学习、工作、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又是承载和弘扬文化的载体。语文教学不应当只满足于语言的认知、语言的理解、语言的积累，还必须重视语言的运用，也就是要强化语文训练，且以训练为中介，促进知识向能力、素养转化，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工具说”是洪宗礼的“五说”之一，列于首位，旨在解决语文学科教学的基点、性质和本务问题。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真心坚守并努力弘扬之，绝不可有丝毫动摇。

（一）坚守并弘扬“工具”和“人文”的统一

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价值问题的探讨，一向是洪宗礼的研究重点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洪宗礼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丰富和完善，但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工具说”的立场则是一贯的，他对语文工具性所赋予的基本内涵也是明确的。

洪宗礼的这种“工具”和“人文”高度和谐统一的思想认识，无疑是在明确地告诉我们，“工具性”和“人文性”本来就是统一的，绝不是我们如何让它们统一的问题，更大可不必整天拿“工具性”和“人文性”说事。为此，我们一定要坚持语言本位，一定要把语言教育作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核心，把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语文基本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本务。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定位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及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逐步让他们养成良好的运用语文的习惯，掌握终身受用的语文工具。只有坚守住这样的本位、本务和核心价值，我们才有可能保证我们的语文教学归真守本、务实简约、健康有效地不断向前推进。目前，语文教学之所以实效不佳、屡遭诟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守住这个“本位”。

当然，“守本”也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学就是单纯的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而与文学教育、文化教育、人文教育等毫不沾边——事实上只要我们想探究和赏析语言究竟是怎样表情达意的以及为什么非要这样表达等问题，就根本不可能远离或架空文本的思想、情感、道理等。实际上，落实好洪宗礼的“工具说”，我们反而会把文学教育、文化教育、人文教育等落实得更扎实本真、有机和谐，反而会更有教育的实效。首先，教材中的课文都是典范的思想、文化、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神、情感、文化等人文内容，不可能真的就彻底避开文学教育、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其次，教学生探究、理解和把握作者是“怎样写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写”之类的问题时，就是为了深透品析课文作者到底是运用怎样的语言艺术来突出或昭示其思想、精神、情感、文化等人文因素的。换言之，学生之所以会对课文的语言艺术有强烈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也恰恰是看到了课文的语言形式恰到好处地为课文的人文因素服务这一点。再次，学生必须深入课文的人文内容才有可能真正悟得其语言运用的入情入理和恰到好处。也就在这样的学习、品析和探究的过程中，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及其文学素养、文化素养自然而然地同步得到发育和提升。因此，我们必须得像洪宗礼那样坚守和弘扬“工具”与“人文”的统一，守本归真地搞好语文教学，以保证语文教学不走样、不变味，归真守本，简约务实，健康有效。(https://www.xing528.com)

（二）坚守并弘扬“语文教学”和“言语实践”的统一

语文是学习、工作、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又是承载和弘扬文化的载体。众所周知，所有工具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掌握，所以掌握语文工具并臻于熟练也不例外。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决定了学生学习和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必须通过自己的“历练”。只有经过不同语境的反复的技能训练，语言运用才能达到熟练、牢固乃至巧妙的程度，才能转化成语言习惯，成为语言直觉。语文教学不应当只满足于语言的认知、理解和积累，这些毕竟都是“死”的，还必须得重视语言的活学活用，也就是要强化语文训练。同时还要以训练为中介，促进知识向能力、素养转化，实现知与行的统一。这就是洪宗礼的言语实践观。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洪宗礼一向倡导语文应用，十分注重言语实践，并且身体力行。

其实，在基础教育中，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学习其他学科，语言只是一种媒介，只有语文学科的学习才需要研究并探讨语言本身，即不仅要理解它表达了什么，还要研究它是怎样表达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所以，从学科特点而言，作为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传承文化工具的语文，重视语言训练理应是语文学习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任何脱离或忽略语言工具特点的语文课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为此，洪宗礼主张，语文训练必须“死去活来”，必须有格、有序、有恒地坚持语言训练。可见，洪宗礼的言语实践观深刻揭示了语文学科的实质和本务，也指明了语文教学守本务实、简约高效的出路。当下我们的一些语文课堂，花里胡哨的“亮点”多，浮躁热闹的“乱讲”多，变相灌输的“投影”多，却很难见到教师指导学生做表达、总结、概括、提炼等语言和思维的“正步操”，如教学生概括提炼段意、层意、句群意等。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也必须到洪宗礼的语言历练观那里去汲取智慧，而后以课堂教学为依托，务实扎实、循序有恒地搞好语言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母语运用能力。

（三）坚守并弘扬“教文”和“立人”的统一

洪宗礼一贯明确要求，思想教育、文学教育、知识教育，只能在语文训练的过程中进行。当然，我们还必须明确，洪宗礼如此坚守语言本位，如此认定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绝不等于他漠视人文教育和文化育人。恰恰相反，洪宗礼认为语文是育人之基础工具，语文教学只有一个目的——塑人，母语是透视民族文化的窗口。只是他始终不忘告诫我们：语文教学就是语文教学，母语教育就是母语教育，绝不是直接等于人文教育和母语文化教育。语文的工具性、思想性，两者合二而一，就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语言文字为表，思想内容为里。

一些“泛人文化”论者认为，弘扬人文精神就是要进行以文化、人文和文学教育为主的语文教学，重视语文训练必然会丧失人文精神。表面上看，这似乎为语文教学找到了医病的良方，实际上反而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根本。当然，这种“泛人文化”思潮的弊端也早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警惕和批评，但这股思潮似乎仍很强劲。请看当下的语文课堂，任由学生远离或架空课文，漫无边际地讨论、探究仍很流行，一些示范课、观摩课、竞赛课之类则表现更为突出。比如，对“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出自杜甫《兵车行》）几句，不是引导学生多读深品课文，深入体验、感受诗人的怨愤、同情和控诉，更不去深刻揣摩、感悟这短促有力的诗句是如何增强情感的表现力的，而是东拉西扯地联系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出自白居易《长恨歌》），引导学生合作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观念和女孩子的命运的不同。如此乱弹琴，竟还被有的专家认为是教学“亮点”。其实，类似的课堂教读，对语文课本务的完成是很有害的，长此下去，对学生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发育与提升也都非常不利。

其实，无论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还是洪宗礼，他们都从来没有否定过语文课的思想、文学等教育功能，他们只是始终在强调，语文教学就是中小学语文教学活动，必须把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作为基本任务。他们也都在告诫我们，进行纯“人文教育”的语文教学不是真语文教学，也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似乎应该引起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专家学者和广大一线语文教师的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并且在制定新课标、编写教科书、进行语文教学改革等具体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加以传承和弘扬。语文教师在教语文的前提下和过程中自然而有机地渗透人文教育等；编教材者自觉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和本质规律，编写有益于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教材；课标制定者也自觉贴近语文教学的实际和本质规律，制定务本、合理、实用、有效的新课标。

坚持“工具说”，绝不意味着用人文教育、文化教育来架空语文教学，而是在坚持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是在坚持“语文”和“人文”“教文”与“立人”的和谐统一。这一点，绝不可做半点儿动摇甚或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