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理论解析：读书笔记写作教学指导

我国札记写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笔记”命名的是北宋宋祁的《宋景文笔记》，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札记写作向来是中国文人研求学问的方式，许多大学者留下很多经典的作品供我们传颂，如金圣叹对古书的评点、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改、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在我国现代教育还没有建立之前，札记写作一般是文人或学者的个体创作活动。直到20世纪初现代语文教育诞生，为了解决母语写作教学中的难题，人们才将札记写作引入现代教育教学领域，希望借此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写作修养。我国建立现代语文教育以来，笔记写作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和教学途径一直在曲折地前进，一些大师级的学者、作家和很多身处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都曾对札记写作提出了真知灼见，并且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些理论和教学方法没有形成规模的体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在努力建构。

在整理现当代语文教育家的相关论述时，要引入“日札”这个概念。在进行写作教学论述的时候，笔记、日记、读书笔记等经常有交叉，所以统一使用日札来代替，“读书笔记”是包含在“日札”中的。

（一）胡适：手到才有所得

胡适以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为纲，在他的部分文学讲稿和著作中透露出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语文教育思想。在这一时代的语文教育论者中，胡适堪称是“大学教授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胡适提出了一套系统而特色的语文教育思想，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初中国文的教授》和《再论初中国文的教授》这两篇讲稿中。由于胡适本身没有初中教学的实践经历，所以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带有比较强烈的理想色彩。也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可以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对当时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看得更真切。诚如他自己在《初中国文的教授》里面说的：“‘内行’的教育家，因为专做这一项事业，眼光总注射在他的‘本行’，跳不出习惯法的范围。他们筹划的改革，总不免被成见拘束住了，很不容易有根本的改革。门外旁观的人，因为思想比较自由些，也许有时还能供给一点新鲜的意见，意外的参考材料。古人说的‘愚者一得’，大概也是这个道理。”胡适作为“非专业”的教育家提出的国语文的教授方法，其中心不乏合理性和深刻性，为语文教学的研究留下长久的思考。

1.以日札写作为主的写作教学观

胡适关于语文教育的见解是很深刻的，正由于他的身份，他能够超然地、理性地看待语文教育，他在《初中国文的教学》中向我们提出了极富理想色彩的写作教学观，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胆有创意的观点：学生平日做的笔记、杂志文章、长篇通信，都可以代替课艺；作文的时间不可多，至多一周两次，作文应该拿到堂下去做。换句话说，胡适认为在写作教学中应该加强传统教学中较少受到重视的读书笔记、长篇通信等的写作练习，同时要减少课内命题作文的次数，最好都放到堂下去做。胡适这里所说的“笔记”就是日常的读书笔记，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强调学生写作练习应该以日札写作为主。胡适的这个观点有可能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梁启超先生在《初中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提到学生每个学期作文的次数不宜太多，只要两到三篇就行了，教师布置作文给学生，不必要求他们在堂上限时做出来，学生可以拿到堂下去做，但是在做文章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不能随便应付，这样学生每做一篇文章就会得到一篇文章的好处，作文训练的目的才能达到。而学生平日的练笔训练应该以读书笔记为主，通过学生在课外随时练习读书笔记写作，“使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以为作文的补助”。胡适先生受到梁先生的影响，同样主张弱化课堂上面的命题作文练习，但是胡适比梁启超更加“激进”，更加强化了日札等自由写作的主体地位，认为学生通过平日自由的日札写作练习，可积累经验和材料，以此达到一种理想的写作水平。

胡适自身非常看重日札写作，并且一直坚持日札写作，这从他留下来的《胡适留学日记》可以窥知。这本日记共分为十七卷，是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和杂记。胡适将他自己多年来思想上的演变、文学中的主张，以及和朋友切磋讨论的问题，或往来信件、对面交谈的大概都写在其中，有时也将自己思考的问题、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统统记在札记里面。他在《胡适留学日记·自序》中提到他对日札怀有极大的兴趣，无论每天有多忙，都要挤出一点时间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2.手到才有所得

胡适先生认为，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初中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衡量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标准就是学生的作文能力，这可以看出胡适对“写”非常重视。他在《初中国文的教授》中认为写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演说和辩论严格说来也是一种特殊的作文，也算是一种写，而札记写作是其中一种颇为重要的方式。

胡适先生在《读书》一文中认为读书只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即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并且详细地论述了“四到”。其中，“手到”就是要求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多动手，包括动手去给文章标点分段，查阅参考书和字典来帮助我们疏通文章，以及动手去做读书笔记，做读书笔记主要包括抄录备忘、提要、笔记心得、融会贯通等。胡适先生要求在读书的时候要做到两个层次：一是要学会用工具书、参考书；二是在此基础上要学会动脑、动手的。“动手”不是增加读书的阻碍，而是帮助学生增强记忆，加深理解，在读写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让书本上的知识思想与自己的想法发生碰撞，才能慢慢内化成自己的东西。换句话说，光读书不动手是读者被书牵着走，就算“吸收”再多的知识也不能算是自己的东西；而在读书时动手，书就成为我们手中的工具，读者成了主导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这样经过我们自己动手所获取的知识往往能够被我们所理解所熟识，甚至终生不忘，这就是所谓的“手到才有所得”。

（二）黎锦熙：日札优于作文

黎锦熙是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语文教育家，他积极投身语文教育改革，深入研究语文教育教学的理论，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和《新著国语教学法》，为我国语文教学法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发表的长篇文章《国语的作文教学法》是最早对国语的作文教学法做出较为系统的论述专文。梁容若在《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一文中评价他为“中国国语运动史上，语言文字改革研究上，努力最久，始终不懈，建设性主张最多，是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几十年间，语文的教学质量一直不尽人意，国文界的批评和改革之声几乎没有间断。而当时学校中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集中为：教员的负担太重，讲读教学与作文教学往往脱节，造成事实上的“讲读重于写作”；教师负担过重，疲于批改作文，教师和学生对作文的批改都不太重视；作文次数少，学生写作的锻炼机会太少；作文的命题脱离实际，没有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命题，让学生无话可说。针对这些弊病，黎锦熙先生提出了作文教学改革的思想，其“教学上的三原则”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黎锦熙在《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中认为现如今学校中国语文的教学水准日渐下滑，原因就在教学方法出了问题，而如今要求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进行教学上的改革，并提出了“教学上的三原则”：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日札优于作文。以上三原则中的第一条是针对写作和讲读教学在课堂中所占的分量而定的，第二条是针对作文评改的原则而定的，第三条是针对写作练习的方法和途径而定的。黎锦熙的“教学上的三原则”实质上体现了“写作本位”的语文教学观。

黎锦熙在“写作重于讲读”的大原则下，秉着“写作本位”的教学观，展开他的写作教学。他认为写作与讲读教学这二者孰轻孰重是大家的共识问题，不过由于负担过重，教员在教学实践中往往会忽略写作。因此，他要求教员不仅要在观念上重视写作的重要性，还要在实践中把写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写作重于讲读这一原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写作能力对阅读能力的包含性，大于阅读能力对写作能力的包含性；二是写作教学在整个语文教学本体结构中的重要性大于阅读教学。与此同时，黎锦熙也认识到写作与讲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强调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确立写作教学的主体地位，还要认识到作文教学仍然是以讲读为基础的，因此阅读教学方法也要进行改革。写作教学的基础如果不进行改革，那么写作教学势必会受到影响，这提醒我们认识到写作同样不能离开讲读，讲读理应促进写作。写作并不是机械地用别人的套话、陈话等，或说别人说过的话、写别人写过的文章，而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即自我意识和个性情意。而阅读也绝不仅仅是叶圣陶所说的单纯的“吸收”，应该是学生涵养自我意识和个性情意的一个途径，所以为了实现“写作本位”的宣言，我们必须改革阅读教学，让学生在阅读教学中不只是被动地吸收写作的技巧、法则等，还应该通过阅读教学促进学生自我意识和个性倾向的途径，真正实现让阅读促进写作。

黎锦熙在“写作重于讲读”这个大原则下，提出了两条关于写作教学的原则。其中，“日札优于作文”是关于写作途径的论述。“日札优于作文”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认为写作练习应包含作文教学和日札写作这两条途径，作文教学侧重于技巧、法规的训练，日札写作偏向于实际运用；二是认为应以日札这种实际性写作为主，作文为辅。黎锦熙之所以会提出这一写作命题，其原因他在《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日记札记，有内容，重资源。”学生作文一般偏重文章的形式，相对来说对内容比较忽视，大多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考核，而日记札记所包含的写作内容较广泛，包括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撰写的报告、记录等，也包括学生在堂下的“拟题写作”等，日记札记写作的目的性、实用性比之作文要强很多。

黎锦熙所谓的“日札”范围很广，学生记录自己的思想、学习和生活，这种课外自由写作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不会没有话可讲，学生天天写，而且有较大的自主性，很容易就会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黎锦熙认为教师应该每周对学生的日札评阅一次，着眼于文章的“文字”“文法”“思想”“事实”四个方面，用他设立的批改作文的一套符号进行圈点批阅，也可以追加评语在日札的书眉页侧。黎锦熙认为批改日札的方法和评改作文一样，也可以让学生自行评改，让学生参与到日札的评改中，反思自己的错误，这样自然可以提高日札写作的效益。

黎锦熙先生在语文写作训练方面不仅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还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引领新潮。以一位语言学家和教授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语文教育的基础建设上面，以他犀利的眼光和渊博的才识为语文教学做出极大的贡献，他的很多观念尤其是写作教育观对当今的语文教育有很大的启迪意义。(www.xing528.com)

（三）叶圣陶：日札可以取代作文

叶圣陶，原名叶绍均，江苏苏州人，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和语文教育家等。在这么多头衔下，笔者认为叶圣陶最显眼的身份就是他语文教育家的身份。他一生致力于语文教育，曾经在小学、初中、大学任教，和夏丏尊合作编写了多部语文教材，并且编写了《文心》《文章讲话》等，还创办了《初中生》杂志。他对语文教育事业的痴心，对全中国孩子的用心，恐怕无人能及。

在叶圣陶的写作教学观中很重视日札（读书笔记等）写作，他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中认为我们应该让学生养成记日记和读书笔记的习惯，学生“凡是干的、玩的、想的，觉得有意思就记”。在记录的过程中，对文章的篇幅不做强制要求，可以是只言片语，也可以是洋洋洒洒、肆意发挥，只要学生记录下来的是自己所思所想、真情实感就行了。倘若学生能养成这样的好习惯，那么往常命题作文的训练似乎就可以废除了，教师的职责则是随时抽看学生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发现他们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予以一定的指导。这里就显露了叶圣陶重视日札写作，认为日札可以取代作文。

叶圣陶先生提出这样的命题，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日札写作更容易养成学生写作的习惯。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学习语文的人都能得到阅读与写作的知识，从而促进阅读与写作习惯的养成。要让学生养成写作的习惯，必须让他们多练，并且写作是偏向技术方面的事情，所以更加需要学生反复历练。学校里面的定期作文根本就不够，只靠课堂上偶尔的一次作文，对学生写作习惯的培养无太大的裨益。因此，我们需要寻求另外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来增加学生的写作历练。叶圣陶先生认为：“作日记，作读书笔记，作记叙生活经验的文章，作抒发内部情思的文章，凡遇有需要写作的机会，决不放过，这也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只有日札写作才能够让学生随手记录，以期达成养成写作习惯的目的。

第二，日札写作更加贴近生活。叶圣陶先生的写作教学观确立“求诚”为核心的文德观，要求学生在写作的时候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叶圣陶认为：“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空口念着是没用的，应该去寻到他的源头，有了源头才会有不息地倾注出真实的谁来……这就是我们充实的生活。”也就是说，学生作文的材料应该是他们充实的生活、经验范围以内的事情，这就要求教师在给学生命题作文的时候，尽量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不要超出学生的经验范围，但现实情况是经常有教师出的命题作文不合学生的胃口，跟学生的经验天差地别。而日札写作就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顾虑，尤其他认为日记写作是将生活和作文结合起来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日记的材料是每天的见闻、行为及感想，包括起来说，就是整个生活”，以学生通过日记来锻炼写作能力，必然是深至着实。

在日札写作中，叶圣陶先生又最关注日记和读书笔记写作。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去阅读研究的过程，都要做读书笔记，但是现在的学生往往对读书笔记认识不清，因为教师一要求他们进行读书笔记写作，他们就勉强应付。应该让学生认清读书笔记是他们在学习中必须要做的一种记录，这些在阅读时会遇到的情况，如果不随手札记，可能很快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阅读的时候勤做读书笔记并不是为了得到分数和满足教师的要求，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着想，只有这样“他们的读书学习才见得切实”。

可见，叶圣陶先生认为阅读必须伴随着读书笔记写作，或是琐屑的摘录、读书的心得等。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读书笔记，使其慢慢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对他们研究学问或者是应付实务都大有裨益。叶圣陶还特意在《文心》中用一个专门的篇目来讲读书笔记，他借用王仰之先生教育学生的做法来表明主张。他认为让学生写读书笔记的原因是使他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苟且、不放过，要读了一篇就得到一篇的好处。

叶圣陶先生认为“读书笔记是读书时的一种判断”，要用议论文的态度去写，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凭空瞎写，“论证愈多，论断就愈精当”。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读书笔记不同于一般的普通议论文，要写得扼要、简洁。“读书笔记不须辞藻修饰，以简短朴实为宜。除了论断、理由、例证以外，不必多说无谓的话”。叶圣陶主张读书的时候重在有新的发现，而写作的时候重在有新意，即要有“新得”“新意”。“触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所谓触发，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如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由书中的某一句话联想到之前所读之书里面的某处。带着触发的心态去阅读以前已经阅读过的书，就可以读出新的意味来。《文心》中《触发》这一篇目，是通过枚叔写给儿子乐华的一封信来向我们传达叶圣陶的语文阅读教学观念，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叶圣陶对于如何写读书笔记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读书笔记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记录读书时的心得和研究的成果，一个就是记录读书时的心中的“触发”。读书的时候不要呆读，要有发散思维，通过阅读来进行联想和想象，而这些“触发”的内容就是读书笔记写作的绝好材料。

（四）潘新和：日札是立言之根基

潘新和，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母语写作教育研究者，有影响力的著作有《语文：表现与存在》（上卷、下卷）、《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新课程语文教学论》等。潘新和先生对当代语文教育和教学领域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有深刻的阐述，他的写作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尤其是他在“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教育观关照下的“言语生命动力学”写作教育观在理论建构上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其可操作的实践性也令人大开眼界。

潘新和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突破了传统语文教育的樊篱，提出以人本主义为指导的“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教育观，在这种教育观的关照下，确立了书面写作为中心、言语表现为本位的母语写作教育理论。潘新和先生认为日札是立言之根基，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言语生命的“野性”，因此他认为在语文写作教学中要重视日札写作教学。

潘新和先生的言语生命动力学建立在对于人类的言语表现与生存、存在意义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言语性”是人的原欲，是人的生命属性。人是“符号动物”，在自然界的一切物种中，只有人可运用语言文字，能进行这种符号思维和行为，而且这种能力是人类的本能，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潘新和先生的“言语生命动力学”写作教育观中，“言语生命”指的是“写作生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生命最本质的特性是“言语”，我们人是通过“写作生命”来确证的。因此，每个人（学生）必须通过言说（写作）来进行人生的自我实现，写作是人的生存性选择，更是存在性选择。学生的这种“言语生命”最大的品质就是“野性”，而语文学科是为“人”立“本”的学科，所以语文教学就应该为学生的这种“野性”创造一个良好的“野生”环境，通过引导和熏陶，让这种“野性”成长为各自的言语个性。这就启发我们语文教育中不要讲求“统一”和“规范”，要养护学生的言语天性，让学生拥有选择言说方式和率性发展的自由。

潘新和先生认为在写作教学时要注意创设具体的写作情境。他认为那种以为写作课就是写一篇作文的观点是有偏颇的。写作课应该是更加广泛意义上面的写作课，除了可以练习写作之外还可以用作其他的练习，甚至可以根本就不动笔，只要师生在一起交流、讨论或研究就可以收到成效。写作教学活动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创设具体的情境，用来激发学生写作冲动和欲求。实际教学中，写作训练的作文是由教师来命题的，此时学生在作文时的动力系统就是“要我写”的情况，这样学生的兴趣就会减弱，他们的写作冲动和欲求就会受到伤害。况且这种写作课有限，单靠每年十几次的作文课是很难提高写作能力的。而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日札写作有着比其他写作练习形式更突出的优势。日札写作来源于平日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上面的感触、问题，他们所依赖的写作情境是真实的，这样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他们写作的冲动和欲求就会更加强烈。学生的写作练习就从“要我写”转变成“我要写”，从被迫写作到顺应自己的言语智慧。

日札写作是一种潜对话方式。潘先生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存在着潜对话，认为“人可以与意识、概念、历史对话，也可以与自己对话”，教师写教学日记、学生写学习日记都是潜对话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潜对话”方式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人格，释放自身饱满的言语生命力，让自己的“野性”受到洗礼，养成良好的言语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