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和白话的混用：张中行对文白界限的探讨

张中行

文白界限问题

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可是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们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如果把一块场地分为两半，规定一半放文言作品，一半放白话作品，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吗？

这个问题自然是古已有之，可是直到“五四”时期才表面化，因为在此以前，文言和白话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也想不到分家问题。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胡适。他宣扬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怎见得？于是他作《白话文学史》，证明在历史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白话的。这部文学史只写了上卷，止于唐朝元稹和白居易。看目录，元白以前有王、孟、高、岑和李、杜等，专说杜，不只收了《丽人行》《哀王孙》等，还收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都算白话，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他自己大概也感到这将是孤军作战，于是在《自序》里说：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是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所说：“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文言惯于越界

文言和白话界限不清，主要是文言越界，混入白话，而不是白话越界，混入文言。所以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是“五四”以前，一直是文言势力大。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文言有以秦汉作品为标本的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这“严格”有闭关自守性，系统之外的表现方式很难闯进来。例如叙事追述以前的情况，文言通常用“初”引起，就决不能改用“以前”。其二是文言有“雅”的声誉，执笔为文的人，包括阶层不高的，总是愿意照用旧调。这风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灭绝，如请人来还是要写“光临”。其三是用某种格调惯了，换个格调反而觉得费力。正面的，隋朝李谔是个好例，他大声疾呼反对骈体，可是那篇奏章用的是清一色的骈体。反面的，“五四”时期高呼文学革命的那些人是个好例，他们决心改用白话，可是起初总是力不从心，反而不如用文言得心应手。元明以来许多白话作品杂有文言格调，除了有意求雅以外，文人熟悉文言，因而不知不觉就之乎者也，想来是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四是文言的许多修辞手法有较强的表现力，这有如好的工具，人都愿意用，甚至不能不用。举两种为例。一种是情景交融的写法，诗词里最常见，有不少并且很出色，戏曲的唱词正好也想这样，所以就吸收进来，成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旦唱）。另一种是对偶，白话作品里几乎到处都用，如“妾身姓李，表字贞丽，烟花妙部，风月名班；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铅华未谢，丰韵犹存。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桃花扇》第二出小旦白）。这两处都要出诸口，诉诸耳，尚且这样，写出供眼看的就更不用说了。(www.xing528.com)

文白界限不清，除了文言势力大之外，旧时代的人没有“五四”时期那样划清界限的思想也是个原因。早期的白话是记说话人的口所说，所以不能不随着口语走。但这随着只是情势使然，不是思想上要求这样。后来情势不同了，记口说变为文人写，既然思想上不要求划清界限，那就总是随文人自己的习惯，怎样方便就怎样写。这有成为纯粹白话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容纳或多或少的文言成分。因为照那时候的看法，即使有意要求通俗易懂，也不会想到必须同于口语的白话才通俗易懂。换句话说，在他们眼里，兼用些浅近的文言是同样通俗易懂的。总之，文白界限不清，十之九是由于文言越界，可是这越界不是侵入，而是受到欢迎才混进去的。

文白有不同面目

以上说文白界限不清，意思是在一部分作品里有混杂现象，这同说文白没有区别是两回事。其实，我们说文白有混杂现象，就是已经承认文白有区别，因为如果没有区别，那就是一而不是二，就无所谓混杂了。文言和白话，性质不同，各有特点，这在前面已经多次谈过。这里再总的说一下，如果取大舍小，我们应该说，文言和白话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理由可以举出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词汇句法系统，文言有自己的一套，白话另有自己的一套，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两者不能通用。分辨这不能通用的异点很重要，就像分辨两个人一样，他们同属于人类，自然同点很多，但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是张三，一个是李四，因为他们总是同中有异。文言和白话也是这样，如“吾谁欺”是文言，“你生气啦”是白话，“谁”“欺”“生”“气”几个字，文言和白话通用，可是还有不通用的，吾，白话要说“我”，谁欺，白话要说“骗谁”，你，文言要说“君”“汝”等，生气，文言要说“怒”，啦，文言没有这样的语气词。就这样根据异点，我们很容易断定，一部书，一篇文章，是文言还是白话。甚至少到一两句话也是这样，如“须臾，蛇不见了”（《三国演义》第一回），“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惊梦》），我们能够分辨，“须臾”和“断井颓垣”是文言，“蛇不见了”和“似这般都付与”是白话。也就因为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文言作品和白话作品照例分作两堆，这表示，依照常识，文言和白话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此外，“五四”以来一些老作家的笔下也可以为证，他们常常是，写供多数人看的用白话，写供少数人看的（如书信）或仅仅备忘的（如日记和札记）用文言，这表示，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及实际上，文言和白话确是不同的两套语言。

◎我思我在

1.作者说：“看目录，元白以前有王、孟、高、岑和李、杜等，专说杜，不只收了《丽人行》《哀王孙》等，还收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都算白话，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请你课外阅读杜甫的这三首诗，谈谈你是支持胡适还是作者？

2.作者说“文言惯于越入白话”，你觉得作者举的例子有道理吗？你还能举出其他生活中的例子吗？

3.民国的很多白话作家其实都惯于使用文言，如胡适、鲁迅等。请你找一找他们的文言作品，从作家个体的角度谈谈文白界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