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浮梁茶叶贸易历史概览：市场发展驱动的贸易中心变迁

古代浮梁出产和集散的茶叶数量极大。《元和郡县图志》载，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约占全国税收八分之三。唐末，婺源、德兴、祁门等地的茶叶均运至浮梁销售，浮梁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公元856年，唐代王敷在《茶酒论》中的“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证实了这一点。《新唐书·食货志》也有“各地产茶数量多少不一，以浮梁出茶最多”的记载。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856年）记载：“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从这个意义上讲，浮梁茶为唐代饮茶风习的普及和茶文化的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唐代陆廷灿《续茶经》“卷上”之一记载，浮梁县西阳府山上“冬无积雪，凡物早成，而茶尤殊异”，也突出了浮梁茶叶的不同亮点。

古代，浮梁茶市很多。《饶州志》记载：“宋代浮梁，茶行有数十家之多。户户门庭，车马络绎不绝，生意之盛，可谓极矣。”说明宋代浮梁茶叶贸易依然十分兴旺。南宋之后，由于政治中心南移和交通情况变化，为适应市场发展需求，浮梁茶贸中心逐渐移至九江，但是浮梁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并未因此而停止不前。反之，其制作工艺日趋成熟和逐步完善，茶叶质量不断改进和得到提升。

据史载，宋代将茶叶分为片茶和散茶两类，产于福建的片茶分为12个等级，而出自虔州、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的片茶，则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等26个等级。官府分等论价，向植茶园户收购茶叶，然后转手出售给茶商。下辖鄱阳、浮梁、德兴三县的饶州所产的片茶为“庆合”“运合”“仙芝”和“不及号”四等，收购价分别为1斤143文、132文、110文和77文。收购上来的饶州片茶，又以400多文至600多文不等的价格在真州榷货务和无为军榷货二务售卖给商人，然后由商人转销各地（详见孙洪升《唐宋茶叶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50页）。通过和宋代其他州县的茶叶价格进行横向比较可知，这样的价格处于中上水平。因此可以说在宋代琳琅满目的茶品中，以浮梁茶为主的饶州茶以其优良的品质，跻身于好茶之列。在山多地少的浮梁，许多人从事茶叶生产和贸易：“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商人在从事景德镇瓷器经销之时，也在从事浮梁茶叶的经销。茶叶活跃了浮梁地方经济，也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明代万历之前，中国茶叶基本上是内销，唐代和北宋时期集散的浮梁茶叶，转运时称为“浮梁茶”，主销方向是关西、山东等地。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后，中国茶叶于十七世纪先后运销到欧洲各国。至十八世纪，各国商人纷纷到广州购买茶叶，1842年《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茶叶出口从广州转至上海，出口增加很快，到1886年形成高峰，出口量达到13.4万吨，成为世界之首。入明以后，浮梁茶叶的记载不甚清晰，例如：嘉靖年间的《江西通志》在介绍饶州府的土产时，仅是“饶州府茶，各县俱出”寥寥数语，并没有详细介绍浮梁茶。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浮梁景德镇的瓷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声誉和影响以及经济效益都掩盖了浮梁茶叶这一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实际。浮梁茶到了明代，其生产的质量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并且有着良好口碑。如明代戏曲家、文学家，被誉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汤显祖就曾将“浮梁之茗”和“浮梁之瓷”并称：“今夫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莹于水玉，并系其钧火侯是足。”可见浮梁茶当时一个特点是清馨，在制作工艺上有“揉”这道工序，这也是迄今为止对浮梁茶品质特征和制作工艺的较早较具体的描述。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浮梁知县周起元（后为封疆大吏）筹资重建“双溪书院”后，特邀汤显祖前来讲学。汤显祖应邀前来浮梁双溪书院讲学期间，曾游历浮梁山水，体察民情民风，对浮梁的瓷茶生产和品质特征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写下名篇《浮梁新作讲堂赋》，对浮梁山水瓷茶、好学无荒、尊经重道的民情风俗作出了高度评价，并发出由衷赞叹，也为浮梁这个千年古县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载和历史遗产。

明代，浮梁茶入贡在汪宗伊所修《浮梁县志》上有记载：“芽、叶二，茶折银计四款，共正脚银一百四两一钱二丝八忽四微九纤，归入本部。”另崇祯年间有“芽茶折银四十五两六钱，茶叶八两八钱”的记载。

清初浮梁茶仍入贡。康熙《浮梁县志》载：“芽茶二百四十五斤七两，原折正钱二十五两六钱七分六毫二丝五忽，脚砂银七钱一分八厘七毫七丝七忽五纤；茶叶四百四十斤，原折正钱一十七两六钱，脚耗银四钱九分二厘八毫。”另有“礼部项下，荐新茶二斤三两”的记载。县志上还记载：“芽茶除改折外，实办本色芽茶三百二十四斤九两，该正钱二十五两九钱六分五厘，脚银七钱二分七厘三丝”“浮梁每岁贡茶有本色，有折色”。

清代志书对浮梁茶叶的记载较少，对其产量和质量也缺乏公正和正确的评价。《浮梁县志》上除上交贡茶和其他茶叶数量以及折银外，其生产经营和贸易记录也比较缺乏。但是，尽管当时因兴瓷而淡薄了传统产业茶叶的记载，然而浮梁茶叶的生产，尤其是浮北茶业传统区域并未停止发展的脚步，道光及其以后近百年的仙芽、乌龙茶和工夫红茶的研制开发，则开创了浮梁茶叶新的历史纪元。

红茶制作技艺传入浮梁之前，浮梁县北乡磻溪村的茶商汪孔杏（1843—1913）就抓住了“五口通商”后上海遂为洋商贸易之地的商机，将当地一直畅销内地之茶变而制作成精美绿芽茶运抵上海销售获得成功。天津议和后，九江、汉口又为通商之城，汪孔杏等又随其变，投其所好，再变而制茶运销九江、汉口。磻溪《汪氏宗谱》载：“别国洋商皆深嘉其茗，赏倍价而争购，有得之如获珍奇。一时间，公声名大噪，其父得‘九江王’之称，摄像作纪念，各国均有照像可凭，两江总督张之洞赏戴蓝翎，授五品衔，复诰封奉政大夫。”

磻溪《汪氏宗谱》卷十五第26页《序》记载了该村汪东桢兄弟父子投身茶业，从焙制仙芽名扬海外到改制仙芽红茶的感人经历：“同治初年，口岸大通，百货竞涌，浮梁为出口大宗。公与西商交涉，采摘焙制，愈精不杂，精而愈久，馨之仙芽，名扬海外，西人犹以为大奇也。因讲诚信，公茶不复议价，岁课茶值之最。而三率加之由足，获利巨万。其制茶不但为祁浮之巨手，实为中国之特色”；“汪东杞，迨海禁开始，西学东渐，先生始知徒文辞之学无稗，于实用而于商学极力研究，于是与兄东桢谋曰：方今华洋互市，通商日繁，外人之来华者，无不注意于茶。我村素号产茶名区，此无独俾之利权，不可忽也。先生遂抒其所见，与兄互相讲求制造仙芽红茶。未几，名驰于外，先生足跡于沪汉，市井者亦岁无虚日。……虽至商战上争优胜，而于治国不无小补，此可见先生之抱负非凡也。而先生已有爱国之一念……先生之死良可哀，先生之名永不朽也。所幸继起有人，长子飞鹏、次子博鹏均有声于庠序，可谓能继先生之志。先生死后，而家道益昌，商业亦盛，仙芽之茶岁愈有所获。近年来，飞鹏虽逝，而次子博鹏手操商界，独树一帜，亦可慰先生”。

磻村《汪氏宗谱》还记载：

汪沪儒：承父业，精茶务，本村族长，威望鼎极。(www.xing528.com)

汪东林：立志采市香茗，服贾苏杭，获利数倍。同治甲戌年（1874年）改制绿茶为“红丁”，出浔江，达汉洋，与洋商交易，是而茶务日隆，家声日起，孝友光明，承先启后，威名远扬。

汪博鹏：民国二年任浮梁县财政课长，父死后立身茶务，家道益昌，商业日隆，手操商业，不独善继善述，尤能扩充发达，于浮梁茶商界独树一帜。公之“祁红”深得新加坡和俄国外商赏识。公谨言慎行，宽信待人，深得乡党敬仰。公在上海、济南和香港三地开设茶庄对外经营“祁红”，在上海、济南和香港设有钱庄。南昌“八一”起义时，公曾慷慨解囊，捐银数万（景德镇市委党校资料）。

汪词林：于光绪二十一年16岁时考取邑庠生，宣统三年己酉科连拔两列案首。民国元年，受军政府财政部长雷恒、邹树声、陈永懋委任充浮梁县茶税分口监员，民国二年应选浮梁县议会议员。

……

从上述部分记载中可以看见，浮梁县业茶者仅北乡磻溪一个村内就有许多精英在国内外茶叶贸易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还有西湖乡之桃墅、太湖、西溪、西湾，经公桥之港口、源港、金家坞、鸦桥、港北，勒功乡之沧溪、勒功、石溪、白茅，江村乡之严台、江村、诰峰、沽演、中洲、溠口，峙滩乡之流口、龙潭、英溪，兴田乡之兴田、潭口、城门、夏田，蛟潭镇之胡宅、梅源等地，“天祥”“恒德昌”“源春祥”“英和祥”“复兴昌”“太馨昌”“永源昌”“怡昌隆”“永兴昌”“源兴昌”“萃丰”“昌华”“万益祥”“永和昌”“德馨昌”等几百家茶号，如同雨后春笋开庄业茶，进行收购加工和贸易，正如《浮梁县志》所载：“宣统三年（1911年），境内茶叶商号有200户之多”，其发展之势，再现了“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历史辉煌。其中最著名的有江村乡严台村江智甫先生开设的“天祥”号茶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内销开始分为两个渠道：一是红茶的副脚茶销往边销茶加工单位或直接销往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商业部门，中档和低档的红茶，部分卖给上海内销批发部，再由其转销国内市场；另一个渠道是由茶叶果品公司（有时称土杂公司）组织绿茶货源投放市场。1984年以前，茶叶归国家收购，茶农（包括茶场）自留茶不得超过茶叶产量的1%，不能自由贸易。1984年，国务院下达75号文件，对茶叶购销体制进行改革，除边销茶叶外，实行议购议销，市场放开。1993年，在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了横向联系和多口岸经营，推行了多渠道、少环节的新型体制，加速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国内红茶销售，国家采取外贸系统内部结算的方法，先按内部调拨价计算，后按“一厂一茶一价”的原则，照工厂实际成本加8%～10%的利润结算，故经营只盈无亏。1965年，经省批准，九龙山茶场试制出口精制红茶，执行外贸系统的内部调拨价，由于跨系统的原因，当年采取参照景德镇茶厂的毛茶工差损失标准，给予每担（折50公斤）补价30.55元，由省茶叶公司直接补给九龙山茶场3.68万元。1966—1971年，外贸系统不同意按系统内工差损失补给农业口，而精制茶仍执行外贸系统内部调拨价，受到“不等价交换”的部分经济损失。1972年，精制茶调拨实行“一厂一茶一价”的原则，解决精制红茶销售中“系统”间的矛盾，生产精制红茶的积极性得以再度调动。1988年，精制红茶加工进入最佳时期，全县有茶叶精制厂8家，当年茶叶销售量48000担（折2400吨）。

1989年，由于受“学潮”影响，中国茶叶出口不断受阻，数量下滑。县内各大精制厂都不同程度出现产品滞销压库。罗家茶厂的茶叶积压高达10000担（折500吨）。而其时，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浮梁一直是按照计划负责加工出口红茶。因此，茶叶生产条件一时无法变轨，适应市场变化。也正因这一变化，倒逼企业开始走“红绿茶并举，内外销并重”的市场之路。1991年，浮梁县成功复制历史文化名茶“浮瑶仙芝”后，名优绿茶逐年发展壮大，新创产品品牌也不断涌现。但到1999年，浮梁出口红茶仅有浮梁县茶厂生产，年生产量不足500吨，而且也是在盈亏线上挣扎，而到2004年茶厂改制时，仍有部分精制茶库存。

1991年，对于浮梁茶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从这年起，浮梁茶红绿并举，逐年向内销发展。到了1994年，“浮瑶仙芝”成功注册，又开辟了浮梁茶走品牌之路，县内企业产品品牌不断涌现。然而，商标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但却没有领军品牌。因此，业内业外呼唤领军核心品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再加上县茶厂改制，唯一的公共茶叶品牌“浮瑶仙芝”资源也被公开竞买私有化了。2004年，值景德镇千年庆典之际，浮梁茶品牌被正式提出，并在社会上公开广泛征集浮梁茶证明商标标识。2005年，浮梁县茶叶协会经浮梁县人民政府授权，由县茶叶协会注册浮梁茶证明商标，2006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核准。同年由县内6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联合倡议同步使用“浮梁茶”证明商标。从此，开启了浮梁茶区域公用品牌核心品牌建设征程。十多年来，浮梁茶市场既有内销，也有红茶、绿茶出口外销，产品品种也随市场变化而跟进，出现了名优红茶、绿茶、白茶、茶饼等。特别是在农业综合开发、整合资金、品牌专项项目的支持下，浮梁茶实现了央视推广，统一品名，并持续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宣传打造。浮梁茶市场从原来的单一计划外销，转变为内主外辅销售贸易模式。截至2017年，在全国开设的专营店、专柜共计116处，其中“浮梁茶”品牌形象专卖店18家，店、柜遍及到12个省20多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