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背景探析：霍光与杜延年的影响以及汉昭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在《汉书·车千秋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盐铁会议的参加者有:60 多个贤良、文学之士、丞相车千秋及其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他的属官御史等。

会议之所以会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有很大的关系。 谏大夫杜延年对霍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霍光接纳了他的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 杜延年之所以建议采用孝文皇帝时的治国方针,是因为正如《汉书》中所说,“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 因此,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形势才是召开盐铁会议的真正原因。 至于杜延年的提议,只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罢了。

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19年),朝廷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将盐铁可由民间经营变为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法、平准法等。 这些政策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使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了经济基础的保证。但是,新的经济政策也有它的弊端,如铁器价格过高,主管的官吏以权谋私,强行征用农民冶铁煮盐等,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而且由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愈来愈严重。

汉武帝死后即位的是昭帝,从他即位开始到盐铁会议召开, 六年的时间里,国家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官吏们也胡作非为。 尽管汉武帝时的农民起义得到了镇压,但是多年留下来的流民问题仍非常严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昭帝曾多次下诏书。 在《汉书·昭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 ,下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 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 同年八月,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始元四年(公元前83 年)七月,诏曰:“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面的这些都说明流民问题已对统治阶级造成了严重威胁。

汉武帝跟匈奴打了一辈子仗,可惜的是并没有真正解决四夷问题。 在汉武帝死后的那个冬天,匈奴就入侵了朔方(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他们杀人、掠夺财物,使得汉朝廷“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 汉昭帝即位后的夏天,即始元元年夏,“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汉朝廷不得不派遣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兵马匆匆忙忙赶去镇压。 始元四年冬,姑缯、叶榆再次爆发起义,汉朝廷又派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去镇压,但他屯兵不前,导致叛乱队伍杀死了益州太守,并乘胜与吕辟胡所率军交战,使汉兵战死和溺死了四千多人。 元凤元年,匈奴又带领两万兵马,分为四队,“入边为寇”。(www.xing528.com)

汉武帝时开始实施严刑酷法,《汉书·刑法志》上说:“及至孝武即位, 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其后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寝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从上面的记载我们能看出当时的刑法已多到何种程度了。 继他之后这些残忍的刑法不但没变少,还有愈演愈烈、愈变愈多的趋势。 这一切使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汉代的皇帝中,景帝之前的几位大都是实行节俭政策。可是武帝时却大兴侈糜之风,朝廷上下都争相奢侈,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他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到“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

武帝时期所带来的各方面的严重问题,使汉昭帝和执政大臣不得不面对现实,从不同角度讨论以往的政策得失。 这场讨论,主要是集中在盐铁专卖为首的经济政策上,因此便称为“盐铁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