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管理净息差的原则：提升稳定增长和控制利率风险

净息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能力和盈利效率，因而银行净息差也成了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保持净息差稳步提升，不仅是资产负债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满足股东投资回报要求的关键之处。然而，尽管净息差能够有效衡量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该指标仅反映了银行的账面盈利，未能够有效反映银行相应承担的风险。对银行净息差目标的设定，应该在自身的风险偏好范围内进行合理规划，而不能单纯地为了实现净息差目标而突破风险偏好，导致银行面临过大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以后，银行面临着存款竞争加剧、成本上升、资金分流等压力，可能会通过提升风险偏好的方式，来提高资产端收益率，从而尽量保持净息差相对稳定。然而，若此时商业银行尚未建立新的风险偏好下相适配的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管控体系，则可能因风险积聚使银行遭受更大的损失。

首先，要平衡好净息差和信用风险的关系。信用风险偏好的不同对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有着直接影响。有些银行风险策略较为激进，采取高风险高收益的策略，通过客户信用下沉等方式提高资产端收益率，从而维持较高的净息差水平。有些银行风险偏好则相对审慎，将业务重点放在负债端，通过加强支付结算能力建设、提高客户综合服务等措施强化客户黏性，做好客户资金沉淀来保持负债成本优势，从而保持合意的净息差水平。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环境下，负债成本相对刚性，同时传统大企业客户表内信贷需求出现萎缩，商业银行净息差面临收窄压力，需要寻找新的信贷增长点，如小企业贷款、小微贷款、消费贷款等，以保持或提升资产端收益率。尽管上述贷款定价水平高，但其信用风险也相对较高，银行不能简单地通过提高风险偏好来提升短期内的净息差，而要立足于提高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在管控好信用风险的前提下，探索行之有效的业务经营模式，推动业务平稳有序增长，从而带动资产负债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净息差水平的提升。

其次，要平衡好净息差和流动性风险的关系。净息差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1]存在直接的“跷跷板”效应，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越高，往往意味着银行配置的流动性资产比重越高，而流动性资产收益普遍较少，因此会降低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拉低整体净息差水平。相反，若加大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如加大短期限同业负债资金的吸收力度，支持中长期贷款投放，那么虽然能够提高净息差水平，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也会加大，一旦市场资金出现紧张，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兑付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在收益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在确保流动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净息差水平。

在实践中，银行往往根据宏观形势变化在净息差和流动性风险管理之间有所侧重，在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周期中，银行需要优先考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尽力维持净息差在合意水平，而在市场流动性相对紧张的情况下，银行需要优先考虑保证流动性平稳运行，确保不发生流动性风险事件。

最后，要平衡好净息差和利率风险的关系。银行根据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保持一定的利率敏感性缺口，当市场利率朝着有利于银行风险敞口的方向变动时，银行当期盈利水平会获得额外提升（如一家资产敏感型的银行，当市场利率上升时净利息收入会提高）。然而，一旦市场利率发生逆转，就会给银行盈利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加剧银行净利息收入的波动。利率市场化以后，利率受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影响显著，波动性明显加大，商业银行对利率走势进行前瞻性判断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相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体量而言，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仍然不够发达，通过衍生品对冲利率风险的工具相对有限，主要依靠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来调控利率风险，即使对未来利率走势判断正确，调整银行的利率敏感性也需要花费相当长一段时间。

为此，降低净息差的波动率也是一家商业银行重要的管理目标。在不同经济周期和利率周期下，银行自身利率风险越大，净息差波动就会越大，从而导致银行经营业绩和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估值水平会相应降低。为了尽量减少净息差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银行应该合理控制利率风险水平，确保跨周期净息差的相对平稳，以此带来净利息收入的稳定增长。

参考资料

净息差与风险管理

一、净息差与信用风险——台湾信用卡危机(www.xing528.com)

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大体于1989年完成，1991年台湾地区开始允许民营银行设立，银行数量从1989年的16家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53家，竞争变得日益激烈，银行盈利能力不断下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台湾地区的经济遭受冲击，企业信贷需求疲弱，银行需要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信用卡业务由于收益较高而逐渐受到青睐。同时，1999年以后，台湾地区流动性保持相对宽松，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为商业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可用资金。

信用卡业务尽管利率较高，但风险同样相对较高，特别是此时台湾地区银行纷纷加大了信用卡业务的投入，逐渐造成信用卡的恶性竞争，业务风险持续积聚。银行逐渐放松风控标准，如降低发卡准入门槛、对发卡人过度授信等，同时降低利率吸引客户，导致收益无法覆盖风险。在此期间，信用卡发卡量和贷款余额呈现爆发式增长，1998—2005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最终，台湾信用卡危机在2005年开始爆发，信用卡贷款逾期超三个月的比例从2004年末的2％逐步提升，在2006年4月达到峰值3.4％，现金卡的不良率更是从2004年末的不足1％，大幅攀升至2006年8月的8.5％。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银行大幅亏损，更是出现了暴力催收等现象，不少“卡奴”被逼自杀、抢劫、贩毒，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

信用卡危机之后，台湾地区监管部门出面协调，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卡债协商机制、严格风险管控标准、规范催收标准等，最终化解了本次危机。

二、净息差与市场风险——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

美国储蓄贷款协会是一种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管下专门从事储蓄和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20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居者有其房”的美国梦，美国政府大力扶持储蓄贷款协会，到1980年，储蓄贷款协会住房抵押贷款规模达到6000亿美元，占到美国所有住房抵押贷款的50％，其一度成为美国仅次于商业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的第三大金融机构。

储蓄贷款协会的业务相对简单，主要从居民手中吸收存款，再发放给参与储蓄的会员用于住房抵押贷款，在利率市场化以前，存贷利差相对稳定，保证了储蓄贷款协会的盈利水平。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市场利率大幅提升，为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提升了短期利率，市场收益率曲线倒挂，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商业贷款能够较快调整为市场利率，但储蓄贷款协会大量长期固定利率的住房贷款难以随之调整，导致协会的盈利空间被迫收窄。与此同时，利率管制导致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背离日益加大，资金大量流出银行体系，由此开启了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储蓄贷款协会被迫提升存款利率，使其负债成本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不少协会甚至出现亏损。

在协会的游说和压力下，监管部门放松了对协会的监管，扩大了贷款业务范围，允许进行除住房贷款以外的业务，同时降低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变更了会计标准。在此情况下，储蓄贷款协会迅速扩大了业务范围，如开展商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业务。但是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下的储蓄贷款协会，缺乏专业人才，也不具备银行的风控体系，加上政府监管乏力、内部管理混乱，放任的政策很快带来了大量的坏账、投资亏损和欺诈行为。不少协会持续亏损，倒闭的机构也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协会关闭的数量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初协会总数的1/3。危机一直持续到1989年相关法案出台，一些监管不力的机构被撤并，美国政府成立了清理破产的专门协会以应对危机，事后估算此次危机治理一共耗费纳税人1500亿美元，占GDP总额的3％，给金融监管上了深刻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