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是银行多方面经营能力的体现。首先,资产质量很重要,商业银行的经营规律表明,利息收入获取都是当期的,而风险的暴露是滞后的,同时风险损失的是本金部分,而获取收入仅是利息部分,因此应遵循稳健审慎规律,不断提升资产质量。其次,要追求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通过实施资产负债组合管理,实现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总量平衡、结构对称、目标协调、资产分散”的总体目标。最后,资产负债结构优化与资产质量改善形成共振,共同推进银行高质量发展。
效益是商业银行经营结果的直接体现,包括从收入到净利润,再到经济增加值的不同层次的评价。收入方面,目前商业银行仍以净利息收入为主,表现了效益与规模的直接关系,净利润则既有资产质量的信用风险减值准备影响,也有非利息收入、成本管理所体现的服务和管理质量水平。
规模是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支撑。商业银行是规模经济的行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以消化刚性的人力和固定资产支出,才可能分散资产配置,提升抗风险能力,以及夯实负债的多元化稳定性。与一般产业不同,银行业的边际成本函数对规模的容忍度更长尾,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管理体系和经营覆盖基本完成布局,单纯的规模增长边际成本也是稳定的。但银行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对中小银行而言,规模的发展目标必须和管理能力边界及外部经济状况相适应;对大型银行而言,随着银行业务规模和复杂度的提升,监管成本也相应增加,比如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从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等各方面都会有更高的监管要求,边际成本也会趋于抬升(见图2-3)。
图2-3 银行业边际成本函数
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的历程中,以及每家商业银行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对质量、效益和规模的不断平衡与重新思考。(www.xing528.com)
在利率管制时期和经济逆周期稳增长时期,突出了对规模的追求。一方面,在利率管制时期,存贷款利差保持相对稳定,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依赖于规模的扩张,特别是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时期,存贷比成为抑制规模过度扩张的工具,银行业的竞争方向局限于贷款和存款业务。另一方面,规模的增长没有绝对的合理增速水平,应与宏观经济整体发展相适应。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适时推出“4万亿”的刺激计划,2009—2012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和盈利持续增长,国有大行在2012年仍创出30%的净利润增速。
在竞争和多元发展下,提升了对效益的理解。在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利率市场化逐步松绑,商业银行既有利差收窄促进差异化经营,在零售银行、小微企业、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互联网金融等特定业务领域快速发展,规模扩张减缓后开始向管理要效益。不同规模的银行也根据自身特点,发展出差异化的特色经营,如一些城商行与农商行深入地方经济一线,在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有一些新兴的依托于科技和互联网头部企业的银行,在网络金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
在经济增速下行期,质量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16年的工作重点概括为“去杠杆”。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开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抬头,2019年更是有数家金融机构因为资产质量问题直接影响到经营可持续性。在质量、效益和规模三者平衡中,商业银行越来越将有质量的发展摆在首位。换个角度看,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一家企业或一家银行的估值,绝不仅仅是站在当下对财务状况进行评估,而是以发展质量为依据进行相应的估值。
因此,质量、效益和规模的关系是相互关联且互生互利的,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规模适度的原则。规模方面,一方面,要以满足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等监管指标为约束;另一方面,要保持与宏观经济相适应,经营规模的扩张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效益方面,不为规模而牺牲质量,避免陷入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效的低效发展。质量方面,要建立在规模和效益的基础上,好的发展质量保证了增量、增收、增值链条的顺畅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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