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传统中的霸权观念

在西语中，“霸权”这一术语最先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的现代用法源于20世纪初沙皇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辩论。在这个正在生成的俄国传统里，这个术语gegemonia，首先是由帕维尔—阿克塞罗德（Pavel Axelrod）创造，然后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接过这个术语，用来指称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的共同斗争中，能够和应当对其他社会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实施的领导权。那种领导权应当通过目标的清晰、说服的技艺和组织的效能来赢得。在此基础上，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发展出了他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民主独裁（专政）理论，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视野。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基于先前的霸权观念，它指称的是一个政体，在其中，独裁，也就是通过强力（force）的统治，将被实施于敌对阶级——那就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身上。而霸权，即通过合意（consent）的统治，将统领工人阶级和联盟阶级，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在诞生的时候，霸权的观念是革命斗争中合意维度的工具。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公式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以强力镇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权力，用著名的口号“面包、土地、和平”将农民自愿地召唤到革命的目标之下。在20世纪早期，当新的苏维埃国家赢得俄国内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在被他的党派遣到莫斯科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接触布尔什维克的霸权概念。然而当他回到罗马之后，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葛兰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在一个法西斯监狱中度过余生。在那里，他写了一系列出色的笔记。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霸权这个在莫斯科期间给他以深刻印象的概念。但葛兰西逐渐将它转变成一个比在俄国的辩论背景中更为核心的概念。他所引进的关键修改，产生了第一个系统性的霸权理论。这一修改是将它从工人阶级的策略，扩展到对任何社会阶级的稳定统治模式的描述——首先，也是最显著的，是有产阶级，即地主和工业家，而他们正是霸权这个概念在俄国所反对的对象。葛兰西在他的《狱中笔记》之中，给了意大利复兴运动中加富尔的皮埃蒙特温和党很大篇幅，作为这一类霸权的历史范例——你也许记得，加富尔正是梁启超的英雄之一。葛兰西指出，这个在商业地主和制造业者之间的联盟在19世纪主导和控制了意大利的统一进程，边缘化了更为激进的马志尼的行动党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并且有力地镇压了真正大众——农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达。

在作出这个社会学上的扩展的同时，葛兰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个俄国术语的意义。很明显，加富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统治，涉及暴力——有很多暴力——包括许多由军人和警察实施的屠杀，但这一统治也涉及合意。葛兰西作品的霸权总是指称强力以及合意二者的结合。但在同时，和这个概念的俄国起源保持一致的是，葛兰西的着重点落在霸权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他将霸权看作一个不仅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换而言之，在这个意大利的传统中，霸权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类型的统治：它所配备的不仅是军事暴力的决定性权力，而且首先是获得被支配者对他们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葛兰西指出，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必须提出一系列对世界的描述，必须提出统领这些描述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大部分将被受支配者内化。和俄国不同的是，在西方，这种霸权仍然紧紧地掌握在剥削者手里，被剥削者必须以剥夺他们的霸权为目标，但是——正如葛兰西在监狱中多么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被剥削者并没有这么做。

葛兰西的健康被法西斯监狱摧毁，他于1937年4月死于意大利，几个月之后，一个成熟的霸权理论在德国完成。《霸权：论居于领导地位国家之书》（Die Hegemonie：Buch der fuhrenden Staaten）于1938年年底希特勒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在德国出版。这是一个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的著作。原初的列宁主义霸权概念侧重于特定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葛兰西在继承和转化这个概念的时候，保留了这个侧重点。他的论述霸权的笔记大多考虑国家内部的阶级间关系，然而他也偶尔——虽然是不成系统地——将这一术语用于国家间的关系，当然并没有对这一独特的权力层面进行完整的理论化。而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一个因截然区分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这样一种二元的法学理论而闻名的法学家，正是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将霸权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来处理。他的长达600页的著作追溯了霸权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霸权的概念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指称城邦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城邦，经过中世纪，最后是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作为先后相继的欧洲霸权力量的兴衰。

在发展他的理论的时候，特里佩尔对葛兰西的笔记一无所知，葛兰西的笔记直到1947年才得见天日。特里佩尔对葛兰西笔记背后的俄国传统也一无所知。然而他复制了这位意大利思想家许多的知识框架，相似程度堪称惊人。特里佩尔解释道，最初激发他对霸权反思的，是普鲁士在德国统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加富尔在意大利统一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葛兰西的霸权范例一样。像葛兰西一样，特里佩尔通过跟支配（Herrschaft）的概念比较，来建构他的霸权概念：一个是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另一个是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再一次，和葛兰西非常相似的，他强调了任何霸权所涉及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它引发受霸权统治者的模仿现象的方式。特里佩尔甚至将这个概念扩展到国家内群体或个人对于群体的关系，从而招致了卡尔·施米特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的话，施米特会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为施米特将霸权概念仅仅用于国际关系。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特里佩尔和葛兰西有尖锐的分歧，对特里佩尔来说，霸权是一种权力，它处于支配（domination）和影响（influence）之间，霸权比影响更强，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对葛兰西来说，霸权相对于支配来说，是一种更强的和更稳定的权力形式。

这个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有一个结构性的理由，反映出两位思想家各自的原初关注点的差异。葛兰西关注的是国家内的阶级关系，特里佩尔关注的是国际关系。在这个由特里佩尔和施米特所共享，并且传递给二战以后德国领军法学家们的传统之中，非常明显的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国际关系中，强力总是压倒合意。实际上，特里佩尔观察到，在国际领域，霸权和支配之间的边界从根本上是变动不居的。对于任何霸权来说，总是存在向支配转变的诱惑或者倾向，将支配作为权力的最高形式。然而甚至这一点，通常也有其限度，因为在国内和国际霸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国内霸权是一个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相对于其他的社会阶级或者集团的统治体系，但是在早期现代欧洲发展出来的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统治另一个国家。基于领土的主权概念排除了这一点。

当然，强制作为一种威胁无处不在，用霍布斯的话说，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中止。但是这一点没有，也并不能被制度化，成为类似国家在其国内空间中的压迫性体系那样的东西。同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合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弱得多的因素，它只是对于利益或者影响力的追求。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作为强制和合意必要的结合，总是很难获得。和国内领域相比，在国际领域，霸权即便在获得之后，也更为松散、更具有隐喻意义。在俄国和意大利传统中，霸权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内霸权，而且首先是基于合意的。在德国传统中，它从根本上是国际的，而且是基于强制的。

在意大利，葛兰西的遗产在阿瑞吉那里得到继承和丰富。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领导了一个以葛兰西命名的革命群体，他在工人和学生运动中是活跃的斗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这笔侧重于国家内关系的意大利的遗产，第一次和思考国际关系的德国传统联姻，形成了一个将这些领域关联在一起的历史理论。对阿瑞吉来说，正如对葛兰西来说一样，霸权结合了强力和合意，但合意是占首位的。在国际上，这种合意通过更为优越的组织和消费模式来获得，而这些模式不仅赢得对于霸主的理想和价值的顺从，同时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了对于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为回报，这样的霸权给所有国家中的统治群体带来利益，为国际秩序设定可预测的规则，防备共同的威胁。在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和“剥削性的支配”并不同，在后者，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暴力的实施来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顺从或者贡赋，而并不给予他们利益作为补偿。

阿瑞吉认为，支配应当被设想为首先依赖于强力，而霸权则是“附加到支配性群体之上的额外权力，它的获取，有赖于一种能力——它安排各种问题，使得冲突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得以展开”。这在国际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在这里，霸权是世界领导权，授予任何“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是一种原动力，促进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的集体权力的全面扩张”或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其针对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扩张，符合所有国家中的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国家。对阿瑞吉来说，这一结果的实现，通常并不仅仅通过某种管理，而是通过对先前的国家体系的转化。这样一个转化涉及什么？从结构上说，它带来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新的结合，企业层面的资本积累，国家层面的领土扩张，彼此独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动力机制。

这正是产生出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霸权的框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原型霸权之后，他的叙事转向了三个强大的近代霸权：第一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然后是19世纪的英国，最后是20世纪的美国。这个序列的驱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在于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周期。最先进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资本主义扩张最初是物质性的，即对商品生产的投资和对市场的征服。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竞争降低了利润，以致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集团能够控制竞争对手，发展出降低最终价格的技术或者产品的空间。在那个时候，霸主的积累转向了金融扩张，竞争的国家在领土扩张的冲动下就流动资本进行竞争。随着对抗，往往是军事冲突的升级，霸权崩溃，产生一段时间的体系性混乱。从这一混乱中，新的霸权力量最终产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物质扩张的周期，新的霸权力量有能力服务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这个序列中，每个继起的霸权都更为全面，比上一个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

我们今天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坚定和清晰地认为，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20世纪60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兴起的是金融扩张的周期，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阿瑞吉同样很早就预测，这一轮金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在其内爆之后，美国霸权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这个预测的第一部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第二部分在他的1994年发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之中，阿瑞吉观察到，美国霸权的黄昏具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那就是，和荷兰或英国霸权的衰落很不同的是，军事权力和金融权力之间的分野已经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压倒性的全球优势，虽然它逐渐下降到一个负债国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钱柜转移到了东亚。以前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情。再一次，随着一个霸主的凋零，体系性的混乱近在眼前。(www.xing528.com)

从这一场混乱之中将会产生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瑞吉认为有三种可能性：或许是另一场有可能摧毁整个星球的世界大战；或许是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国的痉挛性回归；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现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在其中，霸权业已消失，因为在国家之内的阶级差别不再严重，国家间的关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换而言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在东亚。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为自信了。战争的危险减退了，一个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国的可能性也变得遥远。他的最后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刚刚在中国露面，其中心论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于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前景。看起来，好像全人类将要把霸权作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甩在身后。阿瑞吉的临时性结论，以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和基欧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所作出的并无不同的判断。我们现在能够期望迈向一个“霸权之后”的时代，但并不是基欧汉理解的资本家间合作的和谐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对阿瑞吉来说，美国的霸权已经奄奄一息，被不断上升的外债、军事冒险主义和中国崛起所削弱。阿瑞吉过去是对的吗？现在是对的吗？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债权人敢于催逼，因为害怕美国崩溃给自己带来的结果。在阿瑞吉认为：我们现在能够期望迈向一个“霸权之后”的时代，但并不是基欧汉理解的资本家间合作的和谐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对于那个为德国所主导的思想路线来说，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就其定义来说，就是单数的——每个时代只能有一个霸权。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对于美国来说，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经济压力。而在华盛顿的这个被认为是开明的、多边主义的新政权，就像那个被认为是愚昧和单边主义的旧政权那样，相信它最终会胜利。确定无疑的是，从这些华盛顿轻易挨过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战可相提并论的失败。而就中国来说，它自身的发展和稳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之内，不会轻易打挑战美国权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测的另一面，即一个遵照斯密的方针实现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场社会的长期愿景，又会如何呢？不管这个前景是多么诱人，必须质疑它的现实性。仅仅谈论一个市场，而不具体分析镶嵌其中的财产关系，只是一种抽象。斯密是在另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写作，这个时期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公司的出现，更不用说后现代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了。他对于今天来说，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启示。

本文系佩里·安德森的演讲稿《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转引自《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第34～40页（选编有部分删节）。

【注释】

[1]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的代表人物，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和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代表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1962）、《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认知与兴趣》（1968）、《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话语的伦理学》（1991）、《后形而上学思想》（1992）等。

[2]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合作的代表著作有：《帝国》（2000）、《诸众》（2004）、《大同世界》（2011）等。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著名的意大利籍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著有《颠覆的政治：21世纪的宣言》（1989）、《愤怒的异类：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学》（2000）等。

[3]Deleuze和Guattari合著的A Thousand Plateaus。

[4]Gilles Deleuze，Postcript on Control Socities，in Negoti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5]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美学教授，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代表著作有：《神圣的人》（1995）、《例外状态》（2005）、《至高贫穷》（2011）等。

[6]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教授，《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代表著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4）、《后现代性的起源》（1998）、《绝对主义国家谱系》（197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