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私有财产与政治支配的终结

如同在它之前的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的社会也必须生产自己的空间，不过是在完全意识到其概念与潜在问题的情形下的生产空间。

现在很流行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落伍了，比较不能切合历史了。然而正是在目前更甚以往，我们除非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的光照下，将其修正以应用到特殊情境，否则无法分析世界的种种现象。

虽然《资本论》并未分析空间，某些概念，诸如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今日却可以应用在空间上。现在我们必须作一个马克思未提及的区分——对自然的支配（domination）与对自然的取用（appropriation）。这个冲突在空间中展开：在被支配的空间与被取用的空间中。比起马克思的时代，自然在当前更加是所有使用价值的来源。

我们应当将空间社会化吗？当然不行：它已经在既有的社会和生产模式中被社会化了。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它接纳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最终结局还是一样，无论它怎么被分层与控制，它仍然反映了前一个社会的层级。

一个“不同”的社会，发明、创造、生产了新的空间形式，但是现在的财产和生产关系阻滞了这种可能性。有些人希望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里继续成长与积累，亦即持续在空间中生产事物。另一些人则希望打破这种生产模式。可是生产力已经有了大幅的改变，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为空间的生产。因此，必须先进到这个质的跳跃的最终结果。这包括持续量的成长，不是打破它，而是释放其全部潜力。

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指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

再者，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乃是量化与愈形均质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exchangeable）因而能互换（interchangeable）的商业化空间；是一个国家无法忍受任何抵抗与阻碍的警察空间。因此，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倾向于汇合一起，而消除所有的差异。

根据一些目前的趋势，在我们能够感知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s）。

（1）社会运动的决定性角色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唯有工人和农民运动汇合与联结起来，扣连到事物的生产与物质性工作，以及使用空间的人，才能使世界改变。相应于空间的拥有与管理，都市社会运动并没有来自工厂、单位和生产分支的持续特质与制度性允诺。然而如果来自基层（base）（消费者）的压力足够大，它将影响一般性的生产，使之朝向空间与这个基层的社会需求。那些有利益牵涉的各种行动，将决定这些社会需求，而不再是由“专家”决定。设备（equipment）与环境的观念便因之能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脉络中解放出来。然而社会基层的自发性爆炸，虽然是革命性且深刻的，却仍不足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一个适当的、操作性定义的空间。它将是这些决定要素的一个整合部分。但是社会空间的管理，像自然一样，只能是集体的与实际的，由基层控制，亦即是民主的。有“利害关系”的各方，有所“关切”的群体，将会介入、管理与控制它。但是他们首先要引向所有强制安置的空间的终点——爆炸。

（2）普遍性的自我管理

将先前由“自上而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重新建构为“自下而上”的空间，也就是普遍性的自我管理，亦即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完成各单位与生产程序的管理。只有以这种方式，生产工具的社会化才能包括空间的论题。若走其他道路，将“社会主义空间”定义为自然空间，或是定义为位居先前空间之上的公社生活，或是以“欢乐”（conviviality）来予以定义，都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最终目标与实行阶段。换句话说，那是一种抽象的乌托邦。

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定义成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这些社会需要大部分关涉空间：住宅、家庭设备、运输与都市空间之重组，等等。它们延伸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趋势，但同时剧烈地修改了其产品。这样做有助于日常生活的转变，有助于以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来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www.xing528.com)

这种转变的开始必须等待思想、想象与创造性的转变，而这又有赖于克服“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分离，和“公众慈善”等混淆不清的社会的与集体的幻觉。

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只能借由将空间的矛盾纳入其他经济和社会矛盾，才能解决空间矛盾。当然，来自基层的压力和空间的自我管理，不能将自己局限为改良主义（reformism）。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将世界“翻转过来”意味着颠覆支配性空间，将取用置于支配之上，将需要置于命令之上，将使用置于交换之上。自我管理显示其自身同时是手段和目标，是一个战斗状态也是其攻击目标。在被转化了的空间中，可以（也必须）对生产活动里的关系重新定义，回归内部市场，慎重地朝向空间的论题。要被重新定义的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这将会引致转变与颠覆。

（3）重新将空间定义为使用价值的一种函数

——如何预知这些革命性的过程？

如果目前的情势不会化简为经济危机，反而呼吁对社会与文明的深刻改造，那么它仍然提供了可以发动转变的参考点。因此，改造可以这么定义：由交换手段和运输具有优先性的观点而生产的空间，将改由使用价值具有优先性的观点来生产。空间的革命暗含且扩大了革命的概念，后者被定义为生产工具拥有权的改变。它给予革命一个新的面向，由压制私有财产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形式——空间——开始：包括地下空间、地面空间、大气层空间、星球空间，甚至是星际空间。

所谓的变革方案——国家控有土地、国有化、市场化——并未成功。然则我们如何能限制与压抑空间的所有权呢？也许可以借由回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来解决：在必然会来临的某一天，对土地、自然及其资源的私人所有权，会显得如同一个人类的成员拥有另一个人类的成员一样荒谬、丑恶与愚蠢。

与生态学者视为基本的“环境污染”相关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但它们是次要的。

在那种观点里，社会的真实问题及其转变，被转向自然主义了，例如其中的生物主义将人类空间当成动物空间来处理。

总而言之，社会的转变预设了空间的拥有与集体管理，被“利害相关的各方”（interested parties）不断干预，即使它们有着多重（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利益。这种取向（orientation）能够克服独特的工作空间和重复的商品空间之间的分隔与脱离。

这是一种取向，既不丰富，也不匮乏。但是它的确指明了一种意义，也就是某些东西已经被感知到了，一个方向也被构想好了，一个有活力的运动正朝着界限渐次展开。然而目前还没有出现称得上是具有系统性的成果。

选自［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