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产生与败落：内外交界模糊对社会生产的重要意义

内部和外界之间的分界正日益模糊，这对主体性的社会生产有着重要意义。现代社会理论对制度进行了分析，其最核心，也是最常见的论点之一是：主体性并非预定的、原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形成于社会力量立场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理论逐步清除了主体性定于社会的观点，而将主体性的生产建立在主要社会制度的功能中，这些制度包括监狱、家庭、工厂、学校等。

在此应特别提到这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主体性生产是一个恒常的社会生成过程。当你的老板在楼梯上向你打招呼，或一所高中的校长在学校走廊里向你打招呼时，一种主体性就形成了。在具体制度环境中，为主体所展开的物质行为就构成了主体性的生产过程。反过来说，主体通过自身的行动而被作用、被生成。其次，制度为主体性生产的实施提供了具体的地点（家庭、教堂、教室，等等）。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应被视为由主体性生产工厂构成的群岛。在人的一生中，个人穿入，再穿出这些制度（从学校到兵营再到工厂），被它们打造成形。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具有基础意义。每一种制度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主体化逻辑。学校对你说“你再也不是在家了”，军队又对你说，“你再也不是在学校了”。然而在每一种制度的高墙内，个人至少部分受到庇护，免受其他制度的左右。在修道院中，你通常就免受家庭制度的左右；在家里，你通常就超出了工厂纪律的节制范围。制度的这种定界分明的地域性在被制造出的主体性的规则的、固定的形式上得到体现。

在转向帝国社会的过程中，现代状态的第一个方面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主体性仍是在社会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实际上，社会制度的主体性生产在方式上更加集中。我们可以说，当社会构成论这一现代理论已走到极端，当一切主体性都被确认为人造品时，我们也就达到了后现代时代。然而在今天，正如人们都在说的那样，所有涉及的机制几乎在所有地区都陷入了危机。既然如此，上述的一切又怎么可能呢？现代制度的普遍危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已不再生产主体性。真正已发生了改变的是第二个条件。这也就是说，对主体性生产地点的界定已不同于以往。

换而言之，危机意味着今天，曾在过去界定各种制度的有限空间的封闭边界已崩溃，从而令原先主要在各制度的高墙之内发挥作用的逻辑现在已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内部在外界已变得难以区分。(www.xing528.com)

尽管这是一场无所不在的危机，但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举例而言，在美国人口中，核心家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被囚禁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上升。核心家庭和监狱这两种制度都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们发生效力的地点都已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人们不应该认为，核心家庭的危机已带来父权的衰落。相反，在整个社会领域，“家庭价值”的话语与实践似乎无处不在。老式的女权主义口号“个人也是政治”已被颠倒了过来，以至于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划界已彻底破碎。同样，监狱的危机意味着卡瑟罗（carceral）逻辑和技术正日益扩大到社会其他各领域。在帝国社会中，主体性的生产正越来越趋向于不受任何具体地点的限制。一个人总是仍在学校中，仍在监狱中，等等。这样，随着边界的普遍崩溃，制度的功能同时得到广化和深化。生产地点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于生产出的主体性在形式上的不确定性。这样，帝国的社会制度可被视为处于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衰败构成的流动过程中。

这种转变并不仅限于主要国家和地区，而是趋于普遍到整个世界，尽管各地程度不同，殖民地当局在为自己辩白时，总是为其在殖民地建立起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大唱颂歌，说这些制度将构成新市民社会的背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强大的国家向外输出自己的制度形式；而在当前的后现代过程中，被输出的则成为制度的普遍危机。帝国的制度结构就像一套带病毒的软件程序，不断地调整着、败坏着周围的制度形式。帝国的控制型社会正趋于成为今日各地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