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式种族主义的形式、策略和现代主权的对比

在我们的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构造正在发生着改变，而由现代主权到帝国主权的变迁展示出了变化之中的种族主义的多张面孔，它认为所有文化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只要人们同意依照彼此间同一性的差异行事，只要人们在行动中体现出各自的种族，这种多元主义立场也就乐于接受所有的差异。因此，种族差异被认为在原则上是偶然性的，但在实践中，它们作为社会隔离的标志又是必须存在的。在理论上，文化对生理差异或种族的取代就变成了一种种族保护理论。种族主义理论的这种变化向我们展示出帝国式理论如何能做到既吸纳传统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同时又保存住社会隔离原则。

在此刻，我们必须小心地注意到，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本身只是一种隔离理论，而非一种等级理论。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在各种族间设定了一套等级秩序，以之为实行隔离的基础条件；而帝国式种族主义在不同种族或民族孰优孰劣这一问题上闭口不语，将其视为纯偶然性、实际性的一件事。换而言之，它不再将种族等级视为社会状况的原因，而观其为结果。举例而言，在某些地区，非裔美国学生在学习倾向测试中的得分一向比亚裔美国学生低。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因为种族劣性，而是文化差异。亚籍美国人的文化总是给予教育以很大的重要性，它鼓励学生集体学习，等等。不同种族之间的等级差异成了已被决定的后决状况，成了文化的结果。根据这种理论，种族霸权和统治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是在自由竞争中产生的。

当然，种族主义实践并不一定就会老老实实地按照种族主义理论行事。然而从我们的分析，已很清楚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的实践行为已失去了一个核心支持。它已不再拥有种族优越理论，而这种理论也正是现代种族排斥行为的基础。根据加利奥·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欧洲种族主义的运行从来就没有依赖过排斥，或指认某人为他者……种族主义的运行受决定于与白人面孔比较的相去程度，它一直努力把不相符特征融合进来，融入向心性越来越强的波潮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存在所谓的外界”^[3]。德勒兹和瓜塔里向人们的一般认识发起挑战，他们不再从二元分裂和排斥的角度去构想强制种族主义行为，而将其构想为一种差别性容纳策略。没有哪一种身份被标为他者，也没有哪一个人被排斥在领域之外，所谓外界根本就不存在。帝国式的种族主义理论无法将人种之间的原质区别确立为自己的出发点，同样，帝国式的种族主义行为也无法以对种族他者的排斥为自己的起始点。白人霸权在发挥其功能时，它首先进攻他者，然后再根据与白人特征的相去程度将各种差异——征服。对奇怪的、未知的他者的仇恨和恐惧与这毫无关系。仇恨诞生于相似性中，并通过邻里间的差异程度得到细化、精化。(www.xing528.com)

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中就没有种族排斥。毫无疑问，一条条由种族壁垒造成的隔离线纵横交织，它们穿越城市，覆盖全球，我们要表达的要点是：种族排斥通常是差别性容纳的结果。换而言之，今天再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当作种族等级的典型模式已是错误。差异并未被书写入法律之中，而他者性的提出也不会走向极端，成为他者。帝国不会将差异视为绝对，它从不把种族差异确立为天生的、必然的差异，而是把它们确立为等级上的、偶然的差异。征服实现于对日常活动的统辖之中，尽管这些日常活动流动多变，却能制造出稳定、残酷的种族等级。

认识帝国式种族主义的形式和策略有益于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突出现代主权和帝国主权之间的对比。殖民地种族主义首先把差异推到极端，接下来再纳入他者，以之为自我的负基础。现代时期民族的形成同这种操作紧密相连。对某一个民族的界定不仅仅在于其成员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欲望或潜能，更在于其与自身的他者的辩证关系。对一个民族的界定总是根据地域（无论是实在的，或是虚拟的）进行的。与此形成对照，帝国秩序同这种辩证关系毫不相干。帝国式种族主义，或曰差别性种族主义，将他者融入自己的秩序中，然后再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对差异进行协调统一。这样，固定的、生理性的民族观就趋于消融，化为一个流动的、无定形的民众。当然，各种冲突和抗争之线纵横贯穿其中，但其中任何一条也无法成为固定的、永久的分界。帝国社会的表层处在连续不断地变化更新之中，其程度如此之剧，以至于令任何地点的观念都失去稳定性。现代种族主义的核心一刻发生在边界上，发生在内部与外在的对比、对抗之中。正如杜·波依斯在近一百年前所说的，20世纪的问题也就是肤色分界线的问题。与之相比，帝国式种族主义向21世纪展望，它所依赖的是差异的运行，以及在其连续扩张的领域内对微观冲突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