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主权

帝国的新人民相信新的开篇、新的章节，而我在继续在为旧故事而打拼。我希望，在故事结束之前，它能揭示出为何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J．M．考特茨（J．M．Coetzee）

现代对现代性的二元性的批判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那一批判传统的立足点却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它处在危机的临界点，故而既在现代之内，又在现代之外。在向着帝国世界的转变过程中，边界地带已不再存有了，故而现代批判策略也不再有效。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在现代欧洲哲学史上，自康德至福柯对“何谓启蒙”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康德对启蒙作出了最经典的现代主义的描述：敢于获取知识，摆脱“不成熟”状态，在社会领域的中心欢庆公众对理性的运用。福柯的答案，如果我们历史地去看，同康德的答案差别也并不巨大。福柯不必同布雷德里克二世的暴政周旋，也不必像康德那样希望把暴政引向更具理性的政治。在他所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系统中，广大的政治交换领域已为人们习以为然。然而他的回答再一次强调要横跨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主体性和“外部”社会空间；不过，福柯的划分把传统划分颠了个个儿，他把“内部”的系统同“外部”的主体性区分开。现代批判的合理性，它的重心，就落在内与外的边界上。

福柯的确加入了另一条质询，以寻求超越边界和公众领域的现代观。“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使能力的增长同权力关系的激化相脱离？”这一新的任务要求使用新的方法：“我们必须超越非内即外的选择。”福柯的回答仍是相当传统的：“我们必须走上前线。”最后，福柯对启蒙的哲学批判又回到启蒙的立足点，就在这内与外的潮涨潮落中，对现代性的批判最终未能突破现代性本身的术语和局限，而是在它的边界上静止下来。(www.xing528.com)

边界地带——这个既属于内部，又属于外部的地带——成了批判权力系统的立足点。同样的观念也激发出现代政治理论的批判传统。长期以来，现代共和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结合了现实的基础和空想的创新。共和总是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在主流历史进程之中。可同时它又寻求改变政治领域，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外部，一个解放的开放空间。这一批判传统的三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认为，是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和马克思。他们的思想总是把基础建立于真实的现代主权形成过程之中，他们试图引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为一个另类社会的出现开辟出空间。外部从内部建立起来。

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建立起民主政治的生成性力量诞生于中世纪秩序的破裂中，诞生于规范向现代性转变时所出现的混乱局面的必须中。新的民主原则是乌托邦式的开端，它直接响应于真实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危机的要求。同样，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对现代主权的批判发自历史进程内部。针对君主和贵族力量，斯宾诺莎将民主界定为政府的绝对形式，因为在民主制下，统治的是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实际上，民主制是唯一可实现绝对的政府形式。最后，对马克思而言，每一种解放的开端——从工资斗争到政治革命——都提出使用价值的独立性，以反抗交换价值的世界、反抗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但这种独立性又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自身之中。在上述的所有例证中，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位于权力形式的历史演化之中，都是在寻找着外部的内部。即便在对外界最极端、最激进的追寻中，内部仍被作为基础，有时作为负面基础。马基雅维利的新共和国的形式，斯宾诺莎的民众民主解放，还有马克思的国家的革命废除，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内部都存在于被投射为乌托邦的外部之中。

我们并不是想暗示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从未真正达到能引起视角转换的破裂点，也不是想表示这些现代批判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益处。马基雅维利的自由、斯宾诺莎的欲望、马克思的活劳动，这些都是包含着真正改变力量的概念，这是一种面对现实，并超越既有生存条件的力量。之所以这些批判概念的力量能摆脱它们自身同现代性的暧昧关系，这主要在于它们被作为本体需求而提出。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力量所在之处，也正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敲诈被拒绝之处。换句话说，当乌托邦式思想摆脱了将其限制于现有的同系现象的压力，一种新的形式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