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成果

如果说单元决定论而不是多元决定论是各种支配社会因素的逻辑发生冲突时的特点，那么所有的社会革命（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中发生的革命）也必然是文化革命，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因为支配这种需求的逻辑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停滞），也就不可能有社会革命。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史很好地证明了我提出的这一假设。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只看作一个经济范畴，用普及的劳动产品市场（工薪阶层、自由职业者）和资本市场（这里理解为生产手段，它们也是社会劳动的产物）等字眼就可以加以概括：甚至也不能从更基本处着眼（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方法论），用特定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些关系总和又和更上层的及特定的生产力结构发生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经济异化的特殊性，它们对经济生活自治本性的确认以及意识形态对其他因素的支配能力——也同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我不能只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单纯的经济体，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来读的人却常常这么做。我这样来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复杂的特点：价值规律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而且也支配着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得更远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特有文化之上的（因此我把这种文化称为资本主义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它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①个人自由（资产阶级对自由观念的理解）；②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独立的理性（前资本主义时代，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调和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主要的问题）；③理性与解放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使后者已经被严格的资产阶级术语（法治国家、法律上的平等等等）概念化了。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时代及其非凡成就：文艺复兴时代，然后一个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它在经济领域的表现（重商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建树（与以前的封建制度相对立的绝对君主制的建立），以及社会契约的形成和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新型国家（典型代表是美洲革命和后来的法国革命，后者尤甚）。这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三四个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从工业革命起，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最终成型了。

这一历史当然要对社会理论提出质疑。乍看上去，社会革命很晚以后才在经济（以工资制为基础的工业）和政治（多多少少实行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领域发生。上文提到的文化革命真是先于社会革命发生的吗？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就受到了质疑。文化运动应该决定经济和政治运动。这就是韦伯的观点（新教产生了资本主义）。但这不是我对历史的理解。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文化、经济（组织经济生活、重商主义已经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了）和政治（绝对君主制已经是对封建制的否定，并且它还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阶级利益的历史性妥协）分阶段共同演变。在我看来这也是马克思的看法。

不管以什么方式，社会理论一直是人们质疑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把处在从重商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确切地说从1492—1789年），位于大西洋沿岸、欧洲大陆的经济生活称作“原始资本主义”的话，那么除了晚些时候的中世纪“西方”外，其他先进的氏族社会，如中国和印度也存在过种种原始资本主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完成，似乎并没有同时发生有利于该革命的文化运动。那么如何解释欧洲历史进程的这种特殊性呢？

因此，我们迫切想用文化主义的观点作出解释。在基督教文化和封建欧洲文化中一定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因素（特异性），是它们使得文化运动的逻辑和经济变化的逻辑奇妙地、奇迹般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在其他的地方应该没有。因为其他地方的文化特性和它不同。

文化主义号召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上文提到的古代西方文化的特异性问题上。人们曾经使用过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一些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另外一些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有人认为使用以下方法便可以揭开谜底，即历史在其普遍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沿着两条道路前进，也就是说有两种发展方式：一种是亚洲式，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主导因素，这种方式会“堵死”社会变革的机会。另一种先后表现为奴隶封建制。它们赋予私有财产种种特权，特权使社会产生了变革的动力；在历史马克思主义范畴外，其他的一些文化主义分析，要么热衷于探究西方诸神（理性、普罗米修斯、民主）青睐的希腊祖先，要么则潜心探讨基督教的美德。我对以上这些以欧洲为中心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批评。有鉴于此，我的研究重点一方面是关于神话创造古希腊祖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各种宗教都普遍具有的灵活性问题。人们曾经错误地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有这种灵活性。其实，这种灵活性对各种宗教来说都相当普遍，因为我们在其他宗教中找到了相似的例子。总之，我注意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和当时的伊斯兰教（还有其他宗教）一样关注宗教信仰和理智的协调问题，而资本主义文化革命一出现，这种协调就消失了。

于是，我对欧洲历史进程的特异性作出了我自己的解释，它从本质上来说一点儿也不符合文化主义者的目的。我把重点放在边缘地区氏族制社会生产方式的灵活性上，它正好与中心地区生产方式的僵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分别是封建时代的欧洲与日本）。由此我提出了历史上各个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假设。该假设与我提出的单元决定论的观点相互呼应。位于中心地区的氏族制社会，文化逻辑一统天下。有可能导致经济革命的逻辑则不敌文化逻辑，处于较弱的地位。相反，位于边缘地区的氏族制社会（我们称之为封建制的），它的文化逻辑因所在地远离中心地区而减弱。所以面对经济扩张的压力，它们就比较容易作出让步。

社会主义革命退出了现阶段的世界舞台。在我看来，它未竟的历史肯定了文化革命对历史的重要推动作用。

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词，而首先是另外一种人类文明。我认为，引导人们创造一个新人（用“人”这个词是为了避免光提男人而忽略了女人）不是空洞的口号。如果没有新人类，或者谦虚一点儿说，没有更先进、更好的人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因此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新人应该是比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观拥有更多自由的人。因为超越了商品异化，社会会变得更加透明。当然，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历史的终结，因此上文提到的透明也是相对的，就像数学语汇里的草图，是在一定范围内的透明。首先是经济和政治决策透明——就是说，掌握了控制结果的知识。此外，民主也要求透明度。就是说，施行民主同时也承受自由可能带来的风险。在这些前提下，社会主义设计的自由比启蒙哲学定义的自由内容要宽泛得多。

但是无论是1917年革命，还是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没能承认新人类的必要性。社会主义首先是理想主义。因为它自己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列举客观证明了。1917年革命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以后所发生的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而是一场悲剧。苏维埃社会主义获得了热情的支持，但是它不可能不受外界制约，自由地实现先驱者的构思。它遇到了一个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即现存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无法回避的“追赶”问题。苏维埃社会主义为“追赶”问题逐渐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从此建设新人类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斯大林时代电影人物的身上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人们逐步从新人类沦为享有社会优待（一种与社会民主主义无甚差别的观点）的工人，或者更糟，沦为了顺从而幸福的“小资产者”。（难道还有其他更合适的形容吗？）晚些时候，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它的应对方式不像苏联那样充满讽刺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宫廷”政变纯粹是荒谬的欧洲中心论！）

……

到此为止，文化革命计划和有待实现的社会革命计划还从来没有并存过。是什么原因使两者不能并存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释平淡无奇：中国“文化大革命”相对于它发生的时代来说是超前了。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最主要的现实问题和1917年后的苏联一样，是“追赶”而非“超越”。“空想共产主义”劈头碰上了这些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尖锐问题，而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扩张政策的内在特点。由于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发现这一问题，不平等发展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又在其他地方冒了出来，确切地说它们出现在“被社会帝国主义腐蚀了”的、受“永恒”（为了对应“历史的终结”一词）的商品异化法则支配的中心地区里。这里，在这种否定商品异化观念的启发下，诞生了一些重要的想法。绿党成员、女权主义者、极端家庭及性自由主义者可能对这种观点加以吸收、利用。因此，不管怎么说，它都有效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中一些不可忽视的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惜这些所作所为发生在西方！(www.xing528.com)

最初的这幕共产主义革命的悲剧根源于下列悖论：直到目前为止，文化革命意识和以变革生产关系为目的的社会运动意识没有互相配合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开辟的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创造了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持续时间短暂的俄国革命和其后比它持续时间长得多的中国革命都曾经声称要由此进行文化革命。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实现它们的梦想。此外1968年发生在西方的革命就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凭此就能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和它所设想的新人类是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空想吗？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比其先驱者的设想长得多的过程？凭直觉，我强烈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超越了资本主义局限的、作为人类历史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将由文化需求来主导吗？我将在以后的章节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选自［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贾瑞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1～46页。

【注释】

[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Jameson，193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杜克大学教授，2008年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获得者。代表著作有：《政治无意识》（1981）、《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等。

[2]载于他的近期结集《入门篇》（Primer），由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这一家”出版社（This Press）出版。

[3]萨特：《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

[4]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代表著作有：《文化的观念》（2000）、《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1981）、《文学理论引论》（1983）、《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1984）等。

[5]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New Left Review，No．146，Jul．1984，p．87．

[6]David Edgar（ed），State of State of Play（London，1999），p．25．

[7]David Edgar（ed），state of State of play（London，1999），p．11．

[8]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代表著作有：《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资本的限度》（1982）、《资本的都市化》（1985）、《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89）、《资本的空间》（2001）和《新帝国主义》（2003）等。

[9]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家政治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代表著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资本主义的危机》（197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