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波德莱尔在其有重大影响的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里写道：“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

我想非常密切地关注短暂与流变同永恒与不变的这种结合。作为一场美学运动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已经摇摇晃晃地从这种两重公式的一边走向了另一边，经常使它显得像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注意到的，在意义方面似乎可以摇来摆去，直到它面向着相反的方向。我认为，我们以波德莱尔对张力的感受为武装，可以更好地理解属于现代主义的某些相互矛盾的含义，艺术实践的某些极其多样化的趋势，以及以它的名义所奉献的一些美学和哲学判断。

我将暂时把现代生活“为什么”被赋予了那么多短暂性和变化的特征的问题放到一边。然而具有如此特征的现代性的状况，一般来说是无可争议的。例如，以下是伯曼的描述：

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体验方式——对空间与时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风险的体验——这是今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所共有的。我把这种体验的实质内容称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要在一种使人指望冒险、权力、享乐、成长、改变自我和世界的环境里找到自我——与此同时，这也有可能毁灭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现在成为的一切。现代的各种环境和各种体验跨越了地理与种族、阶级与民族、宗教与意识形态的一切边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要把全人类团结起来。然而这是一种悖论性的团结，是一种不团结的团结；它把我们全部都倾倒进不断的分裂与复苏、斗争与矛盾、模棱两可与极度痛苦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之中。成为现代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宇宙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个宇宙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伯曼接着表明了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各种作家（歌德、马克思、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利和其他许多人）如何面对并力图应付对于分裂、短暂与混乱的变化的这种压倒性的感受。相同的这个主题最近得到了弗里斯比的回应，他在对三位现代思想家——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研究中强调：“他们关注的核心在于，对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独特体验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和任意的。”伯曼和弗里斯比两人把自己对过去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当代敏感硬塞进短暂性和分裂里去，因而或许过分强调了波德莱尔的两重表述的一个方面，有丰富的证据使人想到：最“现代的”作家们已经认识到了有关现代性唯一可靠的东西就是它的不可靠性，乃至它对于“总体化的混乱”的爱好。例如，历史学家卡尔·朔尔斯克注意到在“世纪末的”维也纳：“高雅文化进入了一种无限创新的回旋之中，每个领域都宣布独立于整体，每个部分反过来又落入各个部分之中。进入变化的无情的离心机之中导致了各种概念，各种文化现象或许能靠它们被凝固在思想中。不仅是文化的生产者，而且还有文化分析家和批评家，都沦为了分裂的牺牲者。”

诗人W．B．叶芝在以下的诗句里捕捉到了相同的情绪：

万物土崩瓦解；中心无法支撑；

释放在这世上的只不过是混乱。

如果现代生活的确像这样充满着短暂、流变、分裂和偶然的感觉，那么紧接着就会有很多引人注目的后果。首先，现代性可能毫不在意它自身的过去，更不用说任何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事物的昙花一现使得难以保持对于历史连续性的任何感受。如果有什么属于历史的含义的话，那么这种含义就必须从变化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中去发现和界定，这个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影响到了讨论的各种术语，以及正在被讨论的无论什么东西。因此，现代性不仅需要无情地打破任何或所有在前的历史状况，而且也使它本身具有了一种内在断裂和分裂的绝无止境的过程的特征。如波吉奥里和布尔格尔所记录的，先锋派在现代主义的历史上通常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激进的冲击、复苏和压制来打断任何连续感。如何解释这一点，如何发现这种彻底破坏之中“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各种要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如画家保罗·克利指出的，即使现代主义始终致力于发现“偶然的本质特征”，但它现在在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意义的领域里也不得不这么做，那些意义经常显得“与对昨天的理性体验相抵触”。分裂成那种疯狂剪贴簿的美学实践和判断，“充满色彩斑斓的各种入口，这些入口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毫无确定的、合理的或经济上的规划”，拉邦把它们描述为都市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www.xing528.com)

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在哪里可以寻找到某种一致感，更不必说某种无可辩驳的、被认为潜伏于空间和时间的这种社会变化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中的“永恒与不变”？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种哲学的甚至是实际的回答。由于这个回答支配了后来大多数关于现代性之含义的论争，因而值得作更加仔细的研究。

虽然“现代”这个词语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但哈贝马斯所称的现代性的“规划”却在18世纪期间才进入到焦点之中。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身而言，这种规划就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主的艺术”。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

启蒙运动的思想（我在这里所依据的是卡西尔1951年的描述）接受了进步的观念，积极探寻现代性所拥护的打破历史和传统。首先，正是一场世俗的运动，才追求知识和社会组织的非神秘化与非神圣化，以便把人类从自身的各种锁链中解放出来。它得到了教皇亚历山大的指令，“对人类的正当研究是人”，要怀着极大的严肃认真。由于它也称赞人类的创造性、科学的发现和以人类进步的名义追求个人的杰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欢迎变化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把昙花一现、流变和分裂看成是一种必要条件，可以通过它实现现代化的规划。平等、自由的信条，对人类理智（曾经允诺了受教育的好处）以及对普遍理性的信念，随处可见。“一部好的法律必须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的阵痛中宣称说，“完全相同的是，一种真实的主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观点是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的。哈贝马斯评论说，像孔多塞那样的作者拥有“过高的期望，期望艺术与科学不仅会促进对自然力的控制，而且也会促进对于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制度公正甚至人类幸福的理解”。

20世纪——以及它的死亡集中营和死亡小组，它的军国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它的核毁灭的威胁和它的广岛与长崎的经历——肯定已经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更糟的是，怀疑依然在悄悄行动：启蒙运动的规划注定要转而反对它自身，并以人类解放的名义把人类解放的追求转变成一种普遍压迫的体系。这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大胆的命题。他们在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的阴影之下写作，他们论证说，隐藏在启蒙理性背后的逻辑，是一种支配和压迫的逻辑。支配自然的渴望需要对人类的支配，最终，这只可能导致“自我支配的噩梦般的状况”。他们断定，反抗自然是摆脱绝境的唯一出路，它必须被设想为人类本性反抗纯粹工具理性对于文化和个性的压迫性力量。

无论如何，启蒙运动的规划注定了从一开始就把我们投入到了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之中，无论如何，它必定会导致奥斯威辛和广岛，无论它还剩下什么通报和激发当代思想与行动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像哈贝马斯一样，有些人在继续支持这种规划，尽管对各种目标怀着一种强烈的怀疑主义态度，有很多人对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感到极度痛苦，对在当代经济和政治的各种条件下实现这样一种规划的可能性也存在着某种悲观主义。也有一些人——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应当以人类解放的名义彻底抛弃启蒙运动的规划。我们采取何种立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近代史的“黑暗一面”，以及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把它归因于启蒙理性的缺陷，而不是归因于缺乏对它的恰当的运用。

当然，启蒙思想把很多艰难的问题完全内在化了，它所拥有的不是一些令人烦恼的矛盾。首先，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是无所不在的，而各种目标本身绝不可能是被指定的，恰恰除了根据某种乌托邦式的计划之外，这种计划经常被认为是对一些人的压迫，正像它被认为是对一些人的解放一样。此外，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问题恰恰是，谁有权拥有优越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什么条件下被当作权力来运用。卢梭说，人类被迫成为自由的；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从卢梭的哲学思想停止的地方开始前进。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弗朗西斯·培根在他的乌托邦式的小册子《新大西岛》中设想出了一个圣贤之家，那些圣贤将成为知识、伦理判断和真正的科学家的保护者；他们生活于社群的日常生活之外，能对社群发挥非凡的道德力量。对于这种精英的但却是一种男性集体的、白人贤哲的观点，有人反对伟大思想家、人类伟大恩人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形象，反对那些人通过自己独一无二的努力和奋斗就会把理性和文明强行推进到真正解放的程度。有人论证说，无论是存在着人类精神必定要对其作出应答的某种在起作用的固有的目的论（甚至可能是神所激发的），还是存在着如亚当·斯密所赞美的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某种社会机制，它们都将把最可疑的道德情操转变成一种对一切人都有利的结果。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是启蒙思想的儿子，他力求把乌托邦思想——如他在自己的早期著作里提出的，为人类实现自己的“类的存在”而奋斗——转变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揭示人类的普遍解放如何从阶级范围内和资本主义发展明显压迫性的却相互矛盾的逻辑中产生出来。他在这么做时，把焦点放在了作为人类解放之力量的工人阶级之上，恰恰因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统治的阶级。他论证说，只有当直接的生产者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时，我们才可能希望以社会的自由王国取代统治和压迫。但是如果“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被超过之时才开始的话”，那么资产阶级历史的进步一面（尤其是它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就必须得到充分承认，启蒙理性的积极成果就必须得到充分利用。

选自［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