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奥康纳：历史与自然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自然的这种解读是与商品市场的发展、劳动与土地的商品化、物理/生物性的客体从其所在的环境中游离出来、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单子化、劳动者个人被当作“生产要素”来看待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反，作为与上述自然观念相对立的、对自然概念的浪漫主义理解，则主要存在于理论的、概念的，而不是客观实践的层面上，当然，娱乐或休闲性的实践不在此列。

现在，让我们把在自然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客观社会性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转变放在一起来加以考虑。自然在观念领域的二元化、分裂，或者说碎片化，是与客观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变迁互为因果的。伴随自然观念之变迁的，是被马克思称为“原始”或最初的积累的那种实践过程。原始积累其实就是人与外在自然之间，以及人与外在自然界内部诸因素之间的分离，具体地说，就是公有土地和公共财产的被打破和被重组，富人夺取公共财物，美洲新大陆上的奴隶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界或土地的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强劲的社会变迁粗暴地把人与外在自然分割开来，并推进了土地的商品化历程。原始积累通过把劳动者转变成无生产资料的单纯的劳动者，推动了传统社会组织的消亡，迫使他们（更重要的、同时也更有历史意义的是，也迫使其后代）不得不通过出卖其劳动力来谋求生存。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把个人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使社会单子化。于是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而这两者同时又都与情感或感情相分离，现在，人们只能指望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营造一些情感因素了。与此同时，在这些工厂中，那些人之外的自然要素（正像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能力一样）也被相互割裂开来、被拆分，以及以新的和变化了的方式来加以重组，以此来生产更多的能适应异在性市场的商品。

起初来源于“原始积累”、后来也源自于竞争性积累的自然界的商品化和资本化，抛开了土地使用方面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束缚，并建构起了对生态具有潜在破坏作用的生产方法。这是因为，上述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在把人们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也把人们从在中世纪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约束性中解脱了出来。正像在自然界的利用问题上抛开社会关系会导致潜在的生态破坏一样，在人力资源的使用上抛开约束性会导致对人类健康和福利的潜在的破坏。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原始积累本身最终引导出了以抵制对劳动力和自然的剥削和毁损为内容的劳工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条件。

总而言之，由笛卡尔、培根以及其他科学家，由霍布斯、洛克以及其他的政治哲学家，由亚当·斯密以及其他经济学家所带来的关于自然概念的革命性观点，是与资本主义的客观社会性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变，即自然（包括人这一自然物）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过程同时发生的。土地和劳动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设定价格”（地租和工资）的“设定商品”，并且最终成为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与此同时，对自然的富有意味的浪漫主义解释也在与对自然的工具主义或启蒙主义解释的对抗中不断发展起来。快速的工业化、都市化以及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不仅造就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且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也造就了对自然保护的更大和更为普遍的关注，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浪漫主义和伤感式的关注恰恰是以自然界本身现实发生的客观异化过程为前提条件的。

与“自然”概念相比，“环境”概念有一个更为特殊的内涵。《牛津英语词典》对“环境”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个社区能够在其中生活、工作、发展等的氛围或条件，尤其是指自然条件，或者是指某件事情存在着或正在起着作用；影响动植物生活的外在条件。再者，与生命之可能性维度相关的自然条件。”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是“条件”，其意思是指“作为使其他某种东西得以实现其自身或被授予某种权利的前提而存在的一种东西”。如果我们把“其他某种东西得以实现其自身”定位为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那么很显然，环境就是那种作为前提而存在的必需之物。人类是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有些条件显然比其他一些条件更适合于某些劳动形式或生命存在。对蒙特利湾的农业和旅游业来说，地区性的气候无疑是个先决条件。这一地区之所以没有真正像样的港口，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深水港，而这对于一个港口来说是必需的条件。

对环境的上述定义是很静态的，事实上，环境本身总在变化之中。像风、雨、腐蚀等自然力量，土壤中微生物的作用以及植物种类在分布上的变迁，都是人类生活条件的变化的例证。1955年发生在圣·劳伦索河（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塔·克鲁斯）流域的那场大水，形成了一个自然冲积堤，它不但保护了这一流域的冲积平原，而且事实上还使该平原上的不动产数量逐渐增多。

与此相类似的是，当我们人类为了物质生产的需要而从环境中不断索取“资源”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在改变环境。

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包括我们人类在内，能够只利用环境而不改变环境。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生态学”被解释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它研究的是具有一个特定栖息地或属于一个特定种类的生物”。“人类生态学”则是“以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支”。应该说，《牛津英语词典》对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之间的区分是有点武断的。一方面，我们在利用外界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然界，因此我们人类改变了外在环境中“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生态学可以被看作人类生态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外在自然界中的生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人类和他们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一角度看，人类生态学又是生态学的一部分。在一个维度上，生态学隶属于人类生态学，可在另一个维度上，人类生态学又隶属于生态学。这说明，在人类的生产过程和自然界的生产过程，或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存在着某些辩证的关系。

环境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去理解一个特定的地方或区域的环境是怎样和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或是去研究它在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从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的角度研究了人类活动的变化与自然系统的转型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的发展史被视为一个整体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相互决定的。所以即使不说是在所有场合，但至少可以说是在许多或大多数场合，要想在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简单的因果之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它们互为前提，并且又都是对方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

伯顿·戈登（Burton Gordon）在《蒙特利湾地区：自然界的历史与文化印迹》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要想弄清自然系统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圣塔·克鲁斯沿着海岸线向北走，有一个名叫安纳·努弗的半岛和岛屿区，它曾经是奥龙印第安部落的地盘。考古学家在印第安人的贝冢中发现了少许鲍鱼的贝壳。在今日的安纳·努弗，鲍鱼当然是非常平常的，但戈登认为这一考古发现是非常奇特的。对此，他提供了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纯粹历史性的解释，第二种是纯粹自然性的解释，第三种是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自然性的解释。历史性的解释是，鲍鱼的贝壳在当时的印第安部落中是作为流通手段在长途的商贸活动中广泛使用的，所以它不像蛤、贻贝的贝壳以及其他贝壳一样被随意地扔掉。自然性的解释是，几个世纪的蚀化作用使岛屿脱离了与其相连的半岛而独立存在，同时也形成了很多露出地面的岩石，这为鲍鱼的繁殖提供了很好的场所，鲍鱼的数量也因此而不断地增加。现在的鲍鱼数量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其原因正在于此。第三种解释是，虽然印第安人不断地捕杀海獭（在前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海洋动物在该地区是非常多的），但在与鲍鱼的自然竞争中，海獭还是赢了，这就是鲍鱼在当时之所以很稀少的原因。安纳·努弗岛屿区鲍鱼的数量在今天非常得多，这一事实不管是由多少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促成的，但有一种解释显然是可能（或极有可能）的，即它是由历史的、自然的以及自然—历史的过程所共同建构起来的。(www.xing528.com)

在上述论述中，我使用了“人类活动”“人类生产过程”和“人类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我们人类这一物种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依赖和影响关系。更具体地说，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或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就是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草地、田野、森林、海岸线、集中的商店区、山谷、大气层、海洋等，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人化自然物，人类运用技术、机器或工具、原材料，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下，有计划和有意图地创造出了这些人化自然物（自然界中的其余部分当然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活动本身协调、整合，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人类文化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而言，人类活动给这一过程提供了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劳动或人类物质活动置放在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的原因。

自然史或多或少地是人类劳动史的一部分。在生产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彻底的历史主义解读语境中，劳动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由有产者或统治阶级所组织的劳动过程，不仅创造出了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出了剩余的财富。这样，自然史在上述解读维度上就成了人类的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的历史。由于这种剥削的历史同时也是劳动者进行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斗争）的历史，因此自然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劳动者的斗争（以及其他斗争）的历史。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形式中，劳动者总是按照与特定的财富或权力的形式相一致的组织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劳动者就是奴隶，剩余财富的生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撑高贵的文化、政治以及战争的。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劳动者就是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主要是为工资而工作的工人。上述三种劳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生态效果。

古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期间不断地拓展疆域，在这种拓展过程中它从被征服民族和被打败的军队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大多被用在大牧场（或大庄园）中看管动物。与此同时，大批的自由农被剥夺了土地，沦为罗马城中的无产者。财产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同时也是劳动形式上的一种变化，对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像公元410年罗马沦陷后由于人力的缺乏而催生的农民的农奴化对环境的影响一样）。农业从一种可持续性的、混合的以及多种经营式的耕作系统转变成了大农场式的农业，这使得土壤不再能得到保护，它不断地遭到破坏，并且山林被砍伐，旱、涝灾害也周而复始地出现，这直接导致了不止一种文化的消失。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农奴制的劳动形式导致了很独特的土地使用和生态变化的模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农奴是比较优秀的耕作者；而在庄园主或地主的土地上，他们的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财富是用来支撑土地贵族和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是粗劣的，这使得庄园主在生态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农奴在他们自家的土地上发展出了综合性的农作物耕作体系，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的农民，他们使这种农作物的精耕模式变得非常出名。公有土地在当时也是有的，它主要用来放牧。在早期的封建时代，当肉类和谷物的生产只是为了地方性的市场交换或直接用来消费的时候，在一些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公共财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随着长距离的市场交换行为在12世纪的重新出现，特别是在16世纪，由来自新大陆的大量金银的不断涌入而推动的经济繁荣，使原来的那种公共财物很快地消失，并让位给了对土地的综合利用有破坏作用、但对圈地运动却有促进作用的商品的生产。与此潮流不相和谐的，其实倒不是人口的膨胀问题，而是土地和公共所有物的传统规范体系的断裂、市场的竞争、劳动者的无产化以及农业雇佣工人的出现等问题。

奴隶劳动建构的是自然的一种模式，农奴劳动建构的则是另一种。这种界划当然是比较公式化的。更为典型的是在财产关系和劳动形式方面的复合形式。印度尼西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荷兰的殖民地。与它的竞争对手即英国不同，荷兰始终保持着商业（而不是工业）强国的地位，这在其殖民地政策中也是有所反映的，譬如，对英国制造的产品的排斥就是一个例子。而这又是以荷兰人拒绝把印度尼西亚的地区性经济纳入货币市场经济的轨道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好与英国在其殖民地上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荷兰人在殖民地上推行一种独特的劳动模式，它引导殖民者们把大量的原材料和粮食出口到国外，却不从国外进口相应的东西。在19世纪的世界商品市场上，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和粮食几乎到处可见。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状况。对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来说，印尼人凭借其劳动力密集型的、高效的农业系统是足以养活其自身的（印度尼西亚至今仍然是粮食的公顷单位产量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上述这些分析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或生态史（包括文化形态史）的研究进行有效的修正成为可能。当然，就前者而言，在英语世界过去大约十五年的时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的研究少得可怜。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新著的确一阵似的出版了不少（一般来说，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是其中的最重要的著作），但之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又沉静了下来（唯一的例外是德雷克·塞耶尔的杰出著作《抽象的暴力：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基础》在1987年的出版）。

即使是在骚动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历史唯物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一理论是离奇和过时的。学界的一个普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有用的和闪光的观点已经在很久之前就被主流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兼并了。当然，在最近几年中，一些主要的左派学者已经开始运用现代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成就来修正唯物主义的观念。女权主义者也在此列。譬如，按照艾略尔·塞乐（Ariel Salleh）的说法，真正对文化和自然的关系起整合作用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妇女的劳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远远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断繁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埃尔默·阿尔特弗塔（Elmar Altvatar）、恩雷克·利夫（Enreque Leff）、贾安·马蒂尼茨-艾略尔（Juan Martinez-Alier）、艾雷·利比茨（Alain Lipietz）、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特德·伯顿（Ted Benton）、爱伦·鲁迪（Alan Rudy）等人的著作已经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选自［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