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我们将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就会对社会主义变革必须要做的，有一个更明确的了解。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理论已不再能单独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我们要考察马克思分析的缺点，我们认为这些缺点是资本主义早期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

马克思考虑人的需求的理论框架，可以使我们超越两种表面上抵触但实际上类似的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趋势。第一种趋势可以叫作经济主义的或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趋势植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述的原本的经济危机理论。第二种趋势是由马克斯·霍克海默和泰奥多·阿多尔诺这样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所代表的，他们致力于批判支配现象，他们所进行的批判是对现存制度的抽象否定（对激进的变革只提供了微弱的希望）。促使我们探求人的需求概念的原因是我们对上述两种探讨脱离政治结构这一点感到不满足，这两种探讨对当代的危机理论（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与现代阶级激进主义的需求之间没有提供联系的环节。

虽然许多批评家责备阿多尔诺及其法兰克福学派同事赞成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错误在于，它把一切人的活动往往看作受发达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支配的。这就妨碍了阿多尔诺创造一种考察旨在反对支配制度的解放力量的新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阿多尔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人民并不、也不可能期望得到解放，因为专横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从根本上扭曲了人的需求。

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阿多尔诺没有能发展一种新的需求结构，一种作为马克思辩证法重要核心的能导致某种自我解放的压力和阶级激进主义的需求结构，因为他和霍克海默都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马克思没有对需求进行理论概括，因为他认为经济危机就可以产生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所需要的自我解放的力量。阿多尔诺认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不存在明显的危机趋势，因而像新的阶级激进主义这样的自我解放的动力并未形成，所以他认为出现了自我施加的统治或马尔库塞后来称为“虚假需求”的现象。

我们认为，阿多尔诺关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或阿登纳时代的西德是缺乏实践场所的说法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只在于没有预见到晚期资本主义隐约出现的新的危机趋势。本论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危机趋势与能产生新的以非马尔库塞意义上的“虚的”需求结构为前提的自我解放动力的前景联系起来，从而能支持这些动力为走向社会主义而努力。

对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需求是靠结构动态（马克思所说的“内在矛盾”）的经验来形成和改变的。我们要证明新的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然后又可以提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政治变动的动力。马克思的内涵的需求理论可以透过《资本论》的表面了解到，它认为工人阶级的成员由于失业或一贫如洗会起来造反。他没有必要把这一设想说得很明确，因为他认为由利润率下降所引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显然将使工人阶级采取具体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需求理论并没有“错”；但是他对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出现的危机趋势的估计，证明是高估了危机的严重性。

需求理论将阐明人们在危机情况下从事自我解放行动的能力。我们的基本设想是，人们将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这一看法将支持我们对目前由这些商品的浪费性的过度生产所造成的爆炸性的危机趋势的叙述，而过度生产这些商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正如我们的需求结构所表明的，因为人们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和闲暇生活，因而会对商品匮乏作出反应，愿意采取一种以规模小、民主组织起来的生产为特点的激进的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外表就没有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重要了。

因此，我们认为需求理论是后正统社会主义学说所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理论，我们就没有理由指望人们会对破坏他们的消费期望的现象作出反应，产生怨恨和重新希望有能对日益缺乏的商品分配进行监督的极权主义政权。

马克思曾经设想资本主义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压低工资和迫使工人大量失业而趋于崩溃。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以过快的速度积累资本以致难以有效利用的内在固有的趋势中有继续生存的能力。这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巩固了自己，社会主义革命才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发生。资本主义的这种巩固表现为以我们所说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经营的市场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中，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期间大量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即便不足全部消灭了，也逐渐削弱了。这一期间，超过资本家有效利用能力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已完全改变了，引起阶级的重新组合，结果，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

延缓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有下述两个原因：第一，欧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牢记自己的革命使命，因为它缺乏足够的阶级意识和理论的、政治的方向（这正是卢卡奇在其1923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论点，这种状况的形成部分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引起的分裂，它危害了西欧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第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发展足以保证向工人阶级也提供在此前只为资本主义上层人物提供的商品。我们不应夸大这一进程的突发性，因为这是逐渐形成，甚至起初是不易觉察的。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会导致最终的危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业已落空，因为市场资本主义已转变为资本集中积聚程度更高的更复杂的国际形势。马克思夸大了资本不能有计划地加以利用的趋势。实际上，资本的发展恰恰是因为缓慢而逐步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能提供为资本家创造更大利润的商品。

只要认真阅读一下《资本论》，读者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经过危机“否定”自身而走向崩溃。这并不是要贬低马克思分析的深刻性，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明确地揭示了供私人消费的社会生产的根本不合理的和无政府状态的过程。我们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激进的雅各宾式的语言到1867年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早就消失了，《资本论》第一卷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危机将采取的具体经验形式越来越不确信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与旨在向工人阶级指出他们在解放自身的道路中应如何行动的革命计划相比，《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复杂（内在矛盾）逻辑的学术著作。

马克思没有充分分析消费领域，认为（这已得到证明）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如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于资本主义证明比马克思明显想象的要富于弹性，所以他的不完全的危机理论就更加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了，最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原本马克思主义也很少谈及通过危机触发的阶级激进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解放的战略。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重新运用于当前的社会制度。因为我们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不意味着也放弃他的关于非异化的人的活动的理论或他的矛盾的理论。相反，拯救马克思的观点和避免乌托邦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分析日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把他的辩证法同他的危机理论的具体的历史运用分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合乎需要的（这种做法通过允许我们把阶级解放的抽象前景同这种解放可能采取的具体形式联系起来，而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活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面对马克思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把阶级斗争方式固定化只是一种较空想的战略：不能把动力危机与阶级实践的政治解放理论统一起来恰恰是一种空想。我们认为这里所提出的生态危机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为适应，它将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提供具体的经验的展望。

取代根植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理论的原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变革模式的，将是通过我们称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尽管公认要进行这种评价是很难的。这并不是要提倡重新培育清教徒式的简朴精神，而是要调整人们对好生活的性质和质量的看法。实际上，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也许会使我们顺利地通过这一强制实施的节约的最初阶段（我们认为在现存工业社会的增长率和相应的浪费率的情况下，这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最终，我们认为人们会对这一新的简朴生活感兴趣，并开始不再从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中而是从小规模的生产和工艺式的消费中得到快乐。我们并不认为人类像经济常识所说的那样是贪得无厌的动物。人们会知道多少就“足够了”。

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因为我们同意像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这样一些作家所说的工业化文明对从根本上削减商品生产和消费没有提供什么选择方案。海尔布伦纳认为，无限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工业生产将导致：①世界不可再生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或②工业生产过程引起大气温度过热。海尔布伦纳所说的“热污染”将使地球两极的冰层有融化的危险。与上述两点有关的，是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对生态系统和环境提出更多的需求。

此外，海尔布伦纳还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也可能导致先发制人的攫取战争。他认为能源危机和新致富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正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他暗示这些国家会有效地向较发达但贫油的国家进行敲诈勒索。而且核技术的扩散预示着地球将面临现有按超级大国无法控制的恐怖主义。

海尔布伦纳的论点中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也是他对人类未来前景明显抱悲观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重新安排全球的优先事项将需要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和全球专政。海尔布伦纳认为，生态的和政治的危机，只有通过把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威进一步集中起来，组成一个能几乎行使全部权力的超级政府，才能得“防止”。像他的观点不得不使人信服一样，我们也想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即实现“无增长”经济和削减工业生产并不需要依赖进一步的全球集中。我们认为放慢工业经济的速度需要的不是政治经济结构的进一步集中，而是使这种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我们认为，控制生产和分配的过程，避免浪费性的过度生产的最好办法，是粉碎又大又累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化。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基本设想出发，即只有直接介入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人们才能最好地决定生产的性质；巨大而集中管理的政治经济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不完全了解消费者的爱好，另一方面又具有高度调节和操纵的特点。但凡海尔布伦纳认为一定程度的政治极权主义是拯救地球和人类所必需的可行的权宜之计的地方，我们会证明都存在其他可行的政治和社会改组的方式，这些方式都比较分散化，因而很少极权主义。

乍看之下，海尔布伦纳的观点似乎是合理的，即生态命令只有通过对全球经济进行集中的处理才能较好地得到解决。我们认为业已集中的全球经济制度再进一步集中只能使人们更加依赖于旨在补偿人们非参与的异化劳动生活的异化消费。过多地依赖重要的全球权威们的魄力会加剧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的趋势，从而把需求寄托于能生产源源不断的各种商品的社会制度。海尔布伦纳关于全球政治经济进一步集中的想法，会直接引起消费者的反抗，消费者会发泄对政治极权主义的不满，从而使自己更疯狂地诉诸消费活动。人们也许会回答说，形成无增长经济从而拯救地球生态所需要的海尔布伦纳的政治极权主义，不会容忍来自下面的上述“要求”。而我们认为，政治极权主义要么必然是全面的，即一切社会经济决策都由少数集中的精英作出；要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公众对这种制度的要求会迅速升级。

我们认为就其本身的条件来说，进一步生产和消费实行全球集中，证明这从生态上合理地分配商品是无效的，此外还证明它对创造一种民主的社会和重新教育消费者摆脱无止境地沉溺于消费的习惯而转向寻求满足的其他方式也是不利的。海尔布伦纳在其著作的结束部分满怀希望地指出，人类也许最终不是根据量的消费（多少商品）而是依据质的消费（更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我们认为他对生态命令所作的极权主义的解决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加剧完全依据不断增长的消费来确定幸福的趋势，当集中的全球权威断定人类已具有“足够的”某类商品时就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冲突。

我们主张分散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会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概念，我们并不提倡返回到虚构的自由经营的纯资本主义市场那里去，如果所谓的供应能满足需求的话。相反，在全面的计划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也许会存在一种中间的组织形式，它能使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的确定。

我们的论证立足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一句话，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

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经济危机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制度瓦解。在实行干预的年代里，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这种情况是从下述两个相互有关的方面表现出来的：

第一，操纵消费可维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抑制资本主义制度过多生产多余商品的趋势；

第二，也是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即操纵消费可使人们无须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就能满足自己。(www.xing528.com)

换句话说，海尔布伦纳所说的工业生产能力呈几何级数膨胀的原因，恰恰在于异化消费的政治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公共合法性，其办法就是向个人消费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马克思忽视了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在矛盾不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扭曲关系（以及操纵消费具有的削弱潜在地倾向于革命的人的异化的能力），而是生产领域本身内部的生产所有制的私人性质与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性质之间的矛盾。

因此，我们反对海尔布伦纳关于使全球经济进一步集中化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使这种经济分散化，才能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恢复一种适于生存的，非扭曲的关系。我们这样认为有两个目的：

第一，我们希望与海尔布伦纳一道阻止工业的无限增长；我们认为抑制指数增长的最好方法是改组生产和消费，以使消费者能告诉生产者“生产多少就足够”过一种像样的物质幸福生活了。

第二，我们希望改造阻碍人们实现自由和创造性活动——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社会制度，其办法是管理消费，让人们除个人消费外几乎不通过广告来满足需求。

正如我们所说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比如使饥饿的人与面包对上号），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①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②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从事著述的时代，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或由于广告的出现，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或把人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也表现为人们对劳动领域感到不满，因而相同地表现为对完全从受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中获得意义的趋势感到不满。人们为闲暇时间而活着，因为只有这时他们可以逃避高度协调的和集中的生产过程（不管是蓝领工人还是白领工人都是如此），而且这时他们可以通过消费实现自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

这对那些在早期由于新生的资本主义操纵，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人来说，并非是一幅完全不幸的图画，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当时矛盾已比较尖锐。我们绝不是指资本主义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生产能力。我们要探讨的只是为安抚由于不断程序化的、受强制协调的异化劳动而感到灰心丧气的人们而过度生产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趋势。这种过度生产的趋势从生态的角度来说不仅是破坏性的、浪费的，而且本身“也是有害的”，它并不足以补偿人们因异化的、受操纵的劳动而遭到的不幸。

粗心的读者也许会把我们的论点看作要求倒退到前工业化的不受丰裕“困扰”的时代去。另一些人也许会认为我们想要提出一套不会导致环境和道德恶化的特殊的“真正”消费需求。但这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论证与其说是救世处方还不如说是一种描述。现在我们必须说明一下，当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生产开始下降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最初人们也许会对日益下降的商品供应感到失望（从20世纪70年代初北美的能源危机收集到的情况来看，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了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已习惯于把他们期望得到的“那份”物质丰裕看作对令人讨厌的劳动的补偿。人们对永远丰裕这一许诺的期望将被刚出现的生态危机无情地粉碎，因为要应付这种危机，工业生产就必然会下降。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破灭了的期望也许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人们对物品供应有限的世界的最初觉醒，将最终在那些习惯于把幸福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人们中间产生完全新的期望及满足这些期望的新办法。

可以预期，随着人们几乎是自然地对稳态经济的适应，破灭了的期望会很快就消失的。工业生产的下降并不需要我们回到众所周知的愚昧时代，因为我们能靠无比丰富的工业化文明所积累的财富生活。我们所指的是，无增长的经济一旦像必然的那样成为既成事实，人类就会对自己关于人的需求与商品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重新进行思考。随着人们对自己应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依附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并把这种消费看作人的满足的唯一手段的现象就会消失。

正是在我们称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对生态危机的影响不应产生误解，因为生态危机最初将摧毁许多陈腐的价值观和概念，使我们中的许多人对未来感到手足无措。无须什么想象就可以认识到缩减工业生产会迫使我们勉强过一种较少现代“便利设施”的生活，需要我们在诸如自己动手烤面包这样一些起码的家务中花更多的时间，以徒步代替坐车，少吃营养较多的以粮食喂养的肉类而吃生态上较少浪费的非肉类的蛋白物质。对许多人来说，这将似乎像是世界的末日。但是限制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也许会迫使我们对劳动领域重新从根本上加以评价，因为无止境的消费只是对这种劳动的一种暂时逃避。

尽管我们不想提出一套明确的“真正需求”，但我们认为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与有益的消费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启发。在我们看来，对许多人来说提供人生意义唯一来源的受广告操纵的消费所以是异化的，因为它恰恰承认异化劳动是实现物质丰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对人的自由提出了一种见解，强调非异化生产的自我表达、自我外化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显然是反对自由和必然的二元论的，这种二元论常常被用来把人的存在分为劳动和闲暇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是指“必要劳动”，而闲暇则是指“自由”）的做法进行辩护。

我们认为异化消费只不过是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在一定的生态限制条件下，它必然很快就会中止的。克服这种异化消费的关键是改造生产使其不再异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使人们缩减其消费需求，打破对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全面依赖。正如我们所设想的，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

（l）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

（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

（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再参加劳动，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而且这无疑将改变社会公用事业的意义，包括改变像艺术这样的某些非物质性事业的意义）。

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会使人们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虽然我们没有对匮乏本身作出评估，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物质丰裕的缩减感会触发重新评价满足手段的过程。因此，社会变革就可能由人们为征服生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从而使我们能以新的弹性和灵活性摆脱危机，并以这种弹性和灵活性从劳动中获得意义和满足。

这种情况部分取决于未来工业生产的合理化和自动化。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我们所设想的并不是一种前工业化的方案；但也不是以每一项劳动任务都完全自动化为前提的后工业化方案（现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我们设想的是一种能把某些生产部门的自动化与其他部门的小规模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方案。这一方案需要对传统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的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观点重新从理论上加以解释。

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必要劳动（依据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来确定的，它是人的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需要抛弃作为本能的思想和行动的个人创造力和与同伴的非极权的关系。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就倾向于这一观点，虽然我们这里的意图是运用早期马克思关于劳动和闲暇可等同的观点去反对后期马克思关于劳动和闲暇二元论的较正统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自由只能存在于劳动之外，即只存在于闲暇领域。我们认为当代世界的闲暇时间往往是用受广告操纵的消费来填补的，这种消费是闲暇时间意义的唯一来源，强制协调的、极权性的劳动迫使人们到闲暇时间的消费中去寻求满足。马克思忽视了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生产内部的固有矛盾将导致革命的转化。正如我们指出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资本主义已设法将其危机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使人们把劳动以外的时间花在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上，以补偿其受强制协调的劳动生活。

因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都接受了劳动和自由根本不相容的传统观点，所以忽视了消费领域。特别是他们不注意分析改造消费领域的可能性，错误地认为一旦消灭了生产领域中的异化，人的需求就可以得到自由的表达和满足。但这种设想并没有实现，因为异化消费反而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更重要的是，异化消费是对人们所从事的日益令人讨厌的不能自我实现的劳动的一种补偿。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坚持把重点放在生产领域中的危机上，因而未能看到危机已转移到消费领域，而未能看到资本主义已用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我们认为，对生态危机的解决反过来会对生产领域起促进作用，最终将摧毁某些劳动的强制协调性，其办法是使生产过程非官僚化和民主化（通过小规模技术和工人管理），或使那些阻碍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生产部门自动化。

这一反馈的动力不是来自突然改变了的消费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异化消费的期望和价值观中已培育了多年），而是来自生态危机的迫切性（供应和资源的短缺），这种迫切性将迫使消费者行为发生变化，而如果顺利的话，还可迫使资本主义劳动领域发生变革。

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第一可以导致人的需求的重新表达，第二可以使人们对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改变看法。我们认为，非异化的社会不仅是实现经济无增长的社会，而且还必须使人们能通过生产性活动来自我表达。

选自［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6～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