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西方资本主义的成果

不幸的是，自马克斯·韦伯以降，作为一种“西方”现象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与“观念”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这一毫无结果的讨论纠缠在一起。正如某些人已经尝试过的那样，把韦伯的比较性著作看作一种旨在检视“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社会的“物质”发展的准试验，的确是在公道地审视韦伯本人。韦伯强调了一系列使东西文明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现象。他与马克思之间某些观点的相似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我这里无意再去重复这些主题。^[42]相反，我将把资本主义的“西方”性问题与前文讨论《前资本主义生产的诸形式》（以下简称《形式》）时所提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我已经提出的那样，《形式》的分析不仅严重危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进化图景，而且还危及这一图景的本质。然而马克思本人并不持这种看法，而且这种观点也屈从于其进化论观念。

与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观相反，我要提出的是一种非进化论的立场——一种或多或少归功于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以前或者以后的诸多学者所援用的进化论模式主要为两大观点所主宰，我对这两者都予以拒斥。一是特定社会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控制其物质环境的“先进”程度得到衡量——换句话说，可以通过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衡量。第二种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更显得模糊，主要强调主客体之间在历史中（在某些背景下）的辩证关系。大部分进化论理论都极为强调社会发展是一个“调适”的过程，并且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设想“调适”的方式。^[43]所有这些见解都与我前文提到的社会行动者的知识性命题相冲突，而且不能将知识性的社会行动者仅仅局限于更为“先进”的社会。

我这里要提出的一种考察历史的方法是，从片断特征或者时空边缘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发展。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片断”^[44]指的是具有特定发展方向和方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在发生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情况下，片断的形式也产生巨大的转变。片断涉及结构性转换的过程：但对于它们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力学上的必然性。《形式》中讲到的两种片断转换与我这里和本书的其余部分尤其相关：一是部落社会向阶级分化社会转换的方式，二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所涉及的转换模式的片断特征。我没有说“片断”因此就是一个得到准确表述的概念，更没有意思要断言刚刚提到的两种片断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绝无仅有。至于时空边缘，如我在导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我意在强调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共时性和交互性。这有助于我们从进化论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根据“阶段”来分析社会发展，同时摆脱社会变迁的“展开模式”的影响。各种形式的阶级分化社会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彼此共存，与部落社会共存，与工业资本主义共存。时空边缘指根据不同结构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类型之间的接触和碰撞方式，它们是潜在或者实际社会转型的边界，是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交界面。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来指代马克思在《形式》中所谈到的各种社会类型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一概念把它们看作全部存在于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尽管大部分如此）。

当马克思以进化论的笔法进行写作的时候，他似乎想要表达两重意思：一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二是社会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如果我们抛弃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后一种假设也就相应必须抛弃，同时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前一种假设的有效性。就当前的论述背景而言，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将论述的焦点集中于部落社会与阶级分化社会之间的片断关系上——一种20世纪的民族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阐明了的现象。“部落”社会或者“原始”社会是一种相当广泛的社会类型，从现在所能获得的民族学研究资料来看，同属于这一类型的社会之间通常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同时情况也非常清楚，把所有这种类型的社会看作一种“糊口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一概念经常意味着其社会成员的平常生活长期处于物质稀缺的状态或者受其威胁。代尔蒙德正确地驳斥了认为剩余生产中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的观点。“原始”社会如果没有生产出某种剩余产品，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因为它们的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45]正如萨林斯所认为的那样，至少在许多所谓的“糊口经济”中，根本就不存在运作于其中的稀缺原则。按照他的观点，“稀缺”是现代经济——在一种系统给生产力扩张施加了某种基本压力的背景下——的发明。^[46]认为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贫困”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绝大多数这类社会中，人们无须像现代工业劳动者那样“努力工作”。食物的搜寻仅仅是间歇性的而非长期性的，社会的日常节奏或者周期性活动更受仪式或者典礼因素的影响，而不是物质必然性的影响。狩猎社会和采集社会包括萨林斯所说的“原始富裕社会”。

萨林斯把其观点扩展到包括定居的农业共同体在内。在他看来，从它们不存在使生产资源最大化的一般压力而言，这种共同体典型地表现得“生产不足”。克拉斯特雷斯也表达了极为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与大多数“经济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原始”社会的成员满足其物质需要的能力至少不相上下。大多数原始社会“如果它们希望的话，几乎总是能够提高其物质产品的生产”^[47]。但它们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它们不存在物质生产扩张的内在冲动。可以说，所有这些观点都与马克思在《形式》中所强调的观点极为一致，但与其进化论图景的一般假设则不止相去万里。在生产力与工业资本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之前，存在于重大片断转换后面的并不是生产力。正如克拉斯特雷斯继续指出的那样：

情况表明……新石器革命——尽管它对那时的人类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秩序的倾覆……具有决定性的是政治突变，而非经济变迁。在人类的史前时期，真正的革命不是新石器时代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因为前者很可能使此前的社会组织保持完好无损，后者则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神秘的东西，它对于原始社会来说不可避免地是致命性的。^[48]

我后面将回到克拉斯特雷斯赋予极端重要性的“神秘东西”上来，尽管我们对其涉及的某些过程的不可避免性可能持怀疑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把注意力转到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级分化社会上来。在马克思所区分的各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许比任何其他主题都得到了更多的讨论——部分由于《形式》的影响。我这里无意重温这些讨论，可以说，这些讨论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有价值的一致性看法。^[49]无疑，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分析既充满启示性，又存在严重的缺陷。他对于这种社会类型的讨论存在着最大的张力。作为一种他所讨论过的唯一“非西方”类型的社会，既承认它与其他社会类型的区别又把它塞进其进化图景的第一个“渐进时期”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我们不能假装马克思本人已经充分解决了这些困难。下面几点就足以表明这些困难的某些性质。

（1）许多后来的评论者指出，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的分析存在着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孟德斯鸠曾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东方社会是一种专制社会的观点，黑格尔主义者则在比照西方社会动态特征的条件下提出东方社会是一种“停滞”社会的观点，马克思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援用了这些观点。他总体上当然没有从欧洲自由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表现出明显的“视亚洲为野蛮的倾向……尽管它们都盛况空前，因为它们都被说成是既不尊重私有财产的权利，也不尊重个人自由”^[50]。

（2）亚细亚社会的进化被看作停滞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尤其表现得“没有变化”^[51]这种说法只有在进化论方案中才能说得过去，这种方案把生产力发展作为进化水平的指标。同时，认为东方社会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死胡同”的观点同样表现出明显欧洲中心论的色彩。

（3）即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力上，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不变性的估计也存在着严重的经验性局限。正如韦伯所表明的那样，从制造业扩张、贸易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衡量，中国和印度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经济发展。同时，私有财产似乎也表现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在中国。

（4）从“为什么亚洲社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但却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看，亚洲社会“没有变化”同样招来了问题——而且还背离了进化论的强烈影响。马克思说道：“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52]这给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以某种不太同于给韦伯所提出的问题的方式——应当如何来解释阻止亚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障碍。即使我们接受历史并不必然会“向前”迈进的假设，我们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东方社会为什么又没有退回到或者“解体”成部落社会的聚居体呢？马克思的论点完全没有说到这一问题。如果国家与村庄共同体的“上层建筑”之间真的关系稀疏的话，如果它真的“不断瓦解”的话，那它又为什么没有完全消失呢？

（5）与前面一点相关联，本点也具有潜在的重要性，即我们应当如何来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性质？那些国家又是如何获得和维持其“专制”权力的？马克思回答这一问题的因素之一现在已变得非常著名，即国家对水利工程的管理——这种管理超过了地方共同体的控制能力。在文本资料上我们很难看出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重视这一因素，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怀疑水利工程与中央集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一方面，利奇对锡兰（Ceylon）^[53]的研究经常得到引用。根据利奇的观点，辛哈拉（Sinhala）古国存在的众多水利工程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联系。这些工程的建设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不存在任何来自中央的计划，大部分都为地方性建设，没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动员。^[54]即使我们假定国家在东方社会的兴起的确与水利工程密切相关，那么从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过的国家是阶级矛盾的表现来看，它也将带来一种很难解释得通的困境。

（6）这把我们带入了最后一个问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为“亚洲”所特有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所讨论的东方社会的主要形态——印度和中国——的一般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孰是孰非，这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开启了有关近东早期文明的性质和南美、非洲之国家形式的讨论。目前对于这一议题的相关讨论主要由许勒卡纳尔（Suret-Canale）所发起，由戈德利尔等人所推进。前者试图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应用于前殖民时期的“黑非洲”（Black Africa）^[55]，后者的分析则无论在特定方面可能招致多大的怀疑，它都体现得极富启发性和重要性。正如戈德利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或许可以把马克思在《形式》中提出的观点看作在表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能是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或者用我所提出的术语，阶级分化社会）过渡的一种方式。他还正确地强调，如果我们不对马克思自身的观点——尤其是亚洲社会“停滞性”的观点——进行批判性检视的话，这一论点也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证明。戈德利尔说道：

数千年以来，亚洲一直没有完成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印象，经不起考古学和历史学在东方社会和新世界的各种发现的检验……诞生于希腊的文明仅仅是一种西方文明，一种最终支配了亚洲的特定文明形式，尽管它总是假装象征了后者。^[56]

如果东方社会并不仅仅是一种“停滞”的野蛮状态，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南美洲的前哥伦比亚帝国等也并非“停滞”的话，那么马克思对于这些社会的论述就无非是一种不经意的提及，并没有赋予它们更多的内容。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它们标志了历史中的重大片断转变。正是在它们那里，我们发现了马克思赋予极端重要性的东西：生产力的扩张或者说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扩张；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书写、科学、法律典籍以及其他各种新奇文化现象的兴起，尤其是国家的形成。

选自［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81～88页。

【注释】

[1]亨利·列斐伏尔（Lefebvre，Henri，1901—1991），现代法国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空间理论家，代表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1939）、《日常生活批判》（1946）、《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1958）、《总结和其他》（1959）、《元哲学》（1965）、《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1968）、《都市革命》（1970）、《超越结构主义》（1971）、《资本主义的残存》（1973）等。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及其后。

[7]同上，第41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10]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代表著作有：《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1959）、《保卫马克思》（1965）、《读〈资本论〉》（1965）、《列宁与哲学》（1968）等。

[11]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现任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员。代表著作有：《社会学》（1987）、《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1981）、《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1971）等。

[12]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31．

[13]Ibid．，p．39．

[14]Selected Works，vols．1，Moscos，1958，p．89．

[15]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51．

[16]“阶级”这一章被置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末尾（由恩格斯所编）。

[17]Selected Works，，vol．1，Moscow，1958，p．334．

[18]See 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69．

[19]See Selected Works，vol．1，Moscow，1958，p．217．

[20]Selected Works，vol．1，Moscow，1958，p．155．(www.xing528.com)

[21]Se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1967，p．132．

[22]Grundrisse der krieid der polieischenÖkonkmie，Berlin，1953，p．735．

[23]Selected Works，vol．1，Moscow，1958，p．334．

[24]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1967，p．135．

[25]②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79．

[26]Werke，vol．11，plus supplementary volumentary volumes，Berlin，1956-57，p．95．

[27]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61．

[28]Selected Works，vol．1，Moscow 1958，p．363．

[29]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42．

[30]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64．

[31]Selected Works，vol．1，Moscow，1958，p．363．

[32]See 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p．472-473．

[33]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473．

[34]Grundrisse der krieid der polieischenÖkonkmie，Berlin，1953，p．7．

[35]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52．

[36]Ibid．，p．63．

[37]Se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1967，p．132．

[38]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62．

[39]Capital，vol．3，London，1970，pp．773-774．

[40]The German Ideology，London，1965，p．63．

[41]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1967，p．147．

[42]See Manx，Weber，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am，in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London：Hutchinson，1977．

[43]See Roy A．Rappaport，Maladaptation in Social System，以及Anne Whyte随后所作的评论，J．Friedman and M．J．Rowlands（eds），the Evilution of Social Systems，London：Duckworth，1977。

[44]Em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4，pp．42ff．

[45]See Stanley Diamond，in Search of the Primitiv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1974．

[46]See Marshall Sahlina，Stone-Age Economics，London：Tavistock，1974，p．2．

[47]Pierre Clastres，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Oxford：Blackwell，1977，p．165 and passim类似的结论还可见之于Marvin Hanis，Cannibals and Kings，London：Fontana，1978，ch．2。

[48]Pierre Clastres，Society Agains the Staie，Oxford：Black well，1977，p．171．

[49]例如，戈德利尔（Godelier）、辛德斯（Hindess）和赫斯特（Hirst）反对把魏特夫（Wittfogel）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理论当作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某种较粗糙的版本。但另一方面，曼德尔（Mandel）则批判戈德利尔的立场，并提出了一种与魏特夫大致相似的观点，只不过剥离了后者的“官僚阶级”而已。

[50]V．G．Kieman，Private PRoperty in History，in Jack Goody et al，Family and Inherit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381．尤其是这种笔调写作的是“哲学人类学”，参阅Hannah Arent，The Human Con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尽管其标题完全集中于西方社会。

[51]Marx，Capital，vol1，p．497．

[52]Marx，Capital，vol1，p．479．

[53]即现在的斯里兰卡。——译者

[54]See Edmund Leach，Hydraulic Sociey in Ceylon，Past and Present，vol．15，1959．

[55]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大部分以黑人为主，故命名为“黑非洲”。——译者

[56]Godelier，The Concept of the‘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