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关系再生产：国家机器的作用

现在我可以来回答那个让我费了很长篇幅却仍然悬而未决的中心问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证的？

如果用地形学语言（基础与上层建筑），我可以说：在极大程度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是通过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保证的。

但是我主张必须超越这种依然具有描述性的语言，我会说：在极大程度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方面——中的运用来保证的。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也必须考虑进来，并且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的形式：

（1）所有国家机器都既运用镇压也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区别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镇压，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2）（镇压性）国家机器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不同组成部分受到一个统一体的集中指挥，这个统一体就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来实施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样的、彼此各异的、“相对独立的”，并且能够提供一个客观的矛盾展开的领域，这些矛盾以有限的或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间冲突的后果，以及这些冲突的次要形式。

（3）（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通过统一的、集中的组织来保证的，这个组织是由掌握政权的阶级中实行这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的代表来领导的；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通常是以矛盾的形式，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

把这些特点考虑进来，我们就能以如下方式，按照某种“分工”来表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就它是一个镇压机器来说，本质在于用（肉体的或其他形式的）武力来保证生产关系（说到底是剥削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国家机器不仅为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王朝、军事王朝等等）不遗余力，而且首先要运用镇压（从最野蛮的肉体施暴，到纯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开和隐蔽的审查制度）来保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行的政治条件。

实际上，正是后者，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提供的“盾牌”后面，主要保证了尤其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再生产。也正是在这里，大量地集中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中介保证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时有摩擦的）“和谐”。

我们由此需要提出这样的假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多样性的功能恰恰在于它们唯一的——因为是共同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

的确，我们已经列举了相当多的、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的机器、宗教的机器、家庭机器、政治的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文化的”机器，等等。

然而在“农奴制”特点的那种生产方式（通常称为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单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而且它们从已知最早的古代国家起（更不要说绝对君主制了），就已经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形式非常相似，但在那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量却要少得多，而且它们特有的类型也与现在不同。例如，我们看到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集聚的许多功能，今天已经转交给了若干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新的机器，尤其在教育和文化功能方面与我眼下提到的过去是有联系的。曾经与教会并列的还有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教会和家庭并不是当时仅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三级会议、最高法院、作为现代政党前身的不同政治派别和同盟，以及由自由的公社和随后的城市构成的整个政治制度）。如果我敢冒昧地使用一个与当时时代不符的说法的话，那么还有一种强大的“原始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大的商会和银行行会，以及技工协会等等）。甚至出版和传播也像剧院那样有了无可争议的发展；起初，二者都是教会的组成部分，而后才越来越独立了出来。

在我极概括地考察的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最清楚不过的是，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它不仅把宗教的功能，而且还把教育的功能，以及大部分传播和“文化的”功能集于一身。从16世纪到18世纪，全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从宗教改革的最初动荡开始，都集中于反教权和反宗教的斗争，这绝不是偶然的；相反，这恰恰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据统治地位而产生的一种功能。

法国大革命首要的目标和成就，不仅在于把国家政权从封建贵族手中转交到商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手中，打碎了一部分以前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如国民卫队），而且在于打击了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因此才出现了民间的教士机构，没收了教会财产，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取代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统治地位的作用。

当然，这些事都不是自动发生的：政教协议、王朝复辟，以及地主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在整个19世纪进行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就是明证；这场斗争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首先通过学校——对以往由教会履行的各种功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最初几年就建立了新的政治的即议会民主制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后来又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在1848年的几个月和第二帝国垮台后的数十年重建了它们；可以说，资产阶级正是依靠这些机器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并剥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换句话说，不仅保障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而且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因此，尽管论据不怎么充分，但我相信还是有理由提出以下的论点。我认为，经过同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www.xing528.com)

这个论点似乎是悖论性的，因为在每个人看来，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想要给自己和被剥削阶级提供的意识形态表述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似乎的确不是学校，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把普选权和党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议会民主政体。

然而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过去能够而且现在仍然能够接受那些不同于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单就法国来说，就有过第一和第二帝国、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议会君主制（路易·菲利普）和总统民主制（戴高乐）。在英国，这一点更为明显。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那里的革命尤其“成功”，因为不像在法国，资产阶级（部分地由于小贵族的愚蠢）不得不听任农民和平民在“革命日”把自己拥上权力的宝座，并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英国资产阶级则能够与贵族“和解”，并能长期与之“分享”国家政权以及对国家机器的运用（统治阶级中所有心怀善念的人们共享太平！）。而在德国，这一点更令人吃惊。因为那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跨越”魏玛共和国、委身于纳粹主义之前，是躲在由帝国的容克（以俾斯麦为代表）及其军队和警察提供庇护和领袖人物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背后，支离破碎地进入到历史里来的。

因此我自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占据前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头号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教育的机器，它实际上已经在功能上取代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学校—家庭这个对子已经取代了教会—家庭这个对子。

为什么说教育的机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它又是怎样发挥功能的呢？

暂时说这么几点就够了：

（1）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服务于同样的结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2）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服务于这个唯一的结果。政治的机器使个人臣服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的）或“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器则利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等等。文化的机器等等也是一样的（体育的沙文主义作用最为重要）。宗教的机器则在布道和其他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重大典礼中提醒人们：人只是尘土，除非他爱他的邻人，爱到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家庭机器等等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

（3）这台音乐会由一个乐谱所支配，偶尔也会受到不同声音（先前统治阶级残余的声音、无产者及其组织的声音）的干扰。这个乐谱就是现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把——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创造了希腊奇迹、以后又创造了罗马不朽之城的荣耀的——伟大先辈的人文主义这个伟大主题，以及（特殊和普遍等等）利益、民族主义、道德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主题，统统融合到它的音乐当中。

（4）不过，在这个音乐会上，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确实起着占统治地位的作用，尽管很少有人留意它的声音：它是如此沉默！这就是学校。

学校接纳了各个阶级的学龄儿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这是儿童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的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最“易受伤害”的几年），它无论使用新方法还是旧方法，都在反复向他们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到大约十六岁时，大批孩子就被赶“到生产中来”，成为工人和小农。另一部分经过学校筛选的年轻人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技术员、白领工人、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达到顶点，或者成为半雇佣型的知识分子，或者作为“集体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充当剥削的当事人（资本家、经理）和镇压的实施者（军人、警察、政客、行政官员等等）以及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神父，可以确信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

沿途被赶出来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当然，许多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谦逊节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轻蔑、傲慢、狂妄、自负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诈），也会在家庭、教会、军队、圣经、电影里，甚至足球场上传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有全体儿童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尤其还是自由的）听众。

但是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各种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造成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这个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掩盖和隐瞒了。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述为清除了意识形态影响的中立环境（因为它是……世俗的）。在那儿，“家长”（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孩子的拥有者）把孩子（满怀信心地）托付给教师，而这些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以自身的榜样，运用知识、文学和“让他们获得解放的”德性，为孩子们开辟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在此，我要请另一些教师原谅，因为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试图从历史上、从他们所“教授”的学问中找到不多的武器，转而反对自己陷入的意识形态、制度和实践。他们算得上是一类英雄。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有多少人（大多数人）甚至还从没有怀疑过制度（比他们要强大并且会把他们压垮的制度）所强加给他们的这项“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用最先进的意识（著名的新方法！），倾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聪明才智来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很少怀疑这项“工作”，因此他们的忠诚就有助于维护和滋养对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使今天的学校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显得那样“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就像几世纪前，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教会也是那样的“自然”、必要、慷慨大度。

事实上，教会在今天已被学校取代了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它和家庭这个对子正像从前教会和家庭的对子一样。我们现在可以断言，考虑到学校（以及学校—家庭的对子）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在现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当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威胁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的时候，空前深刻的危机目前正动摇着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时常伴随着（《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告过的）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因而呈现出它的政治意义。

选自［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转引自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4～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