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对比及影响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过渡阶段（它可以被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考察这一制度之前，我想指向马克思关于一种可供替代的制度的讨论，用同样不合时宜的语词可以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一种工人合作（workers cooperatives）互相从事市场交易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可以被认为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是劳动对商品的交换，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是产品对货币的交换。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保留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同时废除了其他一些特征。市场社会主义废除了阶级，但可以想象还保留着剥削和一定的异化。在这个意义上，合作被不平等地赋予了自然和人力的资源，剥削实际上可以被市场交换取代，即使不存在劳动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废除了阶级和剥削，但也保留着异化。^[10]因此，在这两种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似乎很简单，如果基于效率和工人自主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没有可能的优势的话。无论如何，马克思当然宁愿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一定篇幅引用了约翰·布雷（John Bray）的观点，后者以一种蒲鲁东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一种等价交换（它可能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制度。马克思对他的观点的驳斥是模糊的，对此无须过多的讨论。在本质上，马克思论证到，一种等价交换的制度①和大工业不一致，②将会导致阶级关系的重现（reemergence）。^[11]这两种异议都是以这一前提为基础的，即交换是在个别生产者之间发生的，而不是在工人合作之间发生的。它们在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提出了反对“无计划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更有力的论证：

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成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12]

我把这段话理解为对那种纯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的批判，但又不敌视以一个“共同计划”为补充的某种形式的分散决策。我们观察到，这是一种反对全国规模的纯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证，因此不同于曾经提到的那种反对合作的实验的论证。对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的工人合作必须既是大规模存在的，又是由一种中央计划来补充的。没有计划，市场社会主义就必然导致市场失灵——导致伴有失业和浪费等现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既没有提到阶级之可能的重现，也没有把剥削当作反对这一制度的论证。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最终阶段。他在某些细节上描述了第一阶段，但只是概略地描述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了福利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消费是根据贡献进行的，但又为那些无力贡献的人提供了社会保障。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13]。在一定意义上，个人把他的劳动力卖给了“社会”，而非任何一个个别资本家。因此既没有形成阶级，也不存在剥削，因为没有相应的贡献就不可能有消费（或者某些人的无能阻碍了个人的贡献）。

正如之前我所观察的那样，这并不是任何一个社会的一幅一以贯之的画面，因为劳动的异质性使“按劳分配”原则变得毫无意义。进而，如果公共财产管理中的权力关系是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形成的基础的话，很难说它们何以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不过，在一种很风格化（stylized）的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目前苏联模式的经济有着某种关系，正如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南斯拉夫政权具有某种共鸣一样。马克思可能说过，这两种制度都是以异化为基础的，因为它们都投有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www.xing528.com)

《哥达纲领批判》并不是马克思区分共产主义的几种形式的唯一著作。正如索莫·阿维勒里（Shlomo Avineri）强调的那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一种多少有些类似的区分：

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这样的共产主义以双重的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心，是贪财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就它本身而言，至少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心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心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心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的完成……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14]

和阿维勒里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马克思在此描述了一个资本主义借此必经的、向更高的共产主义进化的阶段。^[15]相反，他概括了共产主义（它已经贯穿于历史）诸多提议中的一种。它远非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它可能是（如果实现了的话）共产主义的一种早熟形式，但“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16]。

这就是说，人们不得不根据这一更生动的早期文本来解读《哥达纲领批判》。在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完全是用一些抽象的语词来提到第一阶段的，认为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7]。我们必须假定，这些“痕迹”之一便是物质动因的需要，它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早期的著作中说得更明确，它提到了贪婪、嫉妒和对私人财富的渴望。在后期著作中，马克思断言，个别生产者“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并获得一份“消费资料”的权利。^[18]更早的手稿直接说，公社成了“一般资本家”（the universal capitalist）。根据早期的观点，劳动者的范畴没有被消除，但却扩展到了所有人，这符合后来的这样一种观察，即个人“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19]。马克思在青年时视为一条死胡同的东西，后来被他看作了一个必然的（如果是过渡的）阶段。在这期间，他已经看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建立在事实上究竟是一种早熟的还是一种共产主义可以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框架。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关于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动力的线索。特别是，我们无法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般理论是否还适用。当然，人们会形成某种思辨的联想。例如，当“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于排除了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不合理性更适用于生产力的使用时，向第一阶段的过渡就会发生。而当这些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时，向更高阶段的过渡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