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例证中,采取的是短期分析方法,即只是考察一个生产周期的市场价值决定,由于假定由上中下几种不同的生产条件组成的部门总商品结构不变,因而供求的变化只能引起市场价值的接近上下两端的个别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偏离市场价值。如果我们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的若干持续的再生产周期,那么,我们就会看见供求的变化,还会引起产业部门内部生产构成的变化,并在总商品个别价值总量变化的基础上引起市场价值水准的变化(即移位)。例如供不应求,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吸引更多生产者在较坏条件下从事生产,使这种高位个别价值的产品在部门总产品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它由此增大总商品的个别价值总量,从而使市场价值提高。而供过于求,它可以将最坏条件下的生产者,甚至一部分中等条件的生产者排除出市场,使具有低位个别价值的产品在部门总产品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从而在减少总商品个别价值总量的基础上使市场价值降低。
当然,供不应求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供不应求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只是暂时的。随着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等或中等条件的生产者会排挤劣等条件的生产者,从而改变某一产业部门的生产构成,使部门总商品结构中最好条件的商品占据优势。这时,供不应求却导致了市场价值的向低位个别价值转移。
如何来认识供求关系所带来的市场价值水准的移位?这是不是意味着供求也参与了价值决定?认为市场供求决定价值或是决定价值的重要因素,乃是《资本论》出版以来泛滥于西方经济学中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的重要表现。持这种理论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地创造出所谓《资本论》第三卷与第一卷相矛盾的谎言。他们说,本来就不存在价值决定,而只有由供求决定的价格。如庞巴维克说:“他(作者注:指马克思)要求我们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去观察现代社会的关系。如果我们根据他的判断,在现代社会中寻找他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我们将是徒劳的。因为,或者不存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根本不按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或者竞争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更加不按它们的价值,而按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交换……”[96]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上述谬说,表明了他们对《资本论》的价值理论的一窍不通。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的理论内容就已经阐明了下述思想:供求影响价格涨跌并不是否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论》第三卷的有关章节中,透辟地阐明了在供求中实现的价值移位与市场价格决定,并不能从供求本身加以说明,而只有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它作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市场机制才能加以科学地阐明。因为马克思并不是脱离和超越个别价值(即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来论述市场价值的,而是把市场价值作为个别价值的“平均化”[97],即在市场交换与竞争中实现的个别价值的加权平均:。马克思给市场价值下的定义是:“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98]根据这一定义,市场价值是作为个别价值的平均。《资本论》设计了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占大多数和两端个别价值相平衡的部门内部生产结构,论证了上述定义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99]。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市场的价值必须以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为基础,只不过它不是直接地体现个别劳动时间,而是体现平均劳动时间,即总个别劳动时间在每个商品上的分摊额。可见,市场价值决定本身不过是价值决定在同一产业部门的总商品交换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我们谈论价值决定时,我们说价值实体是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劳动量的对象化的结晶,那么,在谈论部门总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场合就应该说,形成市场价值实体的乃是每个商品中包含的平均化了的社会劳动量的总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它的基础与精髓正是人类生产活动中的实在的劳动耗费决定价值,无论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是消费者的需求均与价值决定无关。马克思不仅在抽象地考察价值决定时完全排除供求的作用,他在更具体地考察市场价值决定时,也是坚持了供求与价值决定无关的基本原理。
有的同志以供求引起市场价值水准的移位来论证供求参与价值决定,提出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说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最坏条件下或最好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值就是供求决定价值,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即使是在论述由最坏条件和最好条件下的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值”的场合,他首先指出了这种市场价值决定的方式仍然是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一种形式。他说:“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100]然后,他指出:“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101]显然,对于这种由不利条件下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值的情况,马克思仍然是坚持市场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模式。正是由于Σc在商品总价值中占了很大比重,才使市场价值可以由低于c(高位个别价值)而高于b(中位个别价值)的市场价值出售。同样地,马克思在论述有利条件生产商品占优势的场合,指出市场价值将视有利一端生产的商品在总商品中所占的比重而与低位个别价值相接近,这里也仍然是个别价值的平均化——即——在起作用。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是由于供求变化引起市场价值向高位与向低位的移位,但是在这种场合,市场价值水准的变化,仍然在于部门内部生产结构的变化,在于生产中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的总量发生了增加或减少,这里仍然是通行着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规律。在这里,价值决定与形成,与供求是毫无关系的。在这里,供求的作用只在于它引起新的生产结构与总商品量中的劳动耗费量的变化,一点也不意味着供求可以形成哪怕是一粒市场价值实体。(www.xing528.com)
主张供求参与市场价值决定的同志,往往引证马克思关于在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时,市场价值会移位到两极,由高位个别价值或低位个别价值来调节的论述:“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102]他们认为,这里是肯定了供求决定市场价值。我们认为,《资本论》中指出的这种部门内生产结构不变情况下供求引起的市场价值移位——价值变大或是变小——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市场价值。由于这里假定供给(生产构成)是不变的,因而供不应求是经常的现象,从而这种抬高了的市场价格水准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的,它是“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103],从而可以称之为市场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市场价值乃是由两端的个别价值决定,它不是这一个部门的总商品的平均价值。而且作为平均价值“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104]。但是在这里,例如在由最坏条件的个别价值决定市场价值的场合,商品总量与价值就大于所有单个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而在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市场价值的场合,商品总量的价值就小于所有单个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因而,这两种市场价值决定方式,并不能显示出真正的市场价值形成所固有的个别价值平均化的特征。正是因此,马克思又把上述两种市场价值的决定方式称之为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第一种偏离”[105]。这也就意味着它是一种“虚假的”市场价值。在论述长期的供不应求下农产品的市场价值由最劣等条件的个别价值决定时,马克思说:“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106]马克思指出:在这种由劣等条件个别价值决定市场价值的情况下,社会是“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因而是“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西”,“社会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上的实现”是一种“负数”[107]。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由劣等条件或由优等条件的个别价值来决定市场价值的场合,都会产生一个虚假的价值表现。在前一情况下,即由劣等条件的个别价值来决定市场价值的场合,部门总商品价值体现有一个正数的虚假社会价值,而其中的中等与优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便体现有一个强加于它们的正数的“差额价值”[108]。在后一情况下,即由优等条件的个别价值来决定市场价值的场合,部门全部商品的市场价值总和较之实际的价值就有一个未实现的不足额。马克思是把这种市场价值决定下,价值采取的虚假形式(包括用来与农产品交换中的消费品的价值实现的不足),作为价值决定得以实现的市场机制来认识的。马克思指出:农产品由劣等地的个别价值决定,和优等土地农产品由此有差额价值的形成,“并不违反价值规律”[109]。指出,“这种差别决不能意味着价值是不依赖该生产领域一般使用的劳动量而决定的”[110]。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是完全适用于上述市场价值决定的方式的。这也就表明:由两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市场价值的方式,一点也不意味着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规律失灵或半失灵,而要代之以供求决定价值或是劳动与供求二者来决定价值的规律。恰恰相反,这里只不过是价值采取了某种虚假的表现(就商品总量来说),存在着实现过多或是实现不足,从而有市场价值(虚假的)对实际价值的偏离。可见,马克思把供求引进于市场价值的分析,并不是由此否认了价值规律和放弃了劳动决定价值的一元论,而恰恰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加复杂的价值表现方式和更加困难与更加曲折的价值实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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