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社会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关系特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地阐明了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相互关系的特征。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剩余劳动表现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劳动日中，扩大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动机与目的。我们看见，在原始共同体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在分配社会总劳动时，人们首先必须保证用于直接满足劳动者物质生活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然后把工作日中的剩余部分作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和积累之用。如果用哲学的语言，这就是直接维持劳动者自身的必要劳动处在主导的地位，它制约着剩余劳动。在那里，不存在借压榨、侵吞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尽管剩余劳动时间也是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现象，即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对抗。而在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却成为社会生产的决定性的目的与动机，处在主导地位。在那里，剥削者对剩余劳动的无厌的狼一样的贪欲，把必要劳动限制在最狭窄的界限内，它表现在劳动力的再生产采取了最原始、最粗陋的方式，也就是说直接生产者的生活需要被压低到甚至连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存及其繁衍也难以维持的最低的水平。它不仅剥夺了劳动者的精神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而且把维持肉体生存的生理的需要也降到最低的限度。因而，简直可以说，人类劳动力再生产被降低到牛马这样的自然劳动力再生产的地位。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古代的奴隶劳动中，特别是可以从战争中任意地和无偿地取得奴隶或是从外地廉价购买到奴隶的场合，这一必要劳动的自然生理性的最低界限也常遭到破坏。马克思指出了古代金银生产上的“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2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最大限度压缩维持劳动者自己的必要劳动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剩余劳动的范围的新的动机。这在于在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特征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总是会给剩余劳动的需求课加某种限制。“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25]而在一个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特征的对抗性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一小撮寄生的剥削者对剩余劳动的无厌的贪欲。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在那里生产物表现为价值即物化的劳动，资本主义商品还包含剩余价值，即物化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与绝对动机，乃是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生产目的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这就打破了过去历史上那些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所固有的发展的限制性，对交换价值的无限度的永远填不满的贪欲，成为生产当事人即资本家的动机。这一罪恶的动机推动着他们像狼一样地去肆无忌惮地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和扩大剩余劳动时间，即去提高剥削率（）。因为后者（）的提高直接关系到一定数量的预付资本的取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正是如此，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把工作日的长度延长到人的生理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的趋势。这就是在把广大直接生产者生活的自然日中非劳动的自由时间——如履行家庭与社会道德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发展智力的时间——以及恢复体力所必要的睡眠、吃饭的时间，等等，都强行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通过把工资压低到工人维持生活费用的最低水平以下，由此强使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在这里，剩余劳动的延长，只是由于打破剩余劳动的正常界限，剩余劳动范围的扩大，只是由于侵占了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26]正如《资本论》指出：“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27]资本出于它固有的追逐最大剩余价值的本性，它恨不得能做到强使劳动者像不吃不喝的机器人那样把自然日的百分之百变成剩余劳动时间，把劳动者变成了供它压榨剩余劳动的人身工具。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压迫、侵吞与破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了顶点，它甚至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生产或农奴制生产中的那种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28]。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仅是限于（1）生产维持劳动者自然生存所必要的生存资料的时间，而且还包括（2）生产满足劳动者的文化与道德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时间。而且以上（1）（2）两项均是由社会各个不同时期的具体条件决定的。马克思说：“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29]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总过程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如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发生变化，某些新的消费品会成为工人生存资料的要素；随着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化，劳动力也要求日益熟练化和智力化，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学习费用会增加，从而要求有更多的发展资料；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工人恢复他的劳动力会要求有更多的享乐资料。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的增强和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斗争的取得成效，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所必要的物质产品与文化、服务“产品”的内容有可能更加发展和扩大，这种情况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要劳动的新的特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资本家追逐最大限度利润和提高剩余价值率（mv）的绝对动机，总是会将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即它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与文化资料，压低到最低的社会水准，也就是劳动力价值这一狭窄界限。即使在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的发展阶段，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较之过去有了某些改善，但这也一点不能改变必要劳动受到为资本家占有剩余劳动的限制、侵占的性质和必要劳动的极不充分的特点。

一切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上述借侵占、压缩必要劳动而扩大剩余劳动的趋势，表明了历史上各个阶级社会形态生产的发展都从属于剥削者的私利而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而这种劳动者与剥削者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所固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正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断加深阶级对抗的经济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仅要求科学地揭示事物的内在矛盾，而且要求阐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事物内在矛盾变化的状况，揭示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双方的地位的推移，即主要矛盾的演变。

《资本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具体状况，分析与阐述了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主要方法的变化。

在资本的萌芽期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榨取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大是借助工作日的绝对延长。因为，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较低，即使是被压到很低水平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也可能要占去工作日的很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只有诉诸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使它不仅侵吞了工人的生活日中的自由时间，甚至超越了恢复劳动力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大极限。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与幼年期，工作日是不断地延长的，每日十数个小时的过度劳动被普遍地采用。

这种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大借助工作日的绝对延长，不仅意味着工人的发展体力与智力的自由闲暇时间的被剥夺，而且意味着工人用以恢复体力的吃饭与睡眠时间的被侵占。这样，简单劳动力的“萎缩的再生产”——如工人身体素质的下降、智力减退、工伤事故增加、死亡率增大，等等——就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一方面是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的加剧，是阶级矛盾与斗争的激化；另一方面是由于用来榨取剩余劳动的人身条件的资源的日益耗竭，从而供资本扩张之需的劳动力的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的遭受破坏，以及技术进步所要求的劳动力素质上的扩大再生产——即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的遭受破坏。这样，资本扩大对剩余劳动的榨取的绝对动机就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刚性（或固定性）以及和自然日的固定性相矛盾。这一矛盾推动了榨取剩余劳动由旧方法向新方法的推移，即过渡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马克思说：“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30]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乃是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发展成熟时期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它表现为剩余劳动时间借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相对地延长。“或者说，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要变成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这里，改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31]

由于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正常工作日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在竞争中逐渐形成的工作日或者法律规定的工作日业已通行于各个产业部门，从而给剩余劳动向正方向的延长——对自然日的侵占——规定了界限。同时，在竞争中总要促使工资在一个较长时期（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危机和大量失业的时期）接近或符合劳动力价值，这样就使剩余劳动借侵占必要劳动时间向反方向的延长更为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剩余价值生产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维持工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大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是剩余劳动相对地延长。向这种榨取剩余劳动的新方法的过渡，是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和在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待遇和维护自身正常劳动条件的阶段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实现的，但它在根本上也是符合资本自身利益的。

有必要指出，不能把剩余劳动绝对地延长和相对地延长，当作是截然划分与互相排斥的。基于科学的抽象法，《资本论》在阐述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种纯粹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但是这两种榨取剩余劳动的方法，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往往是互相交织和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资本家通过使用机器来提高消费品的劳动生产率和减少工资支出，与此同时，他也会绝对地延长工作日，这就是把两种榨取剩余劳动的方法同时并用。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和不择手段的。但是正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所阐明，事物在特定条件下总有其主要矛盾，资本榨取剩余劳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也有其主要的与通行的方法。在资本还是利用原先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十分缓慢的情况下，剩余劳动绝对的延长就是主要的方法，正如马克思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32]而在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方法发生变革，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自然地，剩余劳动相对的延长就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主要的与通行的方法。《资本论》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放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之后来论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它既是逻辑思维所必要的顺序，又是事物发展的历史顺序。

如果历史地来考察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两种方法，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扩大与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主要依靠劳动日的绝对延长和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侵占，这是与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还很落后，即劳动还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生期相适应的，而剩余劳动的扩张，主要依靠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它是与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即劳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业已确立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成熟期相适应的，而且这种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体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有效形式。它是在当前技术进步十分迅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榨取剩余劳动的典型形式。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资本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还会采用延长劳动日来绝对地延长剩余劳动。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种榨取剩余劳动的方法的特点是：它是在工作日不绝对延长，甚至有所缩短（如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40小时以下的工作周）的情况下发生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是在工人并不付出更多日劳动条件下发生的剥削程度的提高，是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的有酬劳动的缩短与无酬劳动的延长，从而它是榨取剩余劳动的更精巧、更隐蔽的形式。比如原先工作日为16小时不变，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各8小时，此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必要劳动时间缩减为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为8小时，这样就是剩余劳动相对地（与绝对地）增强。如果工作日缩短了，剩余劳动时间不变，但必要劳动时间也缩短了，这是对剩余劳动榨取的相对的增强。例如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为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仍然为8小时，它没有绝对地增长，但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比却已经由6∶8变成4∶8，即由每小时劳动含剩余劳动34.3分钟或剩余劳动占日劳动（或每时每分）57%变成每小时含剩余劳动40分钟或剩余劳动占日劳动（或每时每分）66.6%。这是工作日不增加的条件下的劳动在更大规模上由为自己的劳动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这种情况表明工人劳动进一步地无酬化，但是在这里，剩余劳动的相对扩大却是带有劳动日缩短了的使人迷惑的外观。因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得到的必要产品的数量并不缩减，而归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的数量甚至还远较原先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延长时更加多，因而这是一种榨取剩余劳动的更加有效的形式。

例如，假定每小时生产的产品为1件，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各为8小时，工人占有的必要产品为8件，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为8件。此后，劳动生产率提高50%，即每小时1.5件，必要劳动为6小时，剩余劳动为8小时，工人占有的必要产品为6×1.5件＝9件，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为8×1.5件＝12件，增加50%；假定劳动生产率再提高1倍，而每小时3件，必要劳动为4小时，剩余劳动为9小时，工人获得的必要产品为4×3＝12件，增加30%，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为9×3＝27件，增加125%。以上情况表明，在工作日缩短时，资本家可以借助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地（与绝对地）延长而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绝对量，即使是在工作日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地缩短（但相对地延长）的情况下，资本家也可以借助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产品。而且，在这里，工人的必要产品有所增加，从而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是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有更大的成倍的增长同时发生的。正如马克思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33]

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过是起着将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的作用。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说，只要劳动生产率以一定的幅度持续增长，就有可能在必要产品有所增长的基础上，使业已缩短了的工作日中的转化为剩余劳动，从而实现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这可以从下表中看出来。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资本支配的社会劳动——它表现在工作日中——甚至它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量，都有可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占有的剩余劳动在工人劳动中的比重以及剩余价值率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必要产品也有所增长，但是它却远远地落后于剩余产品的增长。上述趋势意味着资本越来越榨取更高效率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即使是总劳动时间有所减少，但是它所代表的剩余产品却在规模上会大幅度、成倍或若干倍地增加，——这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状况——，因而资本家不仅是依然夺取和垄断了工人阶级的更高效率的劳动所创造的在数量上更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他占有的剩余价值还在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占据更大的比重，而留给工人阶级的不仅是贫困，而且是在劳动日中比重更小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的更加恶化，即相对贫困化。

可见，借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在工人的总劳动支出更少的条件下，大大加剧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因此，这种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乃是一种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工人阶级越加有组织性，在法定的工作日已经缩短，工资水平已经有所提高——由于社会的与历史的原因——的情况下，资本为了从工人身上挤压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就越是要采用这一方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以压榨剩余劳动即生产剩余价值为最高目的和绝对动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要采取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通过延长工作日，把工人生活的自然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如革新生产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科学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等等——来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用哲学的表述方法，那么，就是必要劳动不断地向剩余劳动的转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消费品的便宜所决定的维持工人自己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不仅不会缩短工作日和改变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还会带来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上述情况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持续的和不可更易的，是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否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必要劳动向剩余劳动转化的经济机制与规律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念加以评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对雇佣劳动日益加深的剥削，他们致力于宣扬：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抗是生产力水平低所决定的，说生产力的提高将缩减工作日，提高工资，使工人与资本家“共享技术进步的果实”，从而消除劳资的对抗。在技术革新深入发展，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西方庸俗经济学家更是大肆宣扬上述论调。他们说，劳动已经不是生产的决定因素，不再创造价值；他们宣扬技术价值论，说当代的社会财富是科学技术创造的，而与劳动无关；宣称科学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将实现工人的福利，创造一个福利国家，而资本占有劳动的剥削概念已不再适用。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上述“理论”在方法论上是抽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谈论劳动生产力的作用。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考察劳动生产力的性质与作用，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那里，不仅社会劳动——它是分工不同的各种劳动者的结合劳动——所表现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力量，而且由社会劳动所实现的更高生产力的物质成果归资本占有。因此，资本家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根本不是为了缩短工人为自己工作的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为了延长为资本家工作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3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肆宣扬的工人将直接从生产力的提高中受惠，因为它会引起商品便宜，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就大肆宣扬这一谬论，并宣称《资本论》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业已过时。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水平乃是决定于劳动力的价值，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消费品便宜的优惠不会归劳动者，恰恰相反，这种优惠只能归资本家，也就是说资本家不会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自行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他只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独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生产出来的追加的剩余产品和由此增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说：“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35]《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力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之间的本质联系，“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36]。特别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它减少了总资本中可变资本的比重，成为相对人口过剩出现的经济基础。此外，劳动生产力提高，生产规模急剧增长，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一切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就业条件，使他们为了获得一个挣饭吃的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更低的工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解放劳动的手段，反之，它只是把原先的必要劳动时间中的一部分“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37]，转化为剩余劳动，使劳动在更大程度上无偿化，而工作日并不因此缩短，甚至还可以延长。这样，工人就越来越成为纯粹的供压榨剩余劳动的人身材料和“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38]。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之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15小时，以代替原来的10小时。”^[39]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时期，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会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总是要被约束在社会所规定的劳动力价值的狭窄范围内，而且这种实际工资的增长总是远远地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它绝不影响资本对剩余产品增量的垄断地位。正如《资本论》所指出：“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40]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劳动生产力与工人相敌对的性质，它不可能造福于工人，只能是增强对剩余劳动压榨的手段。

总之，《资本论》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它为我们研究与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新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由此得出如下的认识：当前还正在深入发展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把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它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广大直接生产者越发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人身材料，从而将使雇佣劳动制度所固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抗越发深化。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2～99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4页。(www.xing528.com)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5～71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0页。

[2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28]《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为了纯粹地分析剩余劳动相对的延长，假定工资按照劳动力价值支付，而把这种打破剩余劳动的正常界限而造成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的情况排除在外。但实际生活中借侵蚀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是经常发生的。“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