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隐藏在物背后生产关系的联系

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在《资本论》中，一方面自始至终贯彻了把资本主义经济一切活动和过程严格地区分为物质技术和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又自始至终把生产关系作为对象，并且采用了联系物质生产的性质和状况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方法。

辩证法的认识论要求观察的全面性，因而，既要如实地看到经济过程的物质技术方面和社会生产关系方面，又要求认识世界科学体系的各种特殊的门类。因而，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把生产的物质技术方面与生产的社会形式并列起来，不分轻重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24]，不能把物质技术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但是，基于辩证法关于对立面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理论，政治经济学又不能抛开生产的物质技术方面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要密切地联系生产的物质技术方面的性质来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要根据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来阐明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基于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固有的生产关系物化的特征，政治经济学就更要透过各种经济活动的物的外观，去揭示出它的社会经济本质——生产关系的性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资本论》的全部理论分析中，在对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阐述中，贯穿着上述的方法。

在价值理论上，《资本论》联系使用价值形成来研究价值的形成。价值范畴是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最一般的范畴，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基础理论，《资本论》作者所建立起来的宏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立足于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制定了完备的劳动价值理论，这一崭新的科学价值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结出的硕果，其中包括结合商品的物质内容去分析它的社会形式，特别是透过商品的物的外观去揭示隐藏在物背后的生产关系的方法。马克思把商品归结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因素的统一，使用价值是商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性质，它是由商品的物质内容所决定的，价值则是商品所固有的社会本质，是商品生产者在社会劳动中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只是把价值归结为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它不懂得价值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马克思则深刻地阐明了并不是任何生产中的人类劳动耗费都表现为价值，而只有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才作为抽象劳动，才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把价值作为一种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把握，这是对价值本质的科学阐明，体现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提出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劳动的物化”的命题。这一命题表明，商品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总是要依附、体现于物的关系之中，而作为价值的社会实体与本质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也就是凝结在商品物质体——使用价值——之中，或者说是取得“物质形式”的劳动。如果离开了物质产品这一载体或“物质承担者”，价值就无所附翼，就不能形成结晶和对象化，即使是耗费了社会劳动，也不能形成价值实体。马克思说：“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25]在劳动过程中，随着物质使用价值的形成，劳动也就物化，由此才有价值形成。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物质耗损的场合，随着“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26]。随着旧使用价值的全部丧失与全部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如原材料与辅助材料的转化为产品），丧失了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也就转移到新产品价值中。随着旧使用价值的局部丧失与局部地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如在劳动过程中的工具、机器、厂房等的磨损），局部丧失的旧价值也就转移到新产品价值中。可见，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要把对使用价值和物的研究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为了要分析价值的运动，分析价值的形成、增殖、转移、流通、分配与再分配，还要考察使用价值的运动，考察再生产过程中物的运动。

《资本论》在分析货币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时，论述了货币所固有的一般等价物的性质，这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与金、银这一自然物结合在一起。但马克思指出，这种一般性质不是来自金、银的自然属性，而是来自货币的社会的规定性，即它是一般人类劳动物化的、独立存在的形式，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27]。从而揭示了“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28]。

《资本论》的历史功勋在于它最深刻、透彻地研究与阐明了资本这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论述了资本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如土地、劳动工具、原料、生活资料等。这些是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表现的“特殊物质形态”，是“资本存在的实在形态或客观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物质基础”^[29]。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看，或从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方面来看，资本只由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构成”^[30]，“正象价值表现为物的属性，物作为商品的经济规定表现为物的物质性质完全一样……”^[31]但是马克思进一步阐明资本不是一般的劳动的客观条件，而是采取货币形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它不是任何的货币，而是能够带来增殖额的货币。一定数量的货币之所以能带来增殖额，所以能转化成为资本，正是在于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从而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剩余劳动转化为归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因而资本所固有的预付货币价值的增殖能力与性质，正在于资本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极其深刻地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象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32]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不是物，正像货币不是物一样。“同样的东西，商品、货币等等，或者可以代表资本，或者可以代表收入等等。”“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33]马克思提出了黑人是黑人的卓越命题，他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34]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一切机器、工具、原料，天然地都不是资本，而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它才转化为资本，他极其生动地说：“装有四条腿和天鹅绒罩布的一把椅子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代表宝座，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把椅子即这个用来坐的物，由于其使用价值的性质就是宝座。”^[35]“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者天生就是奴隶（虽然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观点）……”不能说“纱锭与棉花天生是资本一样”^[36]。如果说，即使是在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那里，“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7]，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深刻地阐明了“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38]，从而对资本的本质和资本概念的内涵作出了科学的阐明。

马克思关于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物化性质的理论，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既要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迂回曲折地表现，又要为物的表面的甚至颠倒的形式与关系所遮掩。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9]基于此，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既不能脱离物，又不能囿于物，而应该联系各种经济事物、现象与过程的物质内容，去进一步揭示附翼与隐藏在物背后的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全部的严整的理论分析中，体现了这种科学方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页注（139）。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页。(www.xing528.com)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56页注（127）。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

[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4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8页。

[3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5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1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