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剩余价值规律的科学阐明

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动机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实质，揭示与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与核心构造，就是要阐明什么是资本，以及资本的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机制与规律。正如恩格斯指出，对资本的研究与分析，乃是《资本论》一书的“中心点”^[44]；又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45]

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要揭示资本形成的内在机制，关键在于揭示与阐明剩余价值的本质及其来源，用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要揭开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

资本，首先表现为一定的货币价值额G，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是通过资本家将这笔货币在流通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雇用劳动力，然后生产出商品，再将商品投入流通，售卖后取得一个增殖额g，使G变成G′＝G＋g。这样，价值增殖即资本的生产，就表现为G—W—G′。从重商主义以来至近代西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曾经对上述资本的运动，特别是对作为资本运动本质特征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行了种种理论的说明。

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为内容的经济机体。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极其复杂的、具有物化形式的商品经济结构。作为这一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的运动机制与内在规律，是为商品生产关系所固有的各种各样歪曲的，甚至是颠倒的外观所掩盖，因而要发现与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剩余价值的实质及其来源，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要圆满地解决这一课题，需要经历艰苦的科学研究和长时期的理论探索。在剩余价值的实质及其来源的理论说明上，自重商主义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历了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外部联系到内部联系逐步深入的认识发展过程。

由于资本家手头的货币价值增殖，总是开始于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在产业资本的场合是将货币通过购买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将商品售卖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因此，G—W—G′就成为资本的运动形式和总公式。这里，资本表现为“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46]。这个价值，“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47]。

正是由于观念形态上价值的自行增殖离不开流通，它有赖于一定的价值的两度投入流通。这样，乍一看来，价值增殖额ΔG即剩余价值，仿佛直接地产生于流通。因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早的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认为ΔG来自流通领域，而且特别地来自对外贸易的领域，他们认为，货币投入流通会生产货币。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48]重商主义试图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但他们把利润看作是让渡利润——流通中商品的加价即贱买贵卖，他们停留在事物外部的联系上，根本未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的实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摒弃了贸易会产生剩余价值的观点，开始从生产领域来探索剩余价值的来源，开始透过剩余价值增殖产生于商品流通的外观，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里层，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工人劳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配第把“地租，作为全部农业剩余价值的表现，不是从土地，而是从劳动中引出来的，并且被说成是劳动所创造的、超过劳动者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的余额”^[49]。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的重农主义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转向生产，他们更加深入地从生产领域来寻找剩余价值的来源，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魁奈指出：“货币并不生产货币……”他认识到，价值的增殖在于生产，具体地说，在于农业生产。重农主义建立了农业劳动——ΔG的公式，论证了农业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泉源。马克思说：“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50]在魁奈有名的《经济表》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的内在联系，通过简括的图表形式来加以表现。

由于重农主义是从使用价值上来理解剩余价值，他们认为，只有带来“纯产品”的农业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而这个“纯产品”之所以能生产出来又是以使用具有一定生产率的土地为条件，这样，他们实际上就进一步把剩余价值的源泉归结为自然条件，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不是由于劳动而是由于自然的恩赐。因而，重农主义者由于不能在抽象的一般性上把握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他们就不能揭示工人的剩余劳动与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本质联系。

在对资本的理论说明上，即对价值的增殖的本质或剩余价值的来源的理论阐明上，如果说，重商主义只是着眼于流通领域的机制的研究，从而停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部的联系上，那么，配第和重农主义则已经将研究转向生产领域，从而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则是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里层，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作了一定程度的科学分析。

古典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本质及其来源。亚当·斯密撇开了劳动的特殊形式，论述了创造价值的不是某种具体的劳动，不是生产小麦或生产金银的劳动，而是一般的社会劳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51]

他论证了正是雇佣劳动者的未支付代价的无偿劳动创造了利润。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利润学说中的科学因素，他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利润，并始终把利润看成是劳动耗费的结果，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一部分。为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论述利润和工资时，也就把不是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的不变部分撇开不谈。他是这样考察问题的：似乎全部资本都直接花费在工资上了。因此，就这一点说，他考察的是剩余价值，而不是利润，因而才可以说他有剩余价值理论。”^[52]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述的关于利润（以及地租、利息）来自工人的无偿劳动的理论，表明他们卓越的抽象力。这一抽象力使他们能穿透资本主义经济的表层现象深入到里层的内在结构，使他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理解。但是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马克思说：“亚当·斯密在两种不同的交换价值规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53]基于斯密对价值论的庸俗的理解，他又把价值的增殖或利润的取得说成是“资本的自然报酬”，这就开了后来的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理论的先河。

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所作出的具有科学因素的和庸俗的两种理论表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时而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时而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在的、表层的联系中兜圈子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54]

马克思制定了以其理论分析的深刻、透彻和不可辩驳为特征的崭新的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运用科学抽象来分析与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方法有着充分的体现。

第一，借助价值范畴来引导出剩余价值范畴。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所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旨在揭示资本的本质。资本这一社会关系是通过商品关系表现出来的，因此，马克思把对商品的研究作为揭示资本本质的起点，采取了商品——货币——资本的由抽象向具体上升的方法。

资本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商品经济结构，社会生产过程中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均表现为商品关系，更具体地说，表现为一种商品价值关系。如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价值物的生产，交换是商品价值的实现，分配是创造出的商品价值的占有，消费是价值物的消耗，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环节，均要带有商品价值形式，并且在理论上表现为各种价值范畴。恩格斯说：“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55](www.xing528.com)

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各种经济联系，均是通过价值关系来实现的，而价值范畴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只有有了科学的价值范畴才能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内部联系的认识工具。如：要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直接生产关系，就必须借助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价值（工资）、剩余价值、资本、资本积累等等价值范畴；要科学地阐明流通过程的关系，就得借助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总产值（c＋v＋m）等价值范畴；要科学地阐明分配过程的关系，就得借助于成本、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利息、地租等价值范畴。

要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要揭示极其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机体的内在联系和运动机制，搞清楚它的“生理学”，特别是要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机制的轴心——价值的并入剩余价值而不断地增殖——作出科学的说明，首先就必须要制定科学的价值理论。正由于此，《资本论》为了阐明剩余价值的本质，马克思首先分析商品价值，采取从价值——剩余价值的由抽象到具体上升的方法。因而对商品价值的阐明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就成为对剩余价值的理论阐明的逻辑的出发点。

《资本论》是以商品价值论开篇的。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一再补充和扩大有关分析商品价值部分的草稿，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二、三章中，对商品价值的本质、价值形态的历史的发展、商品价值形态的物化形式与拜物教性质等的分析，就其深刻、细致、全面来说，是政治经济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以价值论为始基，这样也就使这一巨著的开端部分表现得十分艰深难读。但是，正是在这里被深入、全面阐述了的能真正称之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奠定了在此后篇章中一气呵成和透彻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坚实基础。

总之，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首先阐明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一般原理，然后进一步上升和引申出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理论，把劳动价值论贯穿到底。在彻底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阐明资本主义的生产——价值的形成，特别是剩余价值的形成；阐明资本主义的流通——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与资本流通；阐明资本主义的分配——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的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地租；阐明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内在机制与运动规律。这正是《资本论》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色。

第二，从流通领域的经济联系深入到生产领域的经济联系。《资本论》对剩价值产生的机制的科学分析，还表现在它采取了从剩余价值生产的外部联系的分析开始，层层深入，直到揭示出它的内在联系与运动规律。

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开始于价值借流通而增殖这一现象形态。资本是一个在运动中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价值所以能增殖，“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56]。在于资本家将这笔货币投入流通，用于购买商品（在产业资本的场合，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又将商品（在产业资本家的场合，是新创造的商品）投入流通，以高于原先的购买价格出售，从而实现一个增殖额。这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价值借助流通而增殖。资本的公式也就表现为G—W—G′，这“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57]。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从这个公式开始的。

研究的起点开始于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表现形式，体现了马克思从具体的表象到抽象的规定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不是要停留在资本处在流通中的那些外部联系，而是要通过对外部联系的考察进一步深入资本的内在构造。

在商品经济中，流通领域的关系使价值的生产与增殖得到歪曲的表现。由于“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于是，生产上预付的价值的收回，特别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假象特别由于以下两个情况而更加令人迷惑：首先是让渡时的利润，这种利润取决于欺诈、狡猾、熟知内情、随机应变和千万种市场状况；其次是这样一个情况，即除了劳动时间以外，在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决定的要素，即流通时间。流通时间虽然只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起消极限制的作用，但是它具有一种假象，好象它和劳动本身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原因，好象它会带来一个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58]。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重商主义者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由于他们采用庸俗的，即停留在事物的表象上和偶然性上的方法，他们就把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作为价值增殖额的来源，从而把剩余价值归之于让渡利润。因而他们就把价值的自行增殖说成是流通中的现象，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无关。马克思考察资本的方法则与此完全不同，他把流通过程只是作为资本运动的一个必经阶段，作为进行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进而科学地论证了剩余价值现实的生产和价值的增殖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因而考察价值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形式与机制，只能是属于对资本的外部联系的揭示，而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的内在联系与本质。

马克思提出如下精辟的论述：“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5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创造了通过流通中的经济关系，进一步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以揭示资本的全部关系与内在本质的崭新的科学方法。这一研究方法，首先要考察资本在流通中的机制，即资本家用手头的货币来购买商品和此后又将商品出售的经济过程。但是马克思分析与研究作为资本的商品流通的方法，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方法是完全不相同的。

《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日常生活中确实会存在的那些不等价交换现象来论证剩余价值产生于流通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在流通中的运动时，立足于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之上，论述了基于这一规律，“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60]。马克思细致而深入地论证了即使卖者享有高于价值出卖的特权，但是卖者又会成为买者，他从前在交换行为中的所得，在后一交换行为中就会失去。马克思还论证了即使是某些商品所有者更狡猾，使他的同行在交换中受骗，但是这也不过是流通中价值的分配的改变，“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61]。

在论述资本在流通中的运动时，马克思撇开市场上的个别现象，而着眼于一般的状况，“（在这里，我们谈的始终只是平均的情况，而不是个别的情况）”^[62]。他不是抓住个别偶然现象，而是着眼于商品流通的规律，他撇开了流通领域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干扰因素引起的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而考察商品等价交换的纯粹形式。他基于价值规律这一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论证了“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63]，同时又论述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完全能基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得到说明。他说：“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是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64]

要从理论上阐明纯粹的资本形成，即价值增殖在以商品交换规律为基础上发生，这是十分艰难的任务。如果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这一课题本身就似乎是悖理的。因为既然商品流通要按照价值规律，那么，无论是第一个流通行为G—W，还是第二个流通行为W—G′都只是价值形式的变换，而不是价值的增殖，因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商品交换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G—W—G′这个资本总公式的。这个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对于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可克服的。正因为如此，为了说明价值的自行增殖运动，他们或是否认价值规律，诉诸不等价交换，如像重商主义者那样，或者是承认价值规律的存在，承认价值增殖额来源于工人的劳动，但是却不能对“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作出科学的说明，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在解决这一课题上，《资本论》的作者充分地显示了他磨砺与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方法的锐利的力量。马克思根据这一方法，把考察的重心转向了劳动力。

马克思阐明了劳动力具有与一切其他商品所具有的共性，又具有唯它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因而，他放弃与修正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劳动是商品的不科学的概念，概括出劳动力是商品的科学范畴，从而创立了劳动力商品理论。这一理论把资本主义经济中每日每时发生的资本家雇用劳动者的现象概括为劳动力的买和卖，把工人在获得工资条件下将自己的劳动能力交给资本家支配的现象概括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这一理论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力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阐明了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特别是阐明了劳动力这一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能生产出超过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65]。由于劳动力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66]，这样，在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商品中，尽管G—W与W—G′均是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来进行的，是价值形态的变化，但是在G—W之后的生产过程中，W却因劳动力的使用而发生价值增殖，生产出一个剩余价值，从而使W变成W′。这样，在资本的运动中现实的价值增殖过程在流通背后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但是商品交换的规律却并未遭到违反和破坏。这样，商品劳动力的理论终于使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之上的纯粹的资本形成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科学地阐明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机制：劳动力使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占有。这样，就以充分的科学根据阐明了资本在流通中的机制：按照价值规律购买劳动力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与颠倒的外观，揭露了劳动力买卖中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平等交易只是“一种虚伪的假象”^[67]。马克思指出：“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作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68]可见，《资本论》中使用的这种把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机制和在生产领域中的机制联系起来，把现象形态与内在本质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全面分析的方法，科学地阐明了“剩余价值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怎样才能产生”^[69]。最清楚地展示了资本——自行增殖的价值，它是为等价交换的形式所掩盖的，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的资本家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马克思就以最彻底的理论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揭穿了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人剥削人的本质，阐明了资本——资本家手中的每一个货币都是无偿榨取来的工人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