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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联系与运动规律分析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资本论》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彻底的科学性,它自始至终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与运动规律。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规律的范畴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科学地阐明了经济规律是经济关系与过程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它体现了经济关系与过程的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体系的极其深刻的和全面而周详的分析与阐述,是《资本论》这部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联系与运动规律分析

资本论》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彻底的科学性,它自始至终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与运动规律。因此,在学习与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时,就自然地要十分重视《资本论》中体现的全面分析与揭示经济关系、经济过程本质联系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地阐明了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们思维的运动,都不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秩序的、合乎规律的。规律,乃是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它区别于事物由外部的、偶然性的因素所引起的变动,它总是要通过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持续的重复性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而表现出来。马克思说:“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1]揭示各门学科的对象——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的一定领域——的运动规律,乃是科学研究的任务。如果不能深入到事物内部,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而只是停留在事物外部现象的描述上,或历史事件的叙述与罗列上,就说不上是科学。正是如此,规律成为近代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概念。随着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自然物质进程的精确无误的严格因果联系形式表现的必然性的一系列自然规律,就被揭示出来并得到了阐明。特别是牛顿对于力学定律的阐明,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时期的到来。而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对于物种演变规律的阐述,更使生物学成为一门科学。

自然物质世界以及生物发展运动的规律性,易于为人们所了解。但是,社会现象的变动是不是也是有规律的?特别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动与经济发展进程是否也是从属于客观规律的?对于这个问题,由于社会历史学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因而迄至马克思主义产生前,都是未曾得到解决的。如资产阶级历史学,以人类行为的有意识的性质为借口,宣扬社会生活从属于变动不居和充满偶然性的人的意识、思想、欲望,宣扬社会生活受偶然性的统治,否认社会活动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种情况使历史学科长时期内在黑暗中徘徊,未能进入科学的门槛

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做作出的科学贡献,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内使用抽象法“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2]。作为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某些个别方面、侧面的规律性,探寻与阐述了支配商品交换与生产领域的价值规律,和通过不确切、不科学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但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以及由于他们不能使抽象法进一步完善,形成科学抽象这一分析研究经济结构的工具,因而他们不可能深入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里层,科学地分析它的内在结构和揭示它的运动规律。例如古典经济学家尽管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某些方面的规律性,却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秩序,是万古长存的。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进程。更具体地说,是一个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作了最简括、精要和经典性的阐述。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发展的合乎规律性的基本原理,深刻而透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乍一看来最混乱最不容易理出头绪与认识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关系与经济过程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为偶然性所支配的王国,而是一个有着严整秩序的、合乎规律的进程。

把充满偶然性因素、充满各种矛盾与冲突以及千变万化的与自然和盲目发展的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当作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过程,这是《资本论》的全部的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性的科学原理,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规律的范畴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科学地阐明了经济规律是经济关系与过程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它体现了经济关系与过程的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把由于存在自发性的市场机制而显得空前杂乱无章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作是一个由客观经济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的发展阶段”[3],并指出它是“不能用法令取消的”[4]。他指出了《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正如考夫曼对《资本论》的评述中所指出:“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6]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深入到生产关系的里层,去把握经济规律的方法论的缺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古典经济学不能坚持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方法,而是经常地把经济关系的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特别是他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用经济的外部的联系与现象形态的描述来代替经济规律的研究的庸俗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指出它只是把资产阶级当事人头脑中的浅薄的观念编造与打扮成“科学”规律。

“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人、证券投机家、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7]

马克思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的特色在于,它通过无比犀利的科学抽象法,舍象掉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通过对事物的现象形态的分析,深入到经济过程的内部和里层,揭示出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本质联系与“内在规律”。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经济规律体系的极其深刻的和全面而周详的分析与阐述,是《资本论》这部巨著的理论内容。正是由于对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体系的发现,终于使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结构和生理机制昭然若揭,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第一次得到科学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立足于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意志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之上,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的、过渡性质,因而,在那时还未能有真正的历史科学与经济科学。

我们业已指出,一门学科由初创到最终的成为科学,在于有关它的对象的规律的发现与完备的科学规律体系的确立。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正是由于《资本论》全面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内在联系,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机制和规律,从而使这部著作的创作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变革,使政治经济学真正地成为一门极其严整的科学。

必须指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确立起经济规律的科学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属于经济规律的观念,是要经历许多年艰苦的研究才能作出的理论概括。众所周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关系较之自然物质对象或生物机体来说,它表现为一种非物质性和非直观性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生产的“内部组织”[8]。人们在考察与认识社会生产的“内部组织”、探寻它的运动机制时,不能用解剖刀与化学试剂,而只能凭借逻辑思维的“抽象力”,这种情况决定了发现经济规律是一种极为艰难的理论创造。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研究商品性生产关系比研究自然经济的生产关系要困难得多。因为,自然经济中劳动产品不采取商品形式,“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9]。这样“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0]。因而,“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1]。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与分配的内在联系,往往是比较清楚而易于辨认的,甚至具有自明的性质。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就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如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却是表现为生产物——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对象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2]。这种形式具有本末颠倒的、虚幻的形式,即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性质”。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性质变本加厉地发展,现象与本质的本末颠倒更发展到最高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3]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却是为流通领域的商品贱买贵卖所掩盖;资本家对无产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却是为商品劳动力按照价值的虚假外观掩盖;在那里,资本靠吮吸无产者的剩余劳动而存在却表现为工人靠资本家的工资过活;资本对无产者的专横与奴役表现为劳动的自由;而生产过剩却表现为消费不足;因利润率下降而紧缩投资却表现为劳动者人口的过度增殖与绝对过剩。总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与原来面貌是深深地被掩盖在歪曲的与颠倒的表现形式之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种特殊社会生产形式所独具的特点,不仅束缚着人们的思维,使人们不容易看清它的实质,而且在这种拜物教性质的生产关系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些从资产阶级当事人的立场出发的种种诸如利润是监督工资等皮相的经济观点,再加以庸俗经济学为向资本家献媚而曲意炮制的诸如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等三位一体的理论,这样,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就更被蒙上了资产阶级庸俗观念的层层迷雾。可见,要发现支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首先必须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这里,首先要求创立与磨砺出用以排乱去纷、分析与把握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思维工具与方法。(www.xing528.com)

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上述性质,特别强调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充分利用抽象力,善于区分现象与本质,穿透事物表面的外部的联系去发现和把握生产关系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要善于由经济关系的表层到里层,由现象到本质,由外在的联系到内部联系,由偶然的变动到内在的规律。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4]马克思指出:“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15]这种揭示生产关系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即发现经济规律的方法,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资本论》的作者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结构,发现与阐明它的运动机制中,自始至终就是把握着这一研究的方法,这也是当前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中必须遵循的方法。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锐不可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抽象法,透过资本主义流通领域中劳动力等价交换的外观,揭穿了深藏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白白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本质;透过收入分配领域中借贷资本家以利息形式分享一部分产业利润和土地所有者以地租形式分享一部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的外观,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有产者集团共同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质;透过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独立运动的外观,揭穿了它们的作为产业资本的派生形式的本质;透过资本积累、生产规模扩大、社会财富增长的外观,揭穿了无产者的就业机会的相对减少与他们的地位的恶化与贫困化的本质,等等。总之,《资本论》正是在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内在结构、内在矛盾与本质联系的基础之上,全面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的规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其他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对经济规律作用形式不同于自然规律作用形式的特点的阐明,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辩证法的精髓,乃是分析与把握各种各样事物的固有的特殊矛盾,也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资本论》遵循辩证法的这一要求,一方面,论述了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共性,它们都是客观事物与客观进程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资本论》又根据作为社会现象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深入而细致地分析了经济规律作用的形式的特点,即它是通过许多偶然性与偏离而实现的一种趋势,因而是一种作为趋势的规律。

马克思曾经这样地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社会规律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表述:“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16]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的任务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7],并将它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18]。他指出这种经济规律乃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9]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说:“象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20]在论述商品交换中价值规律“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21]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时,马克思指出它是“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22],即在交换比例不断偏离价值水准中实现的。

在论述部门内的竞争与商品按照市场价值售卖的规律时,马克思说:“各种同市物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23]

在论述平均利润时,马克思指出:“它仅仅作为……趋势存在。”[24]总之,马克思基于生产关系发展变动的特点把经济规律作为“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25]

为什么马克思提出作为趋势的规律的概念呢?这就有必要从自然规律(这里指自然科学的规律)与经济规律谈起。自然规律乃是自然物质过程固有的客观必然性,这是一种严格的、采取精确的数值来表现的必然性。如在一个大气压下,水在100℃沸腾汽化,在0℃时结冰,等等。只要排除了种种干扰因素——例如在实验室人工创设的条件中——上述具有的以确切的数值精确表现出来的自然必然性就会显现出来。自然科学的规律,就是这种极其严格、极其精确、几乎是无误差的客观必然性的理论反映,这一特点使自然科学成为一种精密的科学。而作为社会规律的经济规律来说,它是社会经济进程固有的客观必然性,但是社会经济现象与过程变动的客观必然性却不能采取自然规律所固有的精确的实现形式,而往往要通过一定范围的“偏离”,通过各种各样的偶然性来开辟道路和实现它的要求,即借不实现来实现。这种情况使经济规律区别于自然规律。如价值规律在流通中表现为商品按照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经济的必然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日常的市场交换活动却并不是以等价交换这种纯粹的形式来实现。“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26]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供求是经常地不相一致,价格高于价值或低于价值的现象倒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从大量的和长期的交换来看,价值却表现为价格变动的不可更易的轴心。这里,等价值交换的要求是在许许多多的偶然性的价格偏离与误差中开辟道路,是作为一种趋势来实现的。

又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形成相对人口过剩,使产业常备军转变为产业后备军,并且由此恶化工人的就业条件,使劳动力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恶化工人的劳动条件,使他们遭受更沉重的劳动折磨,从而造成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马克思把这种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或工人状况恶化,称为资本主义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7]。他又指出:“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28]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资本积累,也会出现种种削弱与抑阻上述贫困化进程的因素,如消费品国内外市场暂时的扩大,技术进步跳跃式的发展,引起对生产资料的新的需要,等等。这些因素有可能引起总投资的增长程度超过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暂时地缓和失业,甚至可能出现短时间的就业增长和实际工资的提高。因此,这些因素使无产阶级贫困化成为一个在长期中实现的趋势。把贫困化作绝对化的理解,把工人生活看作每日每时都在恶化,或者走向另一方面,完全否认工人生活的恶化趋势都是不正确的。

对于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特殊形式即经济关系运动的必然性之所以要以趋势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作了深刻的论述。规律,乃是处于内在的联系之中的客观对象的相互作用的表现,是这些对象作为力而互相作用,从而形成合力的表现。自然规律乃是处在内在的、有机联系之中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对于那些无生命的自然对象来说,由于这种自然物质所体现的作用或力,表现为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29],并且带有持久的不变性,是一种稳定的力,而作为它们的相互作用或合力,也就会采取某种确定的质态和形式。如只要给予H2、O和其他必要条件,总是会确切无误地和毫无偏差地化合和形成水。只要在一个大气压之下,水加热到100℃就会汽化。而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由于制约着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各项经济因素总是涉及和体现为人的活动,尽管经济的人总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人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活动总是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但是它毕竟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30]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这就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某种自觉的能动性的因素。例如社会需求是决定于人们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人们的消费习惯、心理、时尚等心理因素也是影响某种商品需求的现实因素,从而就使需求这一经济因素具有某种易变性。经济因素的这种能动性与易变性,使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所必要的经济条件经常处在变动中,甚至由此产生一些干扰,从而使经济规律不可能取得纯粹的表现。如价值规律只有在供求相一致时才能取得纯粹的表现,而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供求状况却总是变动不居,干扰着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经济必然性,其结果就不能不使价值规律以近似的、平均数的形式来实现它的要求,这正是经济规律以作为趋势的规律来表现的原因。

总之,马克思对经济规律作为趋势来实现这一特点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马克思一方面深刻阐明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揭示了极其复杂的、多变的、充斥着偶然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是从属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的支配。这样就阐明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动,是与自然物质世界的变动一样,乃是一个有规律性的自然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具有自觉能动因素与更多的偶然性因素的经济过程的特征,指出它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即表现为“趋势”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对经济规律的性质、特点的阐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规律理论,一方面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借口经济生活与规律(作为纯粹的形式)的背离现象而否认有经济规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致命打击,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否认经济规律存在的“理论”的要害,在于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于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永世长存的自然秩序;另一方面又是对把社会经济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简单化理解的澄清。显然,那种把经济规律作用形式等同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形式的浅薄理解,无助于人们去深入认识经济必然性实现的内在的复杂机制与特点,甚至还会陷入要么就是以纯粹形式起作用的经济规律,要么就不存在任何经济规律的错误观念,并最终导向怀疑经济规律存在的糊涂思想。

总之,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而制定的关于经济规律的理论,进一步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规律的原理,这一理论指明了认识、发现与阐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是经济学的任务,从而开拓了经济学的科学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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