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对这一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
作为生产两个方面的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与社会经济形式,是对立的统一关系。它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彼此制约的。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或组织,是生产的物质内容,它决定和制约着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发展变化。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机制,可以表示为:生产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物质技术性的生产形式的变化→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正如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9]但是另一方面,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又反作用于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促进或延缓社会的劳动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
生产所具有的上述二重性——生产的物质技术性质与生产的社会经济性质——并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必定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都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恰恰相反,作为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在研究中不能把上述二重性质不同的关系并列,不能把两方面同等地作为研究对象,而必须集中地研究生产关系。这是由于下述的理由:
第一,作为一门科学,总是要研究事物的一个特定范围,才能全面地深入地揭示某一领域的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众所周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世界,包括不同的领域——自然界、社会与精神世界,它们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矛盾,从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作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来说,它们各自又有着极其复杂的结构,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成分又各有其特殊的矛盾与性质。基于世界的这一多样的和多层次的性质,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要区分出世界的某一特定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特有的研究对象。这样,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门类不同的学科。一门学科如果不区分和规定它特有的对象范围,而是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地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领域,这样,就不可能揭示出世界某一特定领域的精确结构与运动规律,这种学科就成为一个大杂烩,就不能成为科学。人类认识史表明,科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门类分化的过程,社会科学的发展就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无所不包的哲学和历史学,一步步分化出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学科的过程。自然科学中,自近代牛顿力学出现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为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众多的分支的过程。当然,当代又出现了以边缘科学为标志的科学的综合化发展,但是,每门学科的综合化仍然是以先行的学科不断分化为基础。
第二,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就使政治经济学区别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生产的物质技术性结合形式,由于涉及劳动力、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科学技术、生产组织等生产力要素,这种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它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许多范围内要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决定了这一研究要由一系列技术学或技术经济学的学科来承担。生产的社会经济形式则纯属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这种性质相适应,需要采用特殊的研究方法——科学抽象法。在研究对象上与研究方法上的特点表明,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研究本身应该是一门独特的学科。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具有非直观性的特点,它的内部构造与本质联系并不是直接地和清晰地表露出来的。加之社会生产关系不同于自然物质关系,它体现有人的能动作用,从而具有分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要发现与阐明社会经济形式的运动规律甚至比发现自然物质对象的规律还困难得多。特别是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来说,一方面,它带有物化的与异化的特征,具有虚假的与颠倒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是发达的、从而十分复杂的经济机体,而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就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一方面,它的经济结构还是不发达的从而是较为简单的,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在性质上是自然经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带有某种自明的性质。例如在原始公社,氏族成员之间的共同劳动与平等分配关系是表现得一清二楚的,奴隶制社会或是农奴制社会,奴隶主或庄园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和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也是公开表露出来的。因而发现与揭示社会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来说,要全面剖析生产中人们的社会结合形式,揭示它的内部联系和运动机制,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要得到任何重大的科学成果都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探索。因而,这就需要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这样也就与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门类区别开了。众所周知,经济学有部门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数十个门类,这些学科或者以生产力为对象,或者对象范围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这些经济学科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要涉及生产的技术规律的研究。如以研究评价技术的经济效果为任务的技术经济学,除了要进行成本、利润等方面的研究而外,它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生产的地理位置、自然经济条件,如原料来源、运输条件、水文、气象条件,还要研究有关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技术问题,它的对象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生产力。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支配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规律为任务,以形成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理论为基本特征。学科内容的这种划分,就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与其他具体的部门经济学科有严格区别的理论经济学,成为所有的一切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它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世界,更主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20],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的阐明来武装无产阶级,来促进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此,要求政治经济学集中地和系统地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特别是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雇佣劳动的本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以发挥这门学科对旧世界的“批判的与革命的”作用。(www.xing528.com)
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体现为阶级关系,对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与剖析必然要公开暴露生产中一小撮生产资料垄断者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者的真相。正是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从来就要受到剥削阶级的压制。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21]
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由于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潜伏形态,因而他们还能在一定程度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古典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有时又停留在经济关系的表层与现象形态上,不能把以生产关系作为对象的科学方法贯彻到底。如亚当·斯密就提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科学的含糊的论点,他不能达到政治经济学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明确认识与科学规定。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不能得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22]的科学命题。19世纪30年代,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激化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19世纪以来,迄至当代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往往是用对物的表现现象的描述来代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甚至是用心理过程与心理现象的研究代替经济过程的分析。关于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三位一体公式,回避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一基本生产关系,而将资本主义的各种收入的来源归结为生产力的要素的自然性质。边际效用学派的各种越来越“新颖”的价值理论,把商品固有的现实的价值性归结为人的对产品的主观评价,实际上用心理的研究代替物的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时髦理论凯恩斯主义,更是立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偏好、投资收入的预期等心理规律之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宏观理论,在有关积累和消费、投资与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是应该说这些具有一定实用意义的理论,顶多也是接触到某些表层性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表层上打转转,根本谈不上进一步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如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重要特色是越来越趋于数学化,汗牛充栋的各种经济学教科书中,越来越塞满了各种各样数学模型,如宏观国民经济增长的模型,微观的收入分配模型与各种价格决定模型,等等。某些有关经济关系与经济过程的数学模型,未尝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与方法,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经济理论分析的数学化,乃是用表层生产关系的数学方面的研究来代替和取消对生产关系的深层的本质的理论分析,而且,如果透过他们的高深玄妙的数学设计与推导的外观,我们就会看见他们的各种庸俗经济理论的大杂烩的内容。总之,越来越趋向于用有关经济关系的表面现象、数量关系、物质技术关系、心理现象等的研究来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的研究,特别是回避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雇佣劳动的剥削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的研究,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的表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千方百计地回避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的日益深化的基本矛盾与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否认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里,也就清楚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批判了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用物的性质与关系的研究来代替生产关系的性质的庸俗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最彻底、最全面的研究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与规律的方法。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阐明了人类社会整个发展史中,社会生产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生产中平等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另一类是一小撮寄生者与广大的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前者是公有制社会中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后者是私有制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十分完备的科学方法与严密的理论分析,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是:由原始公社的劳动者之间原始的互助协作性质的生产关系,经过阶级社会中的三种不同形式的剥削性的生产关系的梯级,最终过渡到摆脱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样就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要经历一系列使人身受到束缚、压抑和摧残的社会结合形式,最后过渡到使人的本质得以充分实现的社会结合形式。恩格斯说:“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因而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和由低级向高级形式转化的规律的科学阐明,不可辩驳地论证了全人类最终获得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认清了他们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这里也就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与全人类解放的革命的学说。
《资本论》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的光辉典范。《资本论》中,把研究的焦距对准生产关系,它深入透辟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最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资本论》以关于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体系的系统和完备的科学理论,为正在从事埋葬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战斗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可见,正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并使它从根本上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归根到底,以生产关系作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真正成为科学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使这门学科成为革命的理论所需要的,作为研究支配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的科学,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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