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民族运动与英国统治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政策经历了由帝国向联邦转化的过程。

19世纪，英国的白人殖民地已先后取得自治权，英国只保留外交、军事、帝国等少数权力，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完全由自治政府处理。这种统治制度虽然避免了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冲突，因而不再会发生像美国独立那样的事，但它同时也培植了殖民地在自治框架内的认同感，从而导致新民族的产生。1867年，加拿大不再以“殖民地”称谓，而改称“自治领”。1901年澳大利亚建立联邦。1907年又和新西兰一起，分别取得自治领地位。这一年，“殖民地会议”改名为“帝国会议”，表明自治领的地位已大大提高。1908年，南部非洲四个殖民地即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起草了一部联盟宪法，在1910年正式组建南非联邦，成为与其他殖民地一样的自治领。至此，白人殖民地都已具备独立的条件，英帝国事实上孕育了一批新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帝国的冲击非常大。大战中，各自治领都派军队参战，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战后各自治领又都参加了巴黎和会，并随后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这表明自治领的国际地位已发生变化，它们与英国的关系也不同了，自治领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它们希望有完整的国际地位，不再依附于英国。1921年，爱尔兰南部成为“爱尔兰自由邦”，也取得自治领地位。这对离心倾向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自治领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烈。加拿大、南非甚至派出驻外使节，表明它们在外交上也想摆脱英国。自治领与英国的关系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双方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召开的帝国会议对自治领的地位重新加以界定，为英联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帝国会议曾指定一个委员会，由英国枢密大臣阿瑟·贝尔福领导，负责研究帝国内部关系，结果起草了一份报告，称《贝尔福报告》，获大会通过。根据这份报告，今后各自治领和英国在法律地位上将彼此平等，互不隶属，各地区都只以对英王的共同效忠为纽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英联邦”。报告还对各自治领总督的地位做出规定：总督是英王的代表，他不接受英国政府的指令，他在自治领的地位与作用，如同英王在英国一样。

根据《贝尔福报告》的原则和1929年召开的专家会议的建议，英国议会于1931年颁布《威斯敏斯特法案》，这项法案是英联邦的奠基石，它宣告英联邦正式形成。英联邦建立之初只包括英国及其原来的白人殖民地，不包括其他殖民地和保护国。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中联邦和帝国共存，表现了平缓过渡的性质。

尽管帝国的终结已指日可待，然而在20世纪初，它仍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领土扩张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出兵中东地区，并且把埃及变成保护国。战后英法两国瓜分中东，英国得到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大部分及波斯湾沿岸地区。1917年英国政府还以贝尔福的名义发表一份文件，称《贝尔福宣言》，正式宣布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目的是在这一地区造成两个民族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永久对立，从而为英国的存在创造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交由英国“托管”，“开罗—开普”计划便已实现。太平洋上许多德属岛屿则交给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托管”，因此从表面上看，帝国确实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然而就在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的全面瓦解也就开始了，除白人自治领的离心倾向日重，最终导致英联邦建立外，帝国其他部分也爆发出民族主义浪潮，冲击着帝国脆弱的大堤：1919年，埃及首先发生民众反抗，第二年，伊拉克也发生暴乱。但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爱尔兰，爱尔兰的事态影响到整个帝国。

19世纪下半叶，帕内尔领导的自治运动迅猛发展，尽管它一再受到挫折，但到20世纪初，自治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了。1912年，自治法终于被英国议会批准，但爱尔兰内部却出了问题。新教徒占多数的北爱尔兰（即厄尔斯特）不愿接受自治方案，它害怕自治会让天主教徒占据优势，从而对新教徒进行迫害。南方则坚决主张自治，爱尔兰局势立刻恶化，南北两方紧张对峙，双方都成立武装团体，准备打内战。恰在这时世界大战爆发了，才侥幸避免了一场内战。

这张海报反映的是信仰新教的爱尔兰北部厄尔斯特地区居民反对爱尔兰自治，欲发动武装起义

但英国在大战中犯下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爱尔兰不再接受自治，而是要求独立。战争中，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走上前线，在英国的国旗下一同作战。但新教徒可以组成独立的厄尔斯特师，天主教徒则被打散，分派到不同的团队中去，受到英国战友的监视，其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进而，英国在事先未与爱尔兰商量的情况下，宣布推行征兵制，虽说最后并未实行，却使多数爱尔兰人十分反感，认为是把爱尔兰视为殖民地，而不是平等的伙伴。但最糟的是英国政府对“复活节起义”处理不当，结果使整个爱尔兰都与英国为敌。1916年复活节，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都柏林发动起义，企图以此唤醒爱尔兰人民，在爱尔兰争取独立。兄弟会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其起义也不得人心，绝大多数爱尔兰人并不同情起义，因此立刻就被镇压了。但随后英国政府却不顾爱尔兰人的吁请，甚至不顾国际社会的求情，而将被捕的起义领袖多数处死，结果，一场本来不受欢迎的武装起义变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象征，被处死的起义者也成了民族英雄。从这时起，英国在爱尔兰就丧尽了民心，爱尔兰人也下定决心要求独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议会大选中，主张独立的新芬党在爱尔兰获胜，表明民意已经大变。新芬党的领袖是德·瓦列拉，他是复活节起义中唯一幸存的领导人，他把爱尔兰带上了争取独立的道路。1919年，南部天主教徒组建“爱尔兰共和军”，开始进行暴力活动，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英国军人不断受到袭击，10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爱尔兰事实上已成为战场。1921年底，英国政府被迫与爱尔兰达成协议，允许爱尔兰南部成为自治领，称“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加拿大一样的法律地位。北部则留在“联合王国”治下，英国的国名也因此改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瓦列拉和他的战友不肯接受这一安排，他们要求完整的独立，于是继续开展暴力活动，从而与自治的爱尔兰政府发生冲突。但到20年代中叶，这一派也改变斗争策略，他们成立了另一个政党“芬尼亚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获胜，由德·瓦列拉上台执政。经过与英国重新谈判，南爱尔兰获得更完整的国家地位，改称“爱尔兰国”，留在英联邦内。1949年再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国”，这时，它已是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了。

北爱尔兰的经历却十分不同，1921年北部6个郡（即厄尔斯特）留在英国治下，从而使爱尔兰问题经久不得解决。1926年芬尼亚党成立时，原新芬党中有一部分人不愿追随德·瓦列拉改变策略，他们主张继续进行暴力活动，并且与爱尔兰共和军结为同盟，要求统一爱尔兰。为此，他们从30年代起就在爱尔兰北部及英格兰本土制造许多暴力事件。但爱尔兰北部又以新教徒居多，他们反对与南部合并，并且组织武装团体与共和军作对。这样，北爱尔兰就一直不得安宁，暴力冲突不断，成了英国政治中的一根毒刺，至今仍是如此。(www.xing528.com)

就在爱尔兰事态日趋激烈的同时，印度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汹涌澎湃的潮流。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实行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英国政府向印度派驻总督（亦称副王），作为印度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之下是一个5人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之下建立一个印度文官系统，从牛津、剑桥大学毕业生中公开召募从政者。基层地方政府则吸收了一些印度人任职，让他们做一些低级的文官工作。这些人和新出现的知识分子形成印度早期的中产阶级，在他们中滋生出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他们往往接受过西方教育，有些人甚至在英国留过学，西方的教育使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理想，希望把印度也改造成像西方那样的国家。所以殖民统治的双重逻辑就表现出来了：它一方面把被统治民族置于宗主国统治下，一方面又培植它们的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殖民主义的掘墓人。1885年，一个印度民族主义的组织在孟买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组织定名为“国民大会党”，创始人是一名退休的前英籍军官。英国殖民政府当时支持甚至授意了国大党的成立，因为它认为：与其让知识分子暴露在民族主义的侵害之下，不如给他们一个言论的场所，让他们成为殖民统治的赞成者。但国大党最终还是成为民族主义的领导者，把印度引上了独立之路。然而它同时也未曾辜负英国当局的期望，它把印度引上了一条和平的独立之路。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被称为“仁慈专制”，1898—1905年任印度总督的乔治·寇松，最充分地体现出所谓“仁慈专制”的特点。在他治下，英印政府一方面发展教育，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改革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还大力修筑铁路、开展公共事业等，因此博得许多印度人的好感。另一方面，寇松又大力推行强权统治，压制民族主义运动，孤立知识分子，不让印度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府工作，因此受到中等阶级的憎恶。1905年，他下令把孟加拉省分开治理，东面为穆斯林区，西面为印度教徒区，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孟加拉省太大，一分为二利于管理；但真实的原因是孟加拉一向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摇篮，分而治之，可以挑起两个教派之间的不和，达到分化和削弱民族主义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孟加拉分治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知识分子的追求第一次得到大众民族主义的支持，孟加拉发生罢市，家家不生火烧饭，许多人上街游行，有些地方还发生暴动。国大党走到了大众民族主义的前列，它在1906年宣布：“自治”将是它争取的目标。

1905年寇松去任，由明托伯爵接任。他上任时正是印度民族主义大爆发的时候，局势极为动荡，他到任后两次受炸弹袭击，都幸免于难。于是，他一方面加强镇压，逮捕和流放了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实行改革，调整统治政策，于是就有了“莫利—明托改革”，即1909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1909年印度立法会议法》。这项法律规定，可以任命印度人参加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和设在德里的总督行政委员会，并且增加各级立法会议中的印度议员人数。这项改革暂时稳定了印度的局势，使英印政府渡过了第一次群众运动的高潮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再次高涨，印度在自治的方向上也迈出新的一步。战时印度全力支持英国，派出上百万军队参加作战，为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英国统治者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于是就让印度和其他自治领一样，参加了帝国的战时内阁。战争中，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消除了内部分歧，重新结成反殖民主义的全民战线。穆斯林表示支持国大党的自治要求，国大党则答应在未来的政治构架中，要考虑穆斯林的特殊利益。国大党内部激进派和温和派也言归于好，共同发动了“自治运动”。1917年，印度的民族运动达到新高峰，而英国的战争努力却进入最低谷，在这种双重危机下，英国政府决定部分满足印度的要求，扩大其自治。8月份，英国以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文·蒙塔古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最终将考虑在印度实行自治，这就是著名的《蒙塔古宣言》。1918年，英国再以蒙塔古和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的名义发表《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对未来的印度政府结构提出设想。1919年英国议会以此为参照制定了《印度政府法》，该法规定在邦一级实行“二元制”，由民选机构负责教育、卫生、农业等事务，而以总督为首的行政机构则仍控制财政、司法、治安等大权。印度人在地方一级取得了一定的权力，但全印事务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

1919年改革并未满足自治的要求，英国人也不想真正在印度实行自治。相反，1919年发生的两件事大大伤害了印度人的感情，民族主义情绪反而更激烈了。3月，英印政府通过《罗拉特法》，目的是强化对民族主义者的司法审判；4月，阿姆利则发生惨案，英军向和平集会的抗议民众开枪，打死近400人，打伤1 200人。这两件事在全印度引起极大的愤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也由此而步入新的阶段。

走上舞台的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开创了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出身在印度一个商人之家，曾在英国留学成为律师，后来他在南非开业，卷入印度侨民争取权利的斗争，由此他步入政坛，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非暴力不合作。1915年甘地回印度，1920年被选为国大党领袖，他旋即率国大党发动不合作运动，成百上千万人立刻加以响应。参加运动的人抵制英国法庭、学校和商店，放弃政府公职，拒绝纳税，不承认政府法令。甘地还推出手纺车行动，他身先表率，脱去西服，腰缠一块印度土布，坐在传统的纺车旁纺纱绩线，象征着印度要脱离英国。甘地的榜样为无数人所模仿，一种无言的抗议震动着印度大地，印度民族以一种沉寂的愤怒向英国当局挑战，殖民者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运动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22年初，却在个别地区发生了群众的暴力行动，有一些警察被烧死，恐怖主义的浪潮似乎要蔓延。坚信非暴力原则的甘地认为这表明印度民族尚未成熟，便毅然宣布停止了不合作运动。英印当局立即以策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甘地，给他判了6年刑。

20年代末，民族主义再次高涨，以莫蒂拉尔·尼赫鲁（即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父亲）为首的一个国大党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在印度立即实行自治。英国政府不接受这个要求，总督欧文于1929年10月发表宣言，说自治只是印度变革的终极目标，而不是现在就实行的事。欧文建议召开圆桌会议来讨论印度问题，但国大党立即拒绝，并在当年的年会上提出新的纲领，即“完全的独立”。国大党说：自治的要求已被拒绝，印度人已被迫走上独立之路。国大党还宣布1930年1月26日是“独立日”，并授权甘地发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1930年3月，甘地率领78名信徒开始“食盐进军”，斗争立刻进入高潮。甘地和他的追随者徒步行走200多英里向海边进发，沿途有无数人参加进来。到了海边，他们舀海水晒盐，象征着他们反对英国的食盐税，更反对英国的统治。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援浪潮，英印统治者手忙脚乱，将6万多人投入监狱，并制定12项紧急法令，进行镇压。1931年3月，欧文与甘地会谈，甘地同意结束这次斗争，欧文则答应要释放被捕者，撤销紧急法令，降低盐税。但是在这一年晚些时候召开的圆桌会议上冲突再起，国大党领袖不参加会议，甘地一人与会，中途又退出。1932年1月，甘地再次发起不合作运动，英国严厉镇压，国大党被取缔，其领袖全部被捕，到年底，印度局势已基本平静了，但其争取独立的意向却无可逆转。

甘地带领印度人去海边煮盐，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于1935年制定一个新的《印度政府法》，向印度做出了更大的让步。根据这项法律，印度在邦一级建立责任制政府，实行自治；中央设两院制议会，总督保留外交、国防、帝国、贸易等方面的权力，其他事务可由议会处理。这意味着印度人得到了管理内部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力，他们有充分的力量参与议会选举。1937年国大党在7个邦的选举中获胜，建立了自治政府。但法律中关于中央政府的规定却未能实行，不久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的独立进程再次被打断。

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也同样兴起，其中最典型的是埃及。埃及在1915年成为英国保护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激烈的反英运动，从1918—1921年，暴力活动不断，形同一场战争。1922年，英国让埃及取得有限的独立地位，但保留对外交、军事、外籍侨民、苏伊士运河和苏丹的控制权。这样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使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十分不满，他们继续开展斗争，甚至刺杀了埃及军队中的英籍总司令斯塔克爵士。1936年，随着欧洲局势恶化及意大利在北非扩张形成对埃及的东西两面钳制之势，英国决定让埃及独立，以平息埃及的反英情绪。但英国仍在运河地区驻军，因此埃及的独立仍是不完整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再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之，在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从顶峰上跌下来，白人殖民地完成了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成为英联邦中与英国平等的伙伴。印度开始离心，民族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亚洲非洲各附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了，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埃及的独立和锡兰在1931年建立半自治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进了所有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潮流，英帝国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