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威廉四世国王去世,他的侄女维多利亚继承王位。当时,年轻的女王只有18岁,沉重的国务负担却落在她肩上。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她做一个立宪君主,教会她不凭感情用事,心平气和地与民选的首相共事,哪怕这个首相她从心底里厌恶也罢。维多利亚在位64年,在此期间,君主立宪制彻底巩固了,国王完全变成了“虚君”,按政治学家巴奇霍特的说法,国王在国事中发挥的作用是:“接受咨询,给予支持,提出警告。”维多利亚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早年,她曾因不接受罗伯特·皮尔要她解除身边几个辉格党侍女职务的要求,而把已经失去议会多数的墨尔本勋爵留在首相位置上,造成所谓的“寝宫危机”;后来,当她成熟后,她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尽管她不喜欢辉格党首相罗素,也不喜欢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维多利亚还是她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一家主妇。她与丈夫艾伯特亲王相亲相爱,艾伯特的早逝(1861年)引起她巨大的悲痛。她一生养育9个子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培养他们。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在许多英国人眼里,她就是她自己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在位时期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顶峰。维多利亚在位时期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所有国王中,维多利亚享有盛誉,这不是因为她做出了什么轰动的事业,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做,而仅仅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做她那个时代的表率。
1832年改革使辉格党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从1830—1866年,辉格党几乎连续掌权,其中只有几次短暂的间断。托利党几乎与权力无缘,只有1841—1846年皮尔执政时,才稍稍显示了托利党的存在。托利党在改革中受到巨大冲击,它必须改造自己,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1834年,党的领袖罗伯特·皮尔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表示:托利党应该支持改革,只要这种改革是出于善意并且对维护现存的制度有益。这就是有名的“坦姆沃思宣言”,它是托利党自身的改革宣言,也是托利党支持改革的原则宣言,从此托利党不再是抗拒变革的党,而是一个主张缓进、渐变的党,其党名也渐渐变成“保守党”,以区别于抵制变革的“托利党”。与此相反,辉格党却没有受到改造,由于它是得胜的党,党内许多旧势力却保存下来,反而阻碍了党在社会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党内发生革新派和守旧派的分歧,从50年代起,以罗素伯爵为首的革新派曾几次提出继续进行议会改革的动议,但却被否决。党内守旧派甚至反对再作任何变革,导致第二次议会改革的主动权落到了保守党手里。50年代,辉格党逐渐改称“自由党”,它与保守党在纲领、思想、社会组成方面的差异日趋缩小。60年代以后,两党轮流执政,这说明两党的区别已经很小了。
第一次议会改革后,自由贸易的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工商业资产者越来越希望得到完全彻底的自由贸易,国家完全不干预,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一大批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为此已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等。但尽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已家喻户晓,政权却掌握在大地主手里,他们用政权的力量来保护土地利益,因此反对完全的贸易自由,主张保留国家对经济的随意干预,其典型表现就是“谷物法”。
谷物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中世纪就已存在,但1815年以后成为重大政治问题。拿破仑战争时,物价上涨,谷物价格直线上升,小麦的价格有时达到每夸特100先令以上。这使农业经营有大利可图,于是,土地所有者大量开发贫瘠土地,投入大批资金进行粮食生产赚取极大的利润。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粮食价格开始回落,不仅贫瘠土地的投资收不回来,就连一般的农业利润都维持不住了,这对土地所有者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在1815年,就在战争结束之时,议会通过一项谷物法,规定在小麦价格未达到每夸特80先令时,不准进口外国粮食。这是在人为地抬高粮食价格,社会各阶层都会因此受到损害,只有地主阶级从中获利,因而深受时人的痛恨,将其称作是“阶级的立法”。1815年“谷物法”是刺激工业资产者投入议会改革运动的原因之一;1828年,威灵顿曾迫于党内压力修改了谷物法,将其按国内小麦价格的高低来制定浮动进口税,但这并没有消除工厂主的怨气,相反,在1832年改革之后,他们发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取消谷物法。
1836年,伦敦一批激进派议员成立一个“反谷物法同盟”,未取得任何成果。1838—1839年,曼彻斯特的工业家接过反谷物法大旗,这才使运动蓬勃发展。运动的主心骨是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两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工厂主,靠个人奋斗发财,坚信自由贸易的信条。在他们的领导下,反谷物法运动成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是各地工厂主,大批工人也卷入其中。反谷物法同盟有很好的组织体系,全国各地都有分会,各分会都有正常的活动,也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同盟以反对谷物法为唯一目标,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也不提其他要求。它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压力集团,企图用群众斗争的手段达到单一的经济利益目的。同盟主要靠宣传工作争取民心,它的宣传很巧妙,它对工人说:谷物法抬高了面包的价格,因为进口关税限制了粮食的自由竞争;它对佃农说:谷物法对他们毫无好处,因为地主用高租率拿走了全部超额利润;它对工厂主说:谷物法限制了工业发展,因为别的国家只能用粮食来交换英国工业品,而谷物法恰恰限制了这种交换。总之,它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说谷物法违背了其切身的利益,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事实上,反谷物法同盟鼓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它只符合工业资产者一己的私利而已。这个时候,自由贸易最得力的鼓吹者都集中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同盟的领导者也是这些人,这些人后来被叫作“曼彻斯特学派”。(www.xing528.com)
反谷物法同盟的宣传活动
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制造政治压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由于其资金雄厚,活动常达到很好的效果,甚至能吸引大批工人参加进来。当时也正是宪章运动活动的高峰,于是就出现两个运动争夺工人群众的局面,并不时引发双方人员间的打斗。反谷物法同盟一度曾企图把宪章运动拉到它自己的轨道上来,但由于工人领袖坚决抵制,此举未能成功。反谷物法同盟最令人惊叹的政治行动是制造选民,让这些选民选出支持同盟纲领的议员。为此,同盟筹集大笔资金,归到本不具备选民资格的人名下,让他们登记成为“选民”,从而夺取某一些选区的选民多数,选出事先议定好的候选人。
反谷物法同盟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使自由贸易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841年科布登当选为议员,使议会内的反谷物法运动也找到了领导人。同盟的活动最终影响了许多当权者,使他们也接受自由贸易的学说,而罗伯特·皮尔就是其中之一。皮尔本人出身于富裕的棉厂主家庭,父亲是靠自我奋斗起家的第一代工厂主。他后来虽加入托利党,却是托利党内持自由主义观点的领导人之一。当坎宁派转向辉格党时,皮尔却留在了托利党,对后来完成托利党的自我改造发挥了作用。1841年他担任首相后,开始领导保守党向自由贸易方向转化;当时,抵制自由贸易最坚定的就是保守党,因此这一转化具有深远意义。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成百万人被饿死,更多的人流落他乡。当时,解救灾荒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皮尔于是下决心废除谷物法。1846年,议会终于废除了这个法律,一个“阶级的立法”也就寿终正寝。但皮尔却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党内顽固派、土地利益的代理人咽不下这口气,向皮尔实施报复,皮尔失去议会多数,保守党政府就垮台了。后来,皮尔派向自由党靠拢,支持继任的罗素勋爵政府,辉格党的一党优势又维持了大约20年,保守党失去了掌权的机会。
这样,自由贸易的原则终于胜利了,工业资本主义大获全胜。1849年,已实行几百年的《航海法》被废除,这是另一个标志,表明自由贸易的原则被彻底认可。1852年议会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英国由此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期,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自由贸易的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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