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社会力量对比：直接输出成果

但工业革命发生后情况就变化了，土地的重要性逐渐减小，工业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1688年，英国经济各部门的收入分布仍表明农业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当年，农林渔牧业收入1 930万英镑，工矿建筑业收入990万英镑，商业运输业收入560万英镑，地产房租收入则是250万英镑。1801年，收入的分布已变成：农林渔牧业7 550万英镑，工矿建筑业5 430万英镑，商业运输业4 050万英镑，地产房租为1 220万英镑，由此可见工商运输加起来已超过了农业部门。1831年，这些数字再变化为：农林渔牧业7 950万英镑，工矿建筑业11 710万英镑，商业运输业5 900万英镑，地产房租2 200万英镑。这个时候，工矿一个部门的收入就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部门，英国已基本上成为工业国。经济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土地利益的优势已经过去了。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孕育出两个新的阶级，一个是工厂主阶级，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前者以其日益增多的财富昭著于世，后者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引人注目。但这两个阶级在“旧制度”下都没有选举权，无法在现存政治体制内提出自己的要求。旧的政治体制与新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冲突，旧制度必须变革，否则它就会被新的社会所淘汰——这就是议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但如何变革？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这就取决于社会成熟的程度了。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已学会用妥协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不必用暴力来改变国家的体制。但在变革议会制度的过程中，是否仍可用和平的手段？这是英国所面临的急迫问题。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英国还是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了问题，完成了权力的重新分配。对英国而言，过程与结果同等重要，它保证英国能平稳地过渡，未出现像法国那样的社会大动荡。

改革运动起源于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因此，理解这些变化，就成了理解改革的关键。

工业革命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分配却十分不公，造成严峻的社会紧张状态。

工业革命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由于工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是“自由放任”，国家对经济问题放任不管，这就把劳动者放在一个不利的地位上，经受资本的任意剥削。英国工业化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此，它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前提的。

工业革命消灭了手工工人，用机器取代了他们的劳动，手工操作被迫与机器进行“自由”竞争，结果，手工工人被淘汰了，而在淘汰的过程中，其命运极其悲惨。以手织工为例：工业革命刚开始时，由于纺纱工序实行技术改造，织布跟不上纺纱的需要，因此，手织业有过巨大的发展，手织工的收入之高，可以与绅士相比。可是动力织机出现以后，手工织布就被淘汰了，手织工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其经济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820年左右，棉纺织业曾经有20多万手织工，到1850年，他们只剩下大约6 000人。由于和机器竞争，手织工的收入非常微薄，在30年代，大多数手织工每星期只挣到一两个先令，连果腹水平都达不到。许多破产的手织工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未成年的子女来养活他们，这些子女在纺织厂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其心理与生理发展都受到障碍。手织工的遭遇非常典型，在工业革命中，随着一个个工业部门被机械化、工厂化，原先的手工工人一批一批被淘汰。濒临灭亡的手工工人想起了伊丽莎白时期制定的国家干预政策，于是就非常希望恢复国家立法，用立法手段调节工资与物价，保障自己的生存。但这样做就必须在议会有自己的代表，这是他们大量投入议会改革运动的主要原因。

19世纪初矿工在矿井中干活(www.xing528.com)

工厂工人的情况不同，在工业革命中，他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生存方式与手工工人有很大差别。在早期工厂中，工人们深受剥削，他们一天工作十几小时，工资却很低，往往只够维持生存，工人们必须服从严格的纪律，稍有违犯，便受处罚。工厂中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而一旦出事，工人就被赶回家，厂主不负任何责任。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使工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工业大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远远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面对厂主的压榨，工人们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对抗工厂主，迫使厂主做一些让步。这样，就产生了工会运动。工会运动是针对工厂主的，其目的是改善工人直接的生活与工作状况，这就导致工会运动一般不愿卷入政治活动，生怕政治活动会影响内部的团结。因此，工会作为整体很少参加到改革运动中来，会员自己有可能支持改革，但工会往往却不愿表态。总体而言，工厂工人更关注他们与工厂主的直接冲突，而不像手工工人那样，强烈地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这样，在工人阶级内部，我们看到有两支力量，一支是工业革命前就存在的，另一支是由工业革命造成的，由于其各自的经济、社会特点，它们对议会改革的态度有所区别。

在中等阶级这一边，人们也同样看到它一分为二，其一是工业革命前就存在的旧式中等阶级，主要由医生、律师、教师、牧师、中小地主、中小商人、其他自由职业者、专业人员所组成。他们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社会中处于中间梯级，对大土地所有者垄断政权十分不满。他们崇尚英国“自由”，讨厌腐败的政治制度，希望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议会，能自由地表达人民的愿望。因此，他们希望议会改革，清除腐败政治。正是这些人最早发出了改革议会的呼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运动。

中等阶级的另一支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工厂主阶层，这些人大多属于暴发户，出身卑贱，但精明强干，靠机遇与能力发财致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工业革命中，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发财，很少过问其他事。他们全身心地拥护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全身心地崇拜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只要政府让他们发财，他们就会支持政府；只有当他们突然发现富裕有余而政治上毫无权利时，他们才会投身于改革运动，但这时已经是19世纪20年代了，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游离于运动之外，有时还帮助政府镇压运动。

贵族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辉格党集团，一个是托利党集团。辉格党代表最大的土地贵族及商业与殖民利益，托利党代表地方乡绅，是乡土利益的代言人。由于乔治三世排斥辉格党，辉格党成了反对派，于是也就反对“腐败的旧制度”，成了改革运动的同情者。但他们支持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而避免革命，他们希望在经济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与中等阶级结成同盟，防范下层人民的革命倾向。后来，正是在他们手上完成了第一次议会改革，而改革的结果恰恰是把中等阶级吸收到政权中来。但辉格党集团的存在对英国走上改革的道路却是关键，他们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搭了一座桥，使改革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反对改革的是托利党集团，前一章已经说过，在他们统治下，英国政治进入一个极端保守的时期。托利党反对在政治制度中作任何变动，生怕微小的变革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制度彻底崩溃。但反改革的立场却使他们越来越孤立，终于成为孤家寡人，而阻止不住改革的潮流。

总之，在19世纪初，英国社会存在着三大阶级，六支社会力量。到20年代中期，六支力量中的五支都主张改革了，这时候，改革的时机也就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