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光荣革命”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就有了保障。财富的增长十分迅速，有人估计，在1688—1701年之间，国民财富增加了20%。经济史学家菲利斯·迪恩估计在1700—1780年之间国家的总产出增长了67%，到1800年增长了151%。

商业财富增长很快，而对外贸易是其中的主要部分。1697—1704年8年之中，平均每年进出口总额约850万英镑，1775—1784年10年之中平均每年进出口数则达到2 000多万英镑，海上运输量也增长了一倍多。对外贸易和殖民地经营成了发财致富的捷径，许多人投资海外，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能做到暴富。光荣革命后100多年英国长期进行对外战争，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商业战争，目的是争夺海上通道和争夺殖民地。在18世纪，英国民众中普遍存在一种战争情绪，比如“詹金斯耳之战”爆发的消息传出后，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都出现了民众欢庆的场面。对外战争不仅受到商业集团的支持，而且得到一般民众的欢迎，许多人认为英国的财富来自海外，英国的商业利益不容损害。在战争时，对外贸易的总额会有所减少；但每次战争结束后，海外贸易就会大大扩展。

在对外贸易中奴隶贸易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中，英国取得向西属美洲殖民地输送黑奴的垄断权；1680—1783年间，有200万非洲人被卖到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包括北美和加勒比海殖民地。英国移民在这些殖民地利用奴隶劳动开办种植园，种植甘蔗、烟草等热带作物，英国商人把糖、烟草、朗姆酒等商品运回国内，再从英国运一些玻璃珠、小刀、大枪等到西非沿海，交换奴隶，再把奴隶运到美洲殖民地，由此构成著名的“三角贸易”。英国人从三角贸易和种植园经济中大获其利，美洲殖民地培植了一大批“纳波布”（即在东印度或西印度发了财的大财主），他们回国后在议会中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往往能影响英国的海外政策。然而对奴隶来说，这是他们的人间地狱，无数黑奴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艰苦的环境造成大批奴隶死亡，例如在巴巴多斯，1712—1768年有20万黑奴输入，但人口总数只增加了2．6万，其死亡率可见是极其高的。18世纪下半叶，一批宗教福音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开始对奴隶的境遇表示关心，他们从80年代起组织反奴运动，到1807年迫使议会通过法律，禁止了奴隶贸易。

英国在印度的掠夺也是凶恶的，东印度公司的许多职员在印度待上几年，就能积聚大笔钱财，致使许多乡绅子弟都愿去印度工作，寻找发财的捷径。当时印度的统治权在公司手里，实行公司管理，政府不插手。但公司的行政十分腐败，职员派驻在外，不拿工资，而任意搜刮，只要向公司和土邦君主交一定数量的钱，就可以自行收税，因此往往是巧取豪夺。高级官员更是敛财无量，克莱夫在七年战争后曾一度回国打算从政，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施罗普郡一半的市镇选票收买下来，自己也成为议员。另一个“纳波布”贝克福德以自己的财力支持老皮特，让他登上首相宝座。

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独占引起其他人不满，他们希望政府插手，打破公司的垄断权。1773年政府通过《调整法》，把总督与理事会的任命收归议会。1784年小皮特政府又通过一个《印度法》，规定由政府和公司共同管理印度，而政府拥有最终控制权。议会还对克莱夫的财产进行调查，后来虽未曾立案，克莱夫却自杀了。1788年议会又对第一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提出弹劾，指责他贪赃枉法。弹劾案持续进行了7年，最终判他无罪。但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已逐步接过了在印度的统治权，当然这仅意味着公司对印度的掠夺变成了英国国家对印度的掠夺。尽管如此，公司统治时期一些最糟糕的做法却受到遏制，私人不受节制的掠夺总算有所收敛了。

英国贩奴船的平面示意图，船舱里塞满了黑奴

戈登暴动

尽管商业的利益越来越重要，土地却仍然是财产与权力的基础。在18世纪，土地的利益仍然主宰国家，土地所有者从上到下都控制着国家的政权。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土地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本人就是大地主，或地主利益的代言人。政府基本上是由贵族、贵族家庭成员及其三亲四戚组成的，皮特作为“伟大的平民”掌管政权，在18世纪是极为稀少的事（但皮特后来也受封为“查塔姆伯爵”）。在中央政府之下，各郡都有中央指派的郡长和郡守，前者负责民事、司法，后者则掌管治安与防卫。两者一般都是由本郡势力最大的贵族出任，尤其是后者，往往就是该郡贵族与乡绅的头。郡以下的管理由地方士绅承担，从乡绅中推选出治安法官，让他们处理本地民政，并组成巡回法庭，审理较大的案件。治安法官是没有薪金的工作，英国土地集团以一种“奉献”的精神为本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由此而垄断国家权力，同时又培植了自治的传统。在18世纪，乡绅既抵制了中央政府专断的倾向（尤其抵抗着王权的扩张），同时又有效地控制着地方，防范民众的不满。

贵族高居于土地利益者之首，1700年，他们拥有英格兰土地的15%—20%，到1800年还上升到20%—25%，可见在18世纪，贵族的力量是上升的。除土地之外，他们还经营矿山、房地产，投资海外商业，开凿运河，建筑港口。英国贵族不是一个封闭的集团，他们与商业、与殖民地开发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使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有沟通的渠道，便于日后向工业社会转变。

大土地贵族之下是乡绅，他们是中小土地所有者，各种利益集中于地方，关心的也主要是地方事务。他们构成以土地为支撑点的政治结构的权力基础，为光荣革命后的政治稳定提供了保障。但由于地方性强，他们的眼界也相对狭小，思想比较保守，在日后的社会变革中成为主要的障碍力量。(www.xing528.com)

乡绅之下是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富裕的租地农场主，18世纪初，前者约占全国人口的1／8，后者人数更少一些，两种人的经济地位其实差不多，前者大概略为富裕，但10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小土地持有人的状况每况愈下，约曼农也逐渐消失了，农村社会形成一种三层结构，即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的结构。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结构，欧洲其他国家多数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结构中，地主把土地租给农场主，收取地租；农场主雇佣工人，赚取利润；农业工人出卖劳动力，处在工资雇佣关系中，既无土地，也无财产。这种三层结构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进传统的农业生产，整个农村社会由此而发生变化，形成这种结构的关键是小土地所有者大量消失，他们少数人变成农场主，多数人变成农业工人。

消灭小土地所有者的方法是圈地，在18世纪，圈地形成高潮。光荣革命前，圈地一般得不到政府支持，光荣革命后则通过议会法律的形式进行圈地，圈地成为官方的行为。圈地的法律起先是一个一个在议会讨论，单个被通过的。后来则一批一批被议会通过，1760—1800年间议会颁布1 300项圈地法令，1800—1820年又颁布大约1 000项。圈地的程序是这样的：某一个地方（比如一个村庄）想圈地，先由当地有土地的人提出申请，送交议会，议会派员到实地考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由议会表决通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地产所有者起主宰作用，他们特别支持圈地；小土地所有者在圈地中受到损害，但他们的反对不起作用，而且从短期看他们的损失会得到补偿，因此他们也经常不反对圈地。

圈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敞田”进行分割，明确其所有权；二是圈围“公地”，将公地私有化。“敞田”是中世纪存留的耕作形式，村庄一切土地集体耕作，只到收获时才各家收割自己的条块。在敞田制下，每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都分散在村庄每一块田地上，好坏土地交叉搭配，与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彼此交错，很难明确所有权。圈地就是把每一家原本分散的土地集中在一起，连成一片，然后筑篱开沟，划分明确的地界。圈地之后，各家耕种自家的土地，不再从事“集体劳动”，因此有助于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对土地进行投资改造，不必担心别人也会跟着沾光。同时，土地连成一片，易于使用改良的耕作方法和改良的工具，因而增长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发展。但是，圈地是以牺牲小农户为代价的，小土地所有者在土地重新划分后往往得到贫瘠的土地，而且由于面积小，资金少，很难进行土地改良，也难以使用新耕作方法，迟早只能退出竞争，卖出自己的土地。圈围公地对穷人的打击更大，公地本是村社的财产，没有土地的人也能在上面放猪养羊，砍柴拾草，由此勉强维持生活。公地被圈围后就成了私人财产，以公地为生的人要么去做农业工人，要么成为流浪汉，沦入社会的最底层。总之，圈地消灭了自由土地持有人，少数人成为租地农场主，多数人成为农业工人，农业中的三层结构就是由此而形成的，它发展了农业生产，但伤害了穷苦农人。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他们吊死男人，鞭打妇女／因为他们从公地上偷走鸡／却留下更大的恶棍不惩治／他从鸡那里偷走了公地！”

随着18世纪农业生产力日益发展，农村的贫穷现象也日益严重，于是济贫制度的负担也日益加重。济贫制度是伊丽莎白时期形成的一种制度，规定每个教区所有可以自谋生计的人都要交纳“济贫税”，以养活本教区无力生存的人。济贫税的份额不分贫富一律平摊，实际上是在用穷人的钱来养活活不了的穷人。18世纪末出现一种叫“斯品汉姆兰制”的济贫制度，这种制度发源于一个叫斯品汉姆兰的小村庄，它把穷人得到的生活救济与面包的价格挂钩，面包价格提高，救济也相应增加。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问题，但也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鼓励雇主降低工资，把负担转嫁给纳税人。

贫穷问题引起一些宗教人士的注意，国教内出现一种福音主义运动。福音主义主张一切人都有权获得上帝的拯救，不管他是高贵的王子还是社会的弃儿。福音主义反对国教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态度，说它只注重仪式排场，不注意真正的信仰。1738年，约翰·卫斯理打破常规、走出教堂，到田头、工场宣讲福音，传达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那些普通的工匠农人听了卫斯理的讲道后往往会泪流满面，感情激动，他们一向被人忽视，没有人关心其疾苦，现在，有一个上帝的使徒用他们熟悉的话语向他们谈论他们所关心的切身问题，使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温暖。卫斯理的信徒迅速增加，多数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也有一部分中上层人士。尽管卫斯理本人不愿脱离国教，但其信徒后来却形成新的教派，称“卫斯理宗”，也叫“循道宗”，意思是所有信徒都应该循规蹈矩，遵从耶稣的教导。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评价卫斯理宗的历史作用时说，它一方面启发了工人的觉悟，使他们感到自己也是尊贵的人；另一方面又教导工人要遵守纪律，服从管辖，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厂时代培养了第一批讲纪律的劳动者。

尽管贫穷问题日益突出，但物质的进步却是明显的，这表现在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糖、茶、肉类、奶类的消耗量都大大增加。对上、中等阶级来说，肉类已是主要食品，蔬菜、水果日益丰盛。18世纪上半叶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许多工匠家庭，面包、奶酪、啤酒是早餐的食谱，中饭可以有丰盛的肉。当然地区与地区间有很大差别，行业与行业间差别更大。一般来说，工匠的生活水平是不错的，最贫穷的是农业工人。

上流社会与中等阶级开始讲究时尚，表现在穿着方面追求富丽，丝绸、天鹅绒、缎子成为衣衫的质料，女服出现鲸骨裙、束腰和胸衣，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上流社会标准的服饰。乡绅会把子弟送去上学，一般是到普通的语法学校，这种学校教授基本的读写知识，以及文学、历史、拉丁文等。伊登、哈罗、温彻斯特等著名的公学逐渐成为贵族学校，贵族子弟在那里接受典型的古典教育，准备承担治国的重任。大学的宗教色彩很浓，一般只有神学、哲学和医学课程。非国教徒进不了由国教控制的正规大学，于是就自己开办学校，教授数学、语文、科学等课程，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苏格兰的教育普及率一直比英格兰高，有更多的人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而且涌现出像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像斯科特这样的文学家。无论如何，对整个英国来说，18世纪都是个文化创造的时代，华兹华斯和拜伦勋爵创造他们的诗歌，庚斯博罗和雷诺兹创造他们的绘画，能人布朗为马尔博罗公爵设计家族的乡村林园，简·奥斯汀撰写脍炙人口的闺秀小说。约翰逊博士是当时的大文豪，他编撰了第一部影响重大的英语大词典。在历史学方面，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传世之作；在经济学方面，最伟大的作品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过就其影响而言，它应该属于下一个世纪，正如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属于下一个世纪一样。

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

在意识形态方面，贵族绅士的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E．P．汤普森曾对遍布于18世纪的民众抢粮风潮（这是当时民众唯一的反抗形式）作过如下解释，他说：在18世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一种共识，即在政体的安排方面，绅士进行统治，民众则应服从。然而作为交换，绅士要对民众的生存负责，保证他们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致因为饥寒交迫困顿而死。因此，一旦发生饥荒，粮价被哄抬上涨，民众感到无力购买粮食时，他们就会自发组织起来，冲击市场，强制粮商以平价出售粮食。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用这种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提醒绅士统治者：为官者未能遵从默契，民众现在活不下去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使事态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一旦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采取措施平抑粮价，骚乱也就过去了，民众又表现出恭顺的服从。因此，民众的骚动与统治者的压制出于同一个意识形态，即认同绅士的统治。汤普森说这表现了当时民众中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即“道德经济学”。这种价值观在下一个世纪将与工业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尖锐地对立，而演绎出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在18世纪，贵族占据优势，无论在物质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