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二世与光荣革命：历史背景、事件及影响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1685年，詹姆士顺利登上王位。尽管他是个天主教徒，而且受到那么多人的反对，但他所召开的议会却非常顺从，给他拨了一大笔终生年金，比查理二世的几乎多一倍。蒙默思公爵不服气，他带领100多人在西南沿海登陆，指称詹姆士无权为王，号召人民反抗。一小批辉格党贵族参加了蒙默思反叛，但很快就被詹姆士打败了，蒙默思和造反的贵族被抓获，然后处死。詹姆士命审判长杰弗里斯去处理叛乱的善后工作，杰弗里斯于是大开杀戒，将300多名参加叛乱的人处死，包括绞死、水闷，再大卸八块。另有800多人被流放，大批的人员受到处罚。这次行动被称为“血腥审判”，虽说辉格党受到沉重打击，但辉格党的地位却发生变化，许多人同情辉格党的遭遇，视其为蒙难的烈士。

不久后形势就完全倒转过来，詹姆士本来是有机会巩固他的统治，终其一生而治理国家的。但他的所作所为极不明智，很快就把整个国家推到了他的对立面上。詹姆士企图利用有利的局面加强王权，强化他对国家的统治。但这样一来他就走上了建立专制王权的老路，步上其革命前两位先人——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后尘。于是，20多年前革命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了，这就是：谁是国家的主权？

詹姆士全面推行他的计划。首先，他企图建立一支常备军，在英国，国王始终不掌握常备武装力量，这就是英国专制王权不能强大的原因之一。但建立常备军的企图使人们害怕，它让人既想起克伦威尔，又想起法国的路易十四。镇压蒙默思叛乱时詹姆士召集了一支3万人的民军，现在有传闻说，它将变成常备军；而且，一支16 000人的部队已经部署在伦敦周围。

詹姆士还任命天主教徒担任文武官员，这既出自其宗教信仰，也出自其恢复专制的需要。1686年，一个天主教徒出任爱尔兰总督，并开始组建天主教军队；海军指挥权也落入天主教徒手中，更多的天主教徒则充任其他军官。在文职方面，天主教徒进入枢密院、出任大臣，到1688年连首席大臣都公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了。

在詹姆士支持下，天主教公开恢复了活动，芳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天主教团建立了修道院，而牛津、剑桥大学的国教徒则受到排挤，天主教徒出任学院院长。一个叫“宗教事务专员法庭”的机构出现了，这使人想起在1641年被解散的各种专制法庭。所有这些做法终于使托利党人也不能忍受了，他们不再固守被动服从的立场。在1679年，他们曾出于王位继承的正统原则而支持詹姆士，反对《排斥法案》；现在，詹姆士显然忘记除王位正统原则外，托利党还有另一个原则，即国教的原则。正是在国教原则的基础上，托利党和辉格党走到了一起，结成了反詹姆士的同盟。

詹姆士预感到政治危机，便想向新教非国教派示好，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1687年他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表示一切非国教徒都可以公开进行宗教活动，不再承受惩罚。但这样一个争取新教非国教派支持的措施却被新教非国教徒拒绝了，他们宁愿继续受压制，也不愿让天主教取得合法地位。于是整个新教阵营就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詹姆士。詹姆士恼羞成怒，于1688年发布第二个《信仰自由宣言》，命令所有的国教教堂在5月份要连续两个星期天宣读这份文件。七位主教，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联名上书，恳请国王收回成命；国王却下令逮捕这七名主教，将其交付法庭审理，这就是所谓的“七主教案”。

这以后局势就急转直下了。全国各教堂都不服从国王指令，标志着托利主义中不反抗原则的结束。七主教审判开庭，在公众情绪的压力下，陪审团宣布其无罪释放。消息立刻就传遍全国，人们骑着马传送喜讯，到处爆发庆祝活动，而尤以伦敦为最。就在这时，王后生下一个小王子，这是使公开反抗得以发生的最后一个砝码。因为迄至此时，人们仍指望老国王死后王位将传给新教徒，即他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王子的出生使这种希望破灭了，王子必然会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长大后一定是个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和对专制制度的恐惧在这一点上结合起来，于是，事变开始了。

1688年7月30日，七位政治要人悄悄聚会，起草了一封邀请信，派密使送往荷兰，要求荷兰的执政、奥伦治的威廉率军队前来英国，帮助捍卫英国人的自由。七位政要中两党领袖都有，其中包括伦敦主教，也包括丹比，以及在“血腥审判”中失去亲人的辉格党成员：一位罗素，一位西德尼，一位卡文迪什。送出这封邀请信是冒着杀头风险的，但这次是两党共同的行动。

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时的历史又回到1642年的转折点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让王权的扩张继续发展？1642年，为了阻挡专制的趋势，英国人曾拿起武器，捍卫“自古就有的自由”。而1688年，同样为“捍卫自由”，七位贵族领袖在密室策划，邀请一位外国君主前来干预。他们选中奥伦治的威廉，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威廉的妻子是詹姆士的长女，而两人都是新教徒，如果由他们来继承王位，王位的正统原则和新教原则就最充分地结合在一起了。此举若成功，王权的扩张就会被阻止，而“自由”又不需要再呼唤一个克伦威尔。统治阶层自己可以完成“自由”，这个自由不需要民众，也不需要发动新的革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是“光荣革命”事件的真实意义所在。(www.xing528.com)

威廉接到邀请信喜出望外，这时他正与法国为敌，急需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若落入他的手中，则抗法的力量将数倍增长。但荷兰刚和英国打过两次仗，为不让英国人感到他是在发动侵略，他决定要避开英军的正面抵抗，在大批英国人站到他的旗帜下之前，不与英军冲突。于是，他决定在英格兰西部地区登陆。这样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英国海军可以切断他的后路，让他全军覆没。但天时帮了忙，他的舰队一路顺风，英国舰队则被逆风封锁在泰晤士河中无法出海。等风停之后英舰驶入海峡时，一阵狂风又把英军赶回了港口。这阵风叫作“新教之风”，人们普遍认为它帮助威廉取得了胜利。

威廉登陆后，很长时间没有英国人前来归顺，原因是这里正是“血腥审判”殃及的地方，三年前的屠杀仍在人们心中记忆犹新。但渐渐地，终于有一些重要人物投靠过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代克拉伦登伯爵的长子康伯里子爵，他在一个短时间里曾指挥英军的前锋部队。从亲缘关系上说，第二代克拉伦登的妹妹是詹姆士的第一个妻子，因此国王的两个女儿——后来的两位女王，就是康伯里的姑表姐妹！事实上，詹姆士现在已经众叛亲离了，宫廷中有一个反对他的集团，其活动中心就在安妮公主的宫闱中。

这个集团的主谋是约翰·丘吉尔，后来被封为马尔博罗公爵。这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又极有才干，因军功升任高级军官，又因其妻是安妮公主的侍女，因此与宫廷关系密切。现在，他决定背弃詹姆士，投向威廉。但在行动之前，他仍向詹姆士表示忠心，信誓旦旦地要与国王同生共死。詹姆士于是将军权托付给他，让他率领陆军与威廉作战。但丘吉尔将这支军队交给了威廉，至此，詹姆士的败局便注定了。詹姆士逃往伦敦，威廉随后也进入伦敦。威廉说他来此的目的是帮助捍卫英国的自由，因此他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解除天主教徒的官职；二是召开议会。

威廉三世

詹姆士此时还没有全输，如果召开议会，他不见得控制不住。但1649年发生的事让他胆战心惊，他因此决定逃跑。他没有看清的是，英国的统治阶层——贵族和乡绅——与他一样也害怕革命，1649年的事是不会再重演了。詹姆士出走给反叛国王的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这就是如何处置现国王？反叛者不愿杀死他，因为杀他就等于再进行一次革命；但不杀他就不能不承认他是国王，反叛他的人又如何是好呢？詹姆士一出走，问题就解决了：威廉下令让各地区选出代表到伦敦开会，共同商量国策。这次会议后来变成一个真正的议会，会议宣布詹姆士擅自离开职守，背弃了国王的职责，因此他已自动退位。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托利党和辉格党达成一致，由议会宣布新国王临朝，威廉和玛丽共同登上王位。在此之前，议会发布了一项《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其中多数条款都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比如只有议会才可以征税，臣民可以自由地请愿，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议会应该定期召开，等等。但将所有这些“权利”用书面形式汇聚于一纸，而且作为人民与国王之间的“契约”出现，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权利法案》因此成为“英国宪政”中最重要的奠基性文件之一，它为现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再打下一个基础。

“光荣革命”还附带有其他几项法律文件，使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成形。这些文件是：（1）1689年的《兵变法》，规定国王若征召一支常备军，只可以维持半年左右时间，否则不拨款。议会由此而控制了军队，国王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军权。（2）1689年的《宽容法》，其中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但仍维持非国教徒在政治方面的不平等地位。（3）1694年的《三年法》，规定一届议会最多为期三年，每三年应该改选一次议会。（4）1696年的《叛国法》，其目的是不让国王以“叛国罪”为借口清除反对派，为被指控犯“叛国罪”的人提供了法律保护。（5）1701年的《继承法》，规定日后王位继承的顺序，保证王位不会再回到詹姆士二世的男系后代手上。

由此可知，“光荣革命”其实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说其“光荣”就在于它不流血。但假如当时丘吉尔不倒戈，流血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不流血的原因是：国家的统治阶层已齐心协力，下决心要把詹姆士搞下台。他们不能容忍专制制度的恢复，更不能接受天主教的复辟；但同时，他们也不愿再看到新的革命，不愿让下层民众再参与国家政体的设计。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只是换了国王，新国王还具有继承王位的最直接条件。但实质上新国王是由议会创造出来的，没有议会就没有国王的王位。这就把近100年来困扰英国不休的主权问题解决了：既然议会创造了国王，主权当然在议会。为解决这个问题，英国纷争了近一个世纪，其间有大规模的动荡，有战争，有革命；但最终解决问题的却是不流血的手段，这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光荣革命建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最高权力从国王一个人手里转交到贵族一批人手里。光荣革命改变了英国的政体，这就是光荣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