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关联

1640—1660年是英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革命造成巨大的社会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没有持久。革命没有留下永久性的遗产，这是英国革命的特别之处。

根据议会法令，王室与王党土地被拍卖，王室土地售价达200万英镑，700户王党土地被没收，售价达125万英镑，另外，出售教会土地近200万英镑。从理论上说，这是宗教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土地交易，理应造成深刻的社会变动，但王党却可以赎回自己的土地，根据其“罪过”的大小，交纳其土地售价十分之一至一半的罚金，就可以使土地物归原主。到1660年，许多王党都已赎回自己的土地，而往往是由其亲友或代理人为其赎回的，由此，革命并没有对英国原有的社会结构造成太大的冲击，土地阶级的经济基础未受到破坏。实际上，革命中两个阵营的人在阶级成分方面的差异并不大，双方的主导力量都是土地阶级。为使王党有能力赎回土地，议会允许他们出售其中的一部分，再赎回其余的部分，只有出售的那部分到复辟时才不能够归还原主。议会从3 000名王党那里收取赎金150万英镑，另从其地产上没收35万镑地租和红利。这对一些小地产造成重大伤害，大地产则可能因此而更加巩固了。

议会取消土地监护制，废除了监护法庭，这使大土地所有者免除一切封建义务，并且不需要对国王作任何赔偿，过去从国王那里封授来的土地变成了自由的土地，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土地私有制确立了。这大概就是英国革命最持久的后果，从私有制这个角度说，革命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但土地利益并没有受到打击，相反其力量更壮大了。

在巩固大土地利益的同时，小土地利益受到打击，1656年的议会一方面废除封建领地义务，一方面又不限制小农土地登记费，还否决了一项限制圈地的提案。无地农民希望保护其自古就有的公地和公用森林使用权（以作放牧拾柴之用），这种愿望也受到压制。1649年，大约20个无地农民在伦敦附近的圣乔治山上建立了一个土地公社，在传统的公地上进行集体耕作，他们声称土地是上帝赐予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利。克伦威尔派军队镇压了这些人，因为他们称土地是公有财产，而这对私有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威胁。这批共耕主义者在历史上被称为“掘地派”，其领袖兼理论阐述者是杰拉尔德·温斯坦莱。

平等派也反对圈地，但他们不认为一无所有者是“自由”人，因为无产者的劳动受别人的指使，无产者难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掘地派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认为正因为如此，才应该消灭雇佣劳动，所以他们才去耕种公地。不管怎么说，革命实际上是大土地利益的欢乐园，克伦威尔曾经靠约曼农（即自耕农）战胜王党（即大土地所有者），但是到下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约曼农却已经消失了。

战争没有破坏农业生产，相反，政府一直在注意发展农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圈围，沼泽被排干，耕作面积增加了，但这些成就都是由大土地所有者完成的，因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农业技术逐步改进，三叶草被引入，新的轮作制增加了土地利用率，购买力增加了，原因是政府开支增加和工资上涨。革命时期穷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从而刺激了食品需求量。农业生产出现飞跃，英国不再是粮食进口国，相反开始出口。低价的食品造成低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北部和西部的经济也得到发展。东南部的军事胜利反而造成西北部的经济繁荣，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战争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在1628—1683年间，近海船运扩大三倍；议会则在1654年下令召集民工修理道路。战争中，信件来往成倍增加，邮政成为全国性的企业，客运驿车开始定点定时运作。战争还造成人员的巨大流动，因为要征募士兵和安置退伍军人，学徒制受到巨大的冲击，农业工人走出自己的村庄，北方的士兵在南方作战，南方的士兵也在北方作战。战争把英国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国家，士兵进驻平民房舍，更使各阶层人民彼此接触，激发了思想的碰撞，战争还促进了工业发展，由于打破了国王的特许权，以及大批量的军备订货，制造业受到很大的刺激，金属、火药、造船、织布、皮革、采矿等工业都得到极大发展，从而为下一个世纪的飞跃做好了铺垫。这些都可说是革命的正面效应；然而，革命时期有10万人死于战争，大量生命财产被毁。不过多数英国人对事态发展并不感兴趣，战争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也不关心革命。有一个故事说在马斯顿大战前，人们叫一个农夫躲开，免受战祸之殃。这个农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怎么，有两人要干仗？”

克伦威尔时期英国海外扩张加剧进行，远洋商业利益成了政府追逐的目标，在英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把对外贸易作为一个国家的事业来追求，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内战尚在进行时，由于双方正忙于战争，因此议会的政策是稳住殖民地，给他们许多优惠政策，使他们不向王党靠拢。内战结束后，议会改变策略，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使其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为此，议会要保证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地位，不让它受到外国的侵害。

当时英国在海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荷兰，西班牙的国力已经衰退，法国忙于大陆战争，无暇顾及海上。荷兰则控制了远洋贸易，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英国的殖民地贸易受到荷兰威胁，而荷兰对英国革命又持敌对态度，1651年，英国议会颁布一项《航海条例》，其矛头直指荷兰。该法案规定：凡进入英国或各殖民地港口的商船，必须是英国或该殖民地所有，其船员又只能是该船所属地的臣民；欧洲商船可以进入英国港口，但只能携带本国商品，配备本国船员。这是一项典型的重商主义立法，标志着英国殖民活动进入重商主义阶段。《航海条例》使英荷之战不可避免，1652年战争爆发，两年打了7场海战。起初荷兰舰队占优势，但1653年英国扭转战局，1654年双方议和。这次战争基本上是以平局结束，但战争的后果却对英国有利。英国在战争中捕获了1 700条荷兰商船，从而大大地扩充了英国的船队。战后英国从葡萄牙手里得到好处，取得它原先给荷兰的海上贸易优惠，英国开始向葡萄牙帝国渗透，其势力进入东印度群岛、巴西、非洲西海岸等地。英国还与瑞典签协议，获得了与荷兰一样进出波罗的海的权利。克伦威尔并制订了“西进”计划，旨在向加勒比海进军。1655年，西班牙殖民地牙买加落入英国之手，从此以后，它就是英帝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支柱。(www.xing528.com)

1651—1660年间，英国海军增加了200艘军舰；从1649年起，英国海军开始在海上正常巡逻，其范围扩及地中海与波罗的海。革命时期英国夺取的殖民地包括牙买加、圣赫勒拿、苏里南、敦克尔刻、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等，其中除欧洲大陆的敦克尔刻外，其他地方都成了英国的永久殖民地。

虽说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扩张方面革命表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但在宗教和思想方面却表现了强烈的突发性，显现一种历史的中断。

革命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太大的作用，各方面都把自己的信仰看作神圣不可侵犯，信仰问题不可妥协，这当然与当时的欧洲大陆大背景有密切关系，因为整个欧洲都卷入一场宗教大战中，战争双方都扛着宗教大旗。英国清教挟欧洲宗教改革之势，要求对国教作进一步清洗，这就为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柱。清教徒确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把真理放在自己手中，斗争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的，这个斗争必须进行到底。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议会军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战争的胜利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即他们是上帝所选定的人。但这种信念却又是双刃的，因为随着革命阵营的分裂，革命内部出现分歧，斗争中失利的一方如平等派、各种分离小教派等开始发问：真理是否真的掌握在获胜者手里？到革命后期，这种疑惑越来越扩散，对革命本身的怀疑也就越来越强烈了。到最后，怀疑取代了信念，战斗的清教主义终于丢下武器，退缩到深刻的思想反省中去了，政治上的复辟于是就出现了。清教主义变成复辟后的不服从国教派，英国历史回到了它正常的轨道上去。

清教中长老派是一个大教派，但它在英格兰力量不足，缺乏社会基础，其思想根源是欧洲的加尔文主义，而社会根基则主要在苏格兰。从宗教上说，长老派和独立派最大的分歧是教会的组织形式，长老派主张建立全国的统一教派，由选举的“长老”们统一治理，独立派不绝然反对全国性联系，但强调各地区教团独立的原则，组织核心也以地方为基础。各独立教派教义上的分歧非常之大，从温文尔雅的浸礼派、教友派，到一心求真的求正派、千年至福派，再到具有暴力倾向的和反道德倾向的震颤派等，不一而足。军队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独立派教徒，这使独立教派形成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主张宗教宽容，既反对国教的强制信仰，又反对长老派的趋同企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老派后来坚守议会阵地，以“议会自由”的捍卫者自居；独立派却建立起军人政权，用刺刀强制实行政治统一。

宗教与政治不可分正是英国革命的特点，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使政治斗争不可调和。实际上，在议会中，长老派和独立派经常在宗教观点上彼此交叉，但在政治态度上却相当分明：“长老派”指的是温和主义者，常带有政治保守主义的倾向；“独立派”则坚决不妥协，是民主理念的坚强战士，虽说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他们选择了暴力强制。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是平等派，他们在普特尼会议上提出成年男子普选权，要求建立共和国。平等教派中许多人属于追求天国理想的小教派，如千年至福派（也称第五王国派），他们对于人世间的不平等深恶痛绝，深信天主将派救世主再现人间。他们相信眼下的革命将荡尽人世邪恶，消灭人间的“罪王”，为天上的“圣王”降临人世扫清道路，他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投入战争的，而最终当革命失败时，理想的破灭就继之而起。

平等是普通革命战士追求的政治理想，在普特尼会议上，平等的理想得到高度表达。但事态的发展表明英国的历史还不具备平等的条件，而且革命也不是实现平等的手段。他们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同时破灭了，但他们的精神却留传给后世，在18世纪开始的人民改革斗争中开花结果。这时，人民斗争放弃了革命的手段，最终却完成了革命的未竟之业。

革命失败后，有两个人用文学的手段表达了革命的失望，他们的作品成为革命遗留下的最伟大的文学遗产，约翰·密尔顿曾担任过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他在《得乐园》、《失乐园》和《力士参孙》中表达了革命在胜利时的喜悦、在失败时的悲哀。他还向全能的上帝发出诘问：为什么让上帝的事业受到劫难？密尔顿在创作这几部长诗时早已经失明，创作本身就体现了革命的坚强意志。约翰·班扬曾是一名革命军战士，后来又成为浸礼派牧师。复辟后，他因宗教信仰被关押12年，在狱中写下了《天路历程》。这是一部寓言体长诗，诗中表现了革命失败后革命者经受的痛苦的思想磨难和精神反思。

革命还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政治学著作，即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尽管霍布斯在大部分时间中流亡国外，但他对英国的事态仍十分关注。英国革命使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等级社会被革命冲垮，平等的个人相互冲突时，如何才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宁？他认为，只有建立强大的专制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军政府恰恰符合这一要求。他因此在1651年回到英国，支持克伦威尔的军事专制。另一位政治学家在当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詹姆斯·哈林顿在《大洋国》中提出：内战的原因是财产发生了转移，从贵族手里转移到“人民”手中了。因此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权力最终一定要转移到“人民”手中（当然“人民”仅指有产者）。哈林顿其实提出一个被许多后来者一再重复的观点，即政治权力是由财产权利决定的。哈林顿的思想后来延伸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他不可不说是一位前瞻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