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和国到复辟：共和国的威胁与战斗

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英国历史进入一个特别时期，此后11年中王位空缺，史称“大空位”。残缺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王位，取消上院，下院行使国家主权，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显然反映了平等派的要求。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人民主权的思想第一次被公开承认，写成文字，后来在各个国家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当时，政治的现实却与原则不符，残缺议会不能代表人民，统治国家的其实是军队。

军队不喜欢残缺议会，但在那时，它又不得不依赖残缺议会，因为共和国面临许多危险，没有议会做门面，军队的统治就更加不稳。议会通过决议，建立了行政院处理国务，行政院每年由议会投票任命，议会由此而抓住了政权。

共和国的危险来自多方面，除国内时起时伏的王党叛乱、平等派的闹事之外，最大的威胁来自法国与荷兰，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查理一世有亲缘关系，对英国的事变耿耿于怀。爱尔兰与苏格兰也公开打起造反的旗帜，它们拥立查理一世的儿子为新国王，向英国革命发动挑战。军队不得不投入几条战线的战斗，以保卫共和国，同时也保卫革命。

爱尔兰与英国一向对立，自宗教改革以来，爱尔兰坚守天主教，以维护它的民族特性。对此，英国从亨利八世起就一再征讨，造成了两个民族的积怨。英国革命发生后，王党与议会都无暇顾及爱尔兰，爱尔兰于是就越来越自行其是。查理一世曾要求爱尔兰出兵帮助他打仗，为此，他答应宽容天主教，并召集爱尔兰地方议会。查理一世被处死后，爱尔兰公开支持他的儿子，1648年爱尔兰参与王党叛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站在英格兰的对立面。1649年，爱尔兰奉查理二世为新国王，这样它就与英格兰公开对立了。不久，议会派克伦威尔率大军前往征讨，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在德罗赫达，英军破城后屠杀了所有的守城男子，连神甫也不放过。英军对一切抵抗的城镇都实行屠城，至1650年夏控制了爱尔兰局势。1652年，议会颁布由克伦威尔制定的解决法，其中对5种人计8万多人处以死刑或没收财产；其他参与叛乱的人失去三分之二的土地，剩下的三分之一必须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才能得到补偿。爱尔兰的大量土地被没收，分配给随克伦威尔征战的英国士兵。自此后，爱尔兰就出现了一批英国庄园主，爱尔兰人反而失去了土地，爱尔兰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克伦威尔在苏格兰的邓巴尔率军准备出击

此时，克伦威尔已从爱尔兰转入苏格兰，查理二世当时正在该地，被承认是新的国王。1650年9月，克伦威尔在邓巴尔击败苏军主力，取得重大胜利。一年后他又在英格兰的伍斯特消灭由查理二世亲自率领的苏格兰入侵军，苏格兰无力再战，于是接受了和谈条件。苏格兰接受由英国人建立的政府，但保留了长老教的国教地位，还可以与英国人进行自由贸易。与爱尔兰相比，苏格兰受到的待遇已经很宽厚了，但苏格兰人感到自己被征服了，英国的政权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侮辱。

军队从苏格兰班师回国后，与残缺议会的矛盾便公开化了。这时议会和军队都成了利益集团，都已经和人民的愿望不相符合。残缺议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政治或宗教上的狂热分子，他们坚守共和国理想，追求信仰自由；另一种人则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共和国，只是想分得一杯羹而已。这两种人都希望残缺议会能永久存在：对第一种人而言，新的选举会使其理想成为泡影，因为多数英国人既不愿支持共和国，也不愿接受独立派的宗教信仰，对此他们是深深知道的；对第二种人而言，解散议会就打碎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希望一辈子都坐在议会里，舒舒服服地吃议会饭。这时，民众中多数在情感上已发生变化，如果说有一个时期许多人同情议会的事业，那是因为查理一世的专制行径使英国人的“自由”受到破坏，英国人对此有本能的反感。查理被处死后，不少人感到事情好像走过了头，议会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相反却霸占了政权赖着不走。慢慢地，查理好像变成了烈士，人们对长期议会厌倦了，开始怀念国王的时代。

军队在爱尔兰战争中变了质，这支军队烧杀掳掠，抢夺战利品，军队也成了利益集团。军队有它的职业利益，它没有政治理想，但必须有权力，暴力是它权力的基础。它对残缺议会十分反感，因为议会挡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它对军队指手画脚，自称代表人民，其实只代表自己。军队知道残缺议会不得人心，便想取而代之；军队还想制定常规税则以使自己能够有固定的收入，这样就可以合法地存在；但残缺议会不肯这样做，因此军队就要求解散它。

1653年4月，克伦威尔派士兵驱逐议会，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自此后，英国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维护议会的自由权利开始的，反抗国王的专制统治；但现在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利，起而代之的是一个强制性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为后盾。革命背离了出发点，相反却走向了反面。这以后革命就走下坡路了，一直走到它的失败。

残缺议会被解散后，军队召开了一个新议会，军队指定140人担任议员，其中许多是各地的独立教团推荐的，由此便可以保证独立派的优势。但这届议会只维持了大约半年时间，到12月就被解散了。议会中的激进派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司法变革、世俗化的婚姻等等。保守派无法忍受这些要求，便将权力交还给军队。议会中有一个成员名叫Praise－God Barbon（Praise－God是他给自己起的革命名字，意为“赞美上帝”），由此议会得到一个外号，叫“拜尔朋议会”（Barebones Parliament，Barebones是Barbon的另一种拼法，字面含义是“瘦骨伶仃”）。(www.xing528.com)

这以后，军队决意自己掌权，于是就制定了一份文件，叫《政府约法》。这份文件规定由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由他负责行政事务。立法权交给一个议会，议会由选举产生。议会得到比较大的权力，它可以驳回护国主的否决，使某项法律生效。从理论上说议会具有最高权力，革命的原则似乎被确认了。但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军队靠暴力维护统治，选举是在军队的操纵下进行的。不过新议会召开后还是立刻与军队发生冲突，议会要求修改《政府约法》，反对军队专权；军队则要求维护教派宽容，不允许议会取得最高权力。双方的冲突无法调和，克伦威尔于是解散了它，就好像当初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一样。军事独裁的本质现在暴露无遗了，克伦威尔的权力不比国王小，而且和国王一样随意。

克伦威尔解散“残缺议会”

这以后克伦威尔就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他把全国分成11个区，每个区派一名将军做行政长官，实行军管。长官的意志不可讨论，一切政务都由长官说了算。在英国政治传统中，至少征税问题还要由议会来讨论，现在将军们的随心所欲却决定着一切事务，包括随便摊派征税。人们于是记起：当初反抗查理一世，就是因为他强制性地横征暴敛，而现在将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军们还随意判案，目无法律，完全凭个人高兴，人情高于司法。这又让人想起查理一世当年践踏法律、人高于法的情景。军政府还制定了严格的清教戒律，要国人按清教戒规行事，诸事都必须像个“清教徒”，不仅不可喝酒，不可赌咒，安息日还不可出门，店铺不可营业，连在外面“闲逛”都会受到惩罚，荷枪实弹的士兵沿街巡逻，用枪弹来维护清教的信条。清教靠暴力推行其道德伦理，这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

1656年，为了在全国开征税务，克伦威尔又召开一次议会。这一次议会仍然是在军队控制下产生的，但议会召开后，还是对军政府持反抗态度，并要求修改宪法。克伦威尔让议会提出修宪方案，议员们就提出一份叫《谦恭请愿与建议》的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条款是：让克伦威尔进身为王，建立一个世袭的王朝；在议会中设立“另一院”，实际上就是上院。这份文件真正的意图是控制不受约束的军事统治，把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人们又不知道如何去限制他的“护国主”，变成一个只有有限权力、受到议会约束的“国王”，即建立君主立宪制。克伦威尔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在军官的反对下拒绝了王位，但接受了其他内容。1658年新的议会召开时，克伦威尔将其亲信塞进“另一院”，护国主也成了世袭职务，其实是无冕之王。但新议会一召开两院就彼此争吵，克伦威尔于是就把它解散了。他打算重新召开一个议会，但在9月3日他却去世了。

克伦威尔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为清教事业奋战了一生。他的个人品质也许是高尚的，也没有权力欲。但革命的狂风巨浪把他冲到权力的顶峰，而这个权力却似乎正是革命试图要遏制的那个权力。克伦威尔于是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反对专制，一方面又实行集权。他的双重形象究竟出于他个人的过错，还是出于历史的无奈与曲折过程？

无论如何，护国主制只维系在克伦威尔一人身上，英国革命最终出现这种结局，不可不说是一个悲剧。革命以反抗一个人的专制开始，最终却不得不以另一个人的专制结束，这里面是否有内在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袭任护国主职，但军事独裁不靠军队支持是无法维持的，理查德年仅32岁，既无军功又无人望，各路将军都不买他的账。新议会召开后，立即向军队要权，军队则逼迫理查德将其解散。1659年5月，将军们把6年前被他们自己驱逐的残缺议会找回来复会，历史的轮回开始了，革命迅速退回原地。不久，理查德被迫退位，护国主制寿终正寝。

残缺议会一复会立即向军队夺权，在革命与内战的20年里，始终存在着议会与一种专断权力的斗争，不管这个议会是由国王召开还是由军队召开，也不管这个权力是国王还是军队自己。20年斗争的实质是争夺主权，但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未能解决。10月份，军队又把残缺议会驱散了。英国已走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谁也没有权威，谁也无法解决问题；军队本来可以用武力进行统治的，但克伦威尔死后，军队本身也不再团结。英国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彻底混战，或是退回到斯图亚特王朝。

英国选择了后者。议会被驱散后，驻苏格兰军区司令乔治·蒙克就挥军南下，要为议会讨个说法。他一路受到欢迎，大家都希望重建一个“自由的议会”。1660年2月，他抵达伦敦，随后再次恢复残缺议会，却不肯执行议会的决议，相反他要求残缺议会自行解散，举行新的大选。议会加以拒绝，蒙克就召回了在1648年普莱德清洗中被驱赶的长老派议员，让他们宣布长期议会结束。4月25日，一个新的议会召开了，该议会因为没有得到国王的授权，因此就自称“国民会议”。会议是由王党分子和长老派组成的，它的任务就是恢复斯图亚特王朝。

查理二世早就做好了准备，还在4月4日，在他的流亡地荷兰，他就接受其主要谋臣爱德华·海德的建议，发布了《布列达宣言》，其中表示一旦复位，他将赦免在革命中反对国王的人，认可在革命中被出售的王党土地，发放拖欠的议会军津贴，保障宗教自由。这是一个和解的声明，表示既往不咎；但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其中没有对主权问题做出说明。国民会议接受了这个声明；5月25日，查理回到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稍稍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出迎接国王回来的人就是当初反对国王的人，英国的复辟是由以前的革命者执行的，比如率领代表团到海牙与查理二世谈判的就是当年新模范军的主帅费尔法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