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及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

1637年，英国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以后的事变把英国带进一个剧烈冲突的时期，即革命时期。

事变的导火线是宗教问题。查理一世在宗教问题上持保守的国教立场，即坚守国教中残存的天主教色彩，抵制对国教做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查理的亲信大臣劳德大主教是这种政策的具体执行人。1637年，劳德命令苏格兰教会接受英国国教的祈祷书，这引发了苏格兰的反抗，同时也导致英国革命。

苏格兰在16世纪就已确立长老教的国教地位，而接受英国国教祈祷书，就意味着要放弃长老教信仰。查理一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一再声称：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长老教主张由“长老”们领导教会，这与查理一世强化君主专制的意向是背道而驰的。苏格兰表示不能服从劳德的命令，不久，各地开始签署《国民圣约》，并组织军队，发誓要与查理一世抗争到底。1639年，苏格兰军队攻进英格兰领土，战争随之爆发。查理一世因财力不支，无力抵抗，只好与苏格兰签订了暂时的和约。

但查理并不打算向苏格兰屈服，也不打算放弃主教制。为了使战争能继续进行，他决定召开英格兰议会，要议会同意筹集军费。在英格兰，只有议会才能合法地开征税务，查理一直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苏格兰的反叛迫使他在英格兰寻求支持，但结果却是在英格兰引起了更大的反叛。

在英格兰，已经有11年不召开议会了，查理完全靠强制手段征收钱财，国王与人民的对立已经非常尖锐，因此议会一召开，立即对查理的统治提出责难，而拒不讨论征税问题。查理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这次议会从1640年4月13日召开到解散只存在了三个星期，史称“短期议会”。“短期议会”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到来，这就是革命时期。

议会解散后，英苏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但英方缺乏经费，军队已濒临兵变。由教会提供的两万英镑赞助费很快就花光了，伦敦的商人则坚决不肯借钱给国王。社会各阶层都主张召开新的议会以解决问题，苏格兰军队则要求查理一世支付战费，直至签订正式和约为止。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查理一世不得不于11月3日再次召开议会，这次议会存在了近20年，因此称“长期议会”。

长期议会召开后立刻对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进行清理。首先，议会迫使国王逮捕劳德大主教和斯特拉福伯爵，称这两人对国家的错误政策负责。斯特拉福在20年代曾经是议会反对派的领袖，后来接受查理收买，做了政府的高官，因此，他最受议会的痛恨。1641年，他被议会处死。劳德被关押到1645年，最后也未能躲过一死。这两人实际上是查理一世的替罪羊，他们的垮台标志着查理一世个人专制的结束。

议会随后通过一系列法律剥夺了国王的权力，这些法律包括禁止征收船税，重申一切税收都必须经议会同意，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而本届议会则必须由它自己宣布解散。议会还取消了专制政权最恐怖的工具，如星室法庭、北方委员会、威尔士委员会等，被关押的政治犯也一律获得释放。

在此后一年中，王权与议会对抗不断，无法实行和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议会内部却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虽主张限制国王的权力，但不主张议会的力量压倒国王，他们希望王权与议会保持一种平衡，回到传统的“王在议会”中去。在宗教方面，他们虽反对劳德的亲天主教立场，却也希望维持主教制，也就是维护国教的地位。这一立场与其他人发生对立，于是他们就逐步向国王靠拢，使议会的力量受到削弱。1641年10月，爱尔兰发生叛乱，议会反对派坚决不同意由国王任命军官前往镇压，这实际上就提出了谁是国家最高主权的问题，而议会内部的分歧也就公开化了。就在这时，下院开始对反对派提出的《大抗议书》进行表决，最后仅以11票多数获得通过。议会明显出现了一半对一半的局面，查理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1642年1月率亲兵进入议会，企图逮捕皮姆、汉普登等议会领袖。五位领袖事先得到消息，躲进伦敦城，伦敦市民自发武装起来阻止查理进城捕人。查理一世知道他在首都已经失去支持，于是就离开了伦敦，向北方撤退。许多贵族追随他，大约一半下院议员也随他北上，这些人就组成了后来的王党。1642年8月，查理在诺丁汉城建立大本营，竖起了王旗，他指称议会造反，背叛了国王，应该予以征讨，内战由此爆发。

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王旗

查理北上时，议会分成了两半，在507名下院议员中，有236人站在国王一边。这时的议会完全代表土地阶级利益，商人和金融代表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下议员与土地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要么是贵族、乡绅家庭的成员，要么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或代理人。有些人本人是律师或军官，但其家庭可能是贵族。城镇选邑的代表往往也受贵族或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控制，因为城镇与当地地产的关系十分密切，经济上常仰仗于它，有些城镇甚至就是贵族的家产。议会的分裂并不是以阶级作分界线的，实际上，内战双方的领导层都属于同一个阶级，即当时的统治集团贵族地主阶级。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双方阵营中，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差不多。双方都有贵族，都有乡绅，都有富商巨贾和一般商人，也都有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工匠。贵族会把自己的佃农裹挟进来，因此双方军队都以普通农民为主干。议会后来改组军队，建立新军，其中骑兵以自耕农为主，自备马匹军械。这些人自主意识强，有政治觉悟，经济上又独立，不须仰别人之鼻息行事。相比之下，步兵则多为贫苦佃农，他们依附于本地乡绅，和王军一样，往往是被强征入伍的。双方阵营中各阶层的比例也大体相当，和当时整个社会的结构基本吻合，因此在英国革命中很难用阶级界线来划分阵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有一种说法即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史学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辩论。这种说法的最大弱点是说不出谁是“资产阶级”，如果不存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又如何存在呢？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一般所公认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就受到了很大冲击。

从地理分布上看，议会力量主要在东部和南部，王党力量主要在西部和北部。但在国王控制的地区也有许多议会据点，其中包括大批乡绅贵族的领地；在议会控制的地区也有不少王党的根据地，其中包括许多制造业城镇。有不少地方自始至终保持中立，当地士绅哪一边都不参与，只图保本地平安，不受任何一方的伤害。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士绅的态度就决定这个地方的态度，士绅站在哪一边，这个地方就站在哪一边。

划分双方阵营的最明显的界线是宗教信仰，几乎可以说，凡是支持国教的都支持国王，凡是反对国教的都支持议会，因此有一种说法，把英国革命说成是“清教革命”。清教徒主张对国教进行改革，“清除”其中的天主教成分。清教也主张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限制国王个人的权力。清教徒对教会和国家的看法是相呼应的，他们反对教会的主教，就必然反对君主专制。但清教本身又分成很多派别，长老派主张长老治教，再由各地的长老联合成全国的统一组织，在政治上，他们就相应地具有一种寡头治国的倾向。独立派反对实行宗教划一，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上帝，观点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独立地组成宗教团体，而不必有全国性组织，相应地，在政治上他们就表现出更多的民主倾向。从宗教上说，“独立派”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教派，它包括许多不同的派别，如浸礼派、公理派、教友派等。其组织原则区别很大，从颇具寡头气息的倾向到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都有，而这些倾向又都在政治上体现出来。英国革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教的政治化，当然，政治也宗教化，政治理念都是用宗教语言来表达的。相比之下，清教徒比国教徒表现出更大的宗教热情，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赋予他们拯救世界的重任。

“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在议会阵营看来，“自由”是不容侵犯的，它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历史赋予的光荣遗产，国王破坏了它，因此应该受到抵抗。使用武力捍卫自由是历史赋予的权利，自《大宪章》以来英国人就一直在这样做。捍卫自由的权利是革命合法性之所在，没有“自由”的价值观，革命就失去依据了。

但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树立议会的主权。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议会已经对王权的专制提出了挑战，只因为伊丽莎白的政治手段高明，才使冲突没有变成战争。詹姆士一世登位后对议会的合法权利进行挑战，并一再使冲突升级；查理一世则对议会的存在加以否定，最终使暴力冲突不可避免。战争爆发时，议会仅是为生存而战；但随着战争胜利，议会提出了主权问题，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议会以人民的名义要求主权。从这个角度看，革命的实质是推翻专制。

战争初期，议会处境不妙，国王毕竟是“天然统治者”，反抗国王，究竟有多少合法性？议会军首领曼彻斯特伯爵直到1644年还说：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仍是国王；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所有的人都要被绞死，子孙后代都要做奴隶。这种心理长期存在于议会阵营中，因此，议会军将领作战不力，总感到气短心虚。其次，国王军队兵力精良，士兵中有许多是职业军人，作战经验丰富；主将鲁波特亲王身经百战，骁勇年轻，是三十年战争中新教方面最著名的将领。议会军则是仓促组织来的，无论装备还是组织水平都不如王军。第三，战争是国王挑起的，议会方面被动应战，战争的目标和正义性都不甚明确，要等到一支由“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自觉组织起来、用上帝的神召武装头脑的新型军队出现时，战局才会改观。(www.xing528.com)

因此，在战争爆发后一段时间里，议会战绩不佳。第一场战争发生在10月23日，查理向伦敦进军，一路不受阻拦，只是在埃奇山附近被武装的民兵挡住，才撤往牛津，在牛津设立大本营。不久后，王军的纽卡斯尔侯爵攻占英格兰北部，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占据英格兰西南，两处与牛津形成三角之势，议会势力被局限在东南部，局势十分危急。1643年，王军从三个方面向伦敦进军，但在赫尔、普利茅斯和格洛斯特分别受阻，局势出现变化。从战略上说，查理一世本应绕开这三个据点直取伦敦的，但王党生怕这三个地方成为后方的钉子，威胁到自己在后方的地产，因此强迫查理滞留在这三个地方，清除顽敌，结果贻误了战机，失去了打败议会的最好机会。

议会迅速利用了这一时机。为扭转战局，它与苏格兰结盟，于9月签署《庄严同盟与圣约》。英国议会同意立长老教为国教，并提供军费；苏格兰答应出兵，与英国议会并肩作战。双方还组建“两王国委员会”，共同指导作战事宜。此后，议会扩充军力，由各地清教乡绅在本地区招募子弟兵组建地方团队，奔赴战场。1644年战局开始变化，7月，英苏联军在约克郡的马斯顿荒原与王军交战，议会方面大胜，消灭王军4 000人，捕获1 500人。这是战争的转折点，从这时起议会转入反攻，王军则失去势头。

在马斯顿荒原大战中崭露头角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他后来成为英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克伦威尔是亨廷顿郡一个清教乡绅，家道并不富裕。他在剑桥上学时接受了清教思想，成为清教徒。1640年他进入长期议会，因思想激进而引人注目。他与议会领袖皮姆、圣约翰以及亨廷顿郡的首席贵族曼彻斯特伯爵是亲戚，政治上的上升之路因此很容易打开。战争爆发后，他在家乡组建子弟兵，训练了一支骁勇的骑兵，这支军队后来并入曼彻斯特指挥的东部联军，克伦威尔也升任二号总指挥兼骑兵领队。克伦威尔治军极严，他要求士兵有良好的体质、严格的纪律，更要求他们懂得为上帝而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他对将士严格挑选，说他宁愿要一个愿为上帝事业献身的普通劳动者，也不要不懂信仰、不知为何而战的上等人出任军官。他担任东部联军二号总指挥后就把这种思想贯彻于全军，使东部军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号称“铁军”。在马斯顿荒原大战中，克伦威尔的骑兵创建奇功，克伦威尔也因此威名大振。

但议会并未能利用马斯顿的胜利成果，许多贵族军官想与国王和解，因此裹足不前，错过了战机。克伦威尔等坚定分子不得不与动摇派作斗争，1645年4月，他们在议会通过《自抑令》，规定一切贵族和下院议员自动放弃军权，军政两务不得兼任。不久后，议会又规定克伦威尔可以既留任议员，又指挥军队，从而使克伦威尔成了议会阵营中权势最大的人，保证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坚定派手中。

克伦威尔

两王国委员会接着开始改组军队，它将原来分散的地方团队组合成接受统一指挥的正规军，由费尔法克斯出任主帅，克伦威尔担任副帅并统领骑兵。克伦威尔很快就把议会军改造成一支扩大的铁军，号称“新模范军”。6月14日，新军在纳斯比附近大败王军，几乎消灭了由查理一世和鲁波特亲王亲自指挥的部队，使内战获得决定性胜利。这以后，战争虽又持续进行了近一年时间，但基本上是扫尾阶段了。1646年6月，查理一世离开牛津大本营，向苏格兰军队投降，内战第一阶段结束。战争结果表明：一支有坚定信仰、有充分给养及装备供应、用新型方式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一定能战胜观念陈旧、组织落后、在国王私人影响下并为其私利而战的封建军队。议会的事业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它的胜利应该是必然的。

但议会阵营很快就发生分歧，议员中多数是长老派，他们对新模范军心存戒惧，同时对《自抑令》心怀不满。战争一结束，议会就要求军队解散，但由于军饷拖欠太多，所以士兵们不肯从命，反而选出鼓动员，代表各团队向议会呈情。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决定与兵士站在一起，他们设立了“全军会议”，将高级军官和士兵鼓动员都包括在内；军队发表声明表示不解散，相反却要求清洗议会，举行新的大选，这样就形成军队与议会的对立。军中多数人属于独立教派，于是，对立就体现为“长老派”与“独立派”的分歧。

苏格兰军队在1647年1月将查理一世移交给英国议会，英国议会接着与国王开始谈判，商讨和平事宜。议会提出《纽卡斯尔建议》，要求将长老教确立为国教，同时希望控制陆海军指挥权。查理不接受建议，他认为议会与军队发生分歧，自己正可以从中渔利。议会于是准备做出更大的让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军队对这些谈判疑虑重重，并且对设长老教为国教的要求十分痛恨，因为这意味着对独立派实行镇压。军队与议会的对立从此就更为严重，最终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6月份，军队把国王控制起来，关在军中。8月份，军队进驻伦敦，驱逐了11名议会领袖。这以后，军队就在英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了，而这正是革命的必然结果。

军官开始与国王进行谈判，8月底他们提出《建议要点》。在宗教方面，《建议要点》要求实行宽容，允许一切教派合法存在，不得把长老教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国教的主教有任何特权。在政治方面，该文件主张改革议会制度，扩大选举权，解散长期议会，举行新的大选。查理一世拒绝了这些要求，和以前一样，他指望从议会与军队的分歧中寻求好处。

但《建议要点》也把军队内部的矛盾激化了。战争结束后军中士兵就渐渐滋生出平等思想，许多中下层军官也支持他们，这样就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叫“平等派”，其最主要的人物是罗伯特·李尔本上校。平等派主张人人平等，并要求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建议要点》被拒绝后，平等派提出一个新的文件，叫《人民公约》，其中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该文件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因此应废除王位，取消上议院，建立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院制议会，行使国家主权，一切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议会的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人民公约》还提出一些不受国家干预的权利，即人权，其中包括信仰的权利，不被强制服兵役的权利，等等。除此以外，平等派还提出许多社会要求，比如进行司法改革、保障土地租佃、开放圈地、取消什一税、废除国家教会、取消贵族特权、解散市政团和特许公司等。平等派代表的是下层人民，但所谓“下层”是指有财产的小生产者，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穷人。

平等派与独立派有重大分歧，为解决军内分歧，军队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在伦敦附近的普特尼召开全军会议，高级军官及士兵鼓动员都参加了会议，双方就《建议要点》及《人民公约》进行辩论。辩论集中在选举权问题上，高级军官认为：选举权必须掌握在有财产的人手里，因为只有有产者才与社会的利益有直接关系，因而也才会对社会负责。平等派反驳说：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在同一块土地上生存，任何人若被置于一个政权的管辖之下，都必须预先表示同意。平等派还说：再穷的人也有他的财富，这就是他的劳动。但平等派并不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选举权，在他们看来，“依附于别人的人”是不可以有选举权的，因为他们仰别人之鼻息生活，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依附于别人的人”指的是仆役、长工、工资劳动者和赤贫等，这些人其实就是社会的最底层。

普特尼辩论是不同阶层的利益分歧在军队中的反映，独立派与平等派之争，预示着18—19世纪在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的中下阶层之争。面对平等派的挑战，克伦威尔终于不耐烦了，他在11月15日强行终止了辩论，命令军官与士兵代表返回自己的团队。这一天，高级军官在魏尔地方给平等派一记重击：克伦威尔亲自制服了李尔本的团队，并对企图闹事的士兵实行惩罚，还当众枪决了一名为首者。

审判查理一世

这时局势已发生变化。前些时议会长老派修改了他们给国王的建议，称只要查理答应在三年中给长老教以国教地位，他们就愿意让国王复位。这就给国王与长老派（包括英格兰长老派和苏格兰长老派）的合作提供了基础。11月11日，国王摆脱军队的监控，逃往怀特岛。12月，查理与苏格兰代表签订协议，双方表示愿意合作。第二年7月，苏格兰军队进入英格兰，帮助国王恢复王位，内战于是再次爆发。面对共同的危险，独立派与平等派再次联合，克伦威尔做出姿态，表示可以考虑平等派的要求，取消上院，审判国王，释放魏尔事件中被捕的军官。战争持续了几个月时间，苏格兰军被打退，王党叛乱被扑灭，接下来，英国军队回师伦敦，决计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对议会与国王的勾结，军队已十分反感；对国王的出尔反尔，军队则深恶痛绝。1648年12月6日，普莱德上校率领一支军队进入议会，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派议员，这就是著名的“普莱德清洗”。这以后，议会中只剩下90名左右议员了，他们全是独立派，史称“残缺议会”。不久后，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罪名是背叛他的国家、背叛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