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和殖民活动的开始

在讨论英国革命之前，要先看一看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变化。英国人口从16世纪初开始就不断增长，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半期。1600年，英格兰人口约410万，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有190万人。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万，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增加到240万。此后基本上呈稳定态势，有时甚至有轻微的人口下降现象。但是，与都铎时代不同的是，在早期斯图亚特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造成某些地方粮食短缺。人口增长还造成对土地的压力，并推动了物价上涨。这些都使农业种植有利可图。但到17世纪初，英国大部分地区可利用的土地已所剩无几了，人们或者开垦经济效益不高的荒地，或者投入大量资本去排干沼泽或清除森林。这些活动都会造成对公地的占有，侵犯到下层人民的利益。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高昂，物价普遍上涨，大多数自己不生产粮食、越来越多地依赖劳动工资为生的家庭就感到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人口增长使17世纪初英格兰的失业现象极为普遍。当时，农业仍是英格兰最主要的就业部门，但田间劳动有季节性，无需全年进行，以农业为生就有潜在失业可能。纺织业是那时最大的制造业，而这也是一项特别不稳定的工业，该领域也长期存在着半失业现象。农业和辅助性手工业的不稳定迫使人们流入城市，首先是进入伦敦。但城市的就业状况更不稳定，结果成千上万个家庭竭尽全力也无法使收支平衡，从而加大了贫困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在赫特福德郡的奥尔纳姆，1／10的家庭要经常从济贫税中获得补助，还有1／4—1／2的家庭有时要靠救济才能渡过难关。济贫问题沉重地落在政府肩上，这是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负担不起的。

在17世纪20—30年代英国出现了经济萧条。詹姆士一世统治初年的英格兰曾一度出现商业旺盛，1614年呢布的出口额大于1600年，当时输往北欧的呢布占英格兰呢布出口总量的90%。但是，在1614年，詹姆士错误地接受了商人威廉·科克因关于只出口染色精加工呢布的建议，于是，禁止伦敦商人冒险公司出口初加工呢布，由科克因等独享精制呢布出口的特权。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但科克因的新公司既无资金也无技术，他们提出建议，只是为了与商人冒险公司争夺呢布出口的垄断权，而詹姆士接受科克因的建议，是因为他每年能获得30万英镑。这项建议实施后，荷兰人立即以不购买英格兰精制呢布为抵制，从而造成英格兰海外贸易的大紧缩，使500个呢布商破产。后来，尽管詹姆士一世又将出口呢布的专利权归还给伦敦商人冒险公司，但这次变化在3年中造成的损失使呢布出口下降了1／3。

17世纪20年代呢布业遇到更大的危机。1618—1622年间英格兰呢布在波罗的海流域的出口量减少了2／3，直接原因是中欧出现金融混乱。1624年后，由于尼德兰的竞争和三十年战争的影响，昂贵的英格兰呢布无法与尼德兰呢布相匹敌。这样，在1640年，伦敦出口的呢布下降到4．5万匹，而1606年曾经是12万匹。20年代和30年代农业又发生歉收，人们只好把收入花在购买高价的粮食上，国内呢绒业市场也缩小了。

煤炭业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继续兴旺，到1640年英国生产的煤炭已是欧洲生产总量的3倍，它带来了沿海运输业的发展。但问题是除农业之外，纺织业在英格兰工业中最重要，因此，呢布业的萧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就更大。有个当时代人说：“凡纺织业萎缩之地，就是穷人数量最多之处。”呢布业衰落造成失业率增高，尤其在旧式厚呢生产的发源地，即英格兰西部的几个郡，情况更是这样。呢布业的衰落还使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更加贫困，一个出生在1580年的纺织工人其实际工资收入仅是其祖父辈收入的1／2。

17世纪上半叶是英国人口流动较大的时期，这时的人口流动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引起的。当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迁移形式：第一种是“改善性迁移”，即青壮年外出当学徒或做租地农，有些人从全国各地到伦敦去当学徒，但多数人主要在本地区迁移。内战前后，有2／3以上的英国人死于他所出生的教区之外，但他们大多不远行他乡，而是留在他们所出生的郡县。第二种迁移是“生存性迁移”，人们在家乡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离乡背井，希望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就业机会，这种迁移在17世纪上半叶更普遍。

17世纪上半叶的海外冒险发展到有组织的海外定居和拓殖活动。这些活动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已经零星出现，当时向海外移民主要是为了寻找金银珠宝，为流民和罪犯寻找出路，以及为呢布业找到新的海外市场。早期海外拓殖的先锋是沃尔特·雷利爵士，他最早派船到达弗吉尼亚，并且以“弗吉尼亚”命名这块新土地，以纪念处女的女王伊丽莎白。但伊丽莎白时代向北美的移民并不成功，只是为斯图亚特早期的海外拓殖交纳学费而已。(www.xing528.com)

斯图亚特时代的海外扩张主要是个人和私营团体的行为，政府几乎不作干预。这类活动同时向三个方向发展：地中海流域和东印度的商业贸易开发、纽芬兰湾的渔业开发和北美殖民地的农业拓殖。詹姆士一世时期，英国商人进一步巩固了地中海一带的商业贸易。当时的条件十分有利：威尼斯已经衰落，荷兰平底船不适应在远洋航行，英格兰的精纺呢布使意大利纺织品相形见绌，意大利市场大量需求英国的青鱼。这样，利凡特公司的商船常常一出海就是一两年，在地中海地区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进行贸易。相比之下，东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量极小，欧洲市场对东印度香料的需求也不稳定，加上荷兰人的竞争，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很不容易。但是，东印度公司自己造船，把经营物品扩大到青靛、白洋布等商品，还开展欧洲的再出口贸易和亚洲的转港贸易，1612年和1622年分别在印度的苏拉特和伊朗的霍尔木兹建立了商埠。通过种种努力东印度公司坚持了下来并得到发展。斯图亚特王朝对东印度公司没有给予支持，反而于1604年、1617年、1635年三次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

纽芬兰岛作为英国人的“西印度”，在训练英格兰水手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到1615年，纽芬兰岛的英国捕鱼行业已雇佣5 000人、250条船只，到1640年则雇佣1万人、450条船。与此同时，英格兰南部普利茅斯港的多边贸易随之兴起：英国商人从西班牙进口食盐，同时把捕鱼船派往纽芬兰，当捕捞者从纽芬兰带回鱼之后，在普利茅斯腌制加工后又出口到西班牙和地中海一带，然后再从地中海流域买回酒类、食糖和食盐。然而，由于气候恶劣，渔民间又不团结，一切企图在纽芬兰进行殖民开发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北爱尔兰也进行了拓殖活动。1607年，爱尔兰部族首领蒂尔康奈伯爵因私通西班牙惧怕泄露受到惩罚而逃往罗马，詹姆士乘机没收这个首领的土地，然后把它们划分为1 000、1 500和2 000英亩不等的地块，出租给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土地承租商，由承租商组织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迁居爱尔兰进行耕种。结果，不少苏格兰长老派教徒来到爱尔兰，伦敦移民也在爱尔兰德里郡的北部建立移民点“伦敦德里”。到1630年，已有14 500个移民家庭在北爱尔兰定居，他们耕种爱尔兰最肥沃的土地，把爱尔兰人赶入了贫瘠的山区和沼泽地带。

向北爱尔兰移民的计划是政府在白厅做出的，到弗吉尼亚拓殖的规划却是伦敦商人在托马斯·史密斯的住所里策划的。托马斯·史密斯是伦敦商人组织的“弗吉尼亚开发股份公司”的司库，该公司从国王詹姆士那里获得特许状后，向商人、主教、大地主集资，并于1607年派144人乘3艘船出发去弗吉尼亚，计划在殖民地种植大麻、开发木材和养蚕种桑发展纺织业。第一批到达弗吉尼亚的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宝发财方面，冬天一到就因饥饿寒冷而死去一半。1609年，开发公司又派出500人前往弗吉尼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食品，冬天又特别寒冷，到来年就只剩下60个幸存者了。1610年以后，开发公司不仅注意运送食品，而且给每个拓殖者分配50英亩土地，鼓励他们生产粮食以自给自足，拓殖者终于在弗吉尼亚站稳了脚跟。后来，开发公司发现在北美种植烟草赢利颇丰，于是，在1619年将第一批非洲黑奴运往弗吉尼亚。到1623年，该公司已在弗吉尼亚开发中投资了30万英镑，但公司不久破产。1624年，詹姆士一世收回特许状，弗吉尼亚变成隶属于国王的殖民地。1635年，弗吉尼亚已有5 000名居民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1608年，一批清教分离主义者为逃避宗教迫害，从诺丁汉郡启程到荷兰避难。1620年，他们从弗吉尼亚开发股份公司处获得在特拉华湾北部定居的特许证，并向伦敦金融商理事会申请集资后启航北美，1620年11月，这批清教徒到达北美的科德角，即今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登陆之前，他们在“五月花号”船上签署了庄严的誓约，保证登陆后要在殖民地建立平等、民主的社会。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五月花公约》后来成为美国宪政传统的一块基石，这当然应归功于清教理念中的平等理想。但是在五个月后，这些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的102人中，就有50人悲惨地死去了。剩下的清教徒依靠农业种植和毛皮贸易活了下来，到1637年发展到600人。1629年，枢密院批准“马萨诸塞湾开发公司”在查尔斯河和梅里马克河之间进行拓殖，移居到那里的主要是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分乘11条船，大约900人，于1629年夏到达萨勒姆。后来，不少英国人因失去耕地、经济窘迫、农业歉收、躲避宗教迫害和犯罪受罚等各种原因移民到马萨诸塞，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起来了，他们在那里成立了清教分离派教会和寡头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