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的文化整合与伊丽莎白统治下的教会重建

在文化方面，都铎王朝临近结束时国家整合的进程显然加快了，表现之一是在伊丽莎白统治下教会再次成为整合的工具。根据伊丽莎白1559年颁布的第二个“至尊法”，教会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互为一体。1559年以后议会法令反复规定，居民需参加国教会的礼拜仪式，违令者将处以罚金和监禁。1568年甚至把伊丽莎白的诞辰日定为宗教节日，将皇家纹章陈列在每一座教堂里。语言作为国家整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在诗歌和散文发展的推动下朝着标准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伊丽莎白时代英语散文的语言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向大众文化的靠近，即它向农夫、车夫、商贩及市井小民的靠近。另一方面学者们也热心于英国语言文学的发展。担任圣保罗教堂高级主持的理查德·马尔卡斯特曾经问道：“为什么不全部使用英语？英语丝毫不逊色于措词严谨精细的希腊语，也不亚于吐音清晰、庄严堂皇的拉丁语。”自乔叟之后，对英语诗歌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埃德蒙·斯潘塞，他完美无缺地掌握了英语诗歌在韵律、间歇和声调之间的联系，他十分和谐地将英国北方、中部和南方的方言混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抑扬顿挫的变音变调的效果。他于1579年发表的田园组诗《牧人日历》是英语诗歌史上的里程碑，他在1589—1596年间完成的《仙后》则对伊丽莎白时代进行歌颂，这是一首一半宣扬道德，一半讲述故事的寓言史诗。

伊丽莎白时代的整合被剧作家马洛（1564—1593）和莎士比亚（1564—1616）浓缩在形形色色的角色身上，搬上了戏剧舞台。这些戏剧和1580年以后欧洲文学对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点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例如，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说明，该时代两位最伟大的剧作家都渴望从心理的角度，而不是伦理的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戏剧舞台上形形色色人物的自我表现、对人性和自由的表白都是民族文化和世俗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两个世纪以来教育发展、识字人口增多、各种宗教意识出现和文学世俗化的产物。

马洛早熟早逝，只活了29岁，与莎翁不同的是，马洛进过剑桥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他代表着该时代一些从大学毕业后抛弃传统的神学观念和教士生涯，走向世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性格狂暴、生活放荡，持无神论观点。在剑桥求学期间马洛就写下了《帖木耳》和《迦太基女王狄多》。1587年《帖木耳》上演使他一举成名，此后在他短短六年的生涯中，写了《浮士德博士》、《爱德华二世》、《巴黎大屠杀》、《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等作品，1593年5月他在伦敦一家酒店斗殴被刺，死时留下了未完成的长诗《希罗和利安德》，另外还有一首著名的抒情诗《热情的牧羊人致情人歌》。马洛有惊人的想象力，对历史、神学、古典文学知识渊博，他的剧本脱胎于中世纪的道德剧、罗马古典悲剧和喜剧，但在淋漓尽致的长段台词方面有所发展，从中派生出十分英格兰化的戏剧传统。莎士比亚的一系列作品中隐含着对这个早逝的同代先行者的称颂，有时甚至还引用了马洛的台词，可见莎翁是受到马洛影响的。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出生在斯特拉福，只在本地语法学校读过书。1592年他只身来到伦敦，这时，莎翁已是受欢迎的剧作家，1593—1613年莎翁在戏剧界和文化界的名望都很高，并和一些上层贵族有交往。莎士比亚剧作中最多的是历史题材剧，在1589—1599年间，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剧，如《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其中《亨利四世》达到很高的造诣。1599—1608年，他又从古罗马传记史家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取材，写了三部罗马历史剧《朱力斯·恺撒》、《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和《科利奥兰纳斯》。另外，他在1595—1602年间还写了若干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温莎的风流娘们》、《第十二夜》。人们一般认为，莎翁的伟大天才最明显地表现于他在1600—1606年间创作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之中。尤其是哈姆雷特这一角色反映了资本主义近代社会冲击着传统社会之时，在英格兰存在着一种普遍增长的不安情绪和怀疑思潮，近代人的主观反省和自我怀疑构成了哈姆雷特行为的基础。莎翁晚期的戏剧是写于1608—1612年的传奇剧《佩里克利斯》、《辛俾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总之，莎士比亚在伊丽莎白时代所写的剧本，至今仍在诸多国家上演，并为人们普遍欣赏，他创造的喜怒哀乐的场面使观众历久难忘，他的人物形象和他对人性和世俗社会的剖析，仍时时撞击着现代人的心扉。(www.xing528.com)

人们不能忘记的是，莎士比亚几乎是在伦敦度过了他的全部创作岁月，他为伦敦人写作，既反映伦敦社会，也供伦敦人娱乐。伦敦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扩展与莎士比亚所代表的一代人息息相关。在伊丽莎白时代，已出现纯粹制造业中心的近代城市，如制帽业中心考文垂，刃具业中心设菲尔德。英格兰还有三个较重要的城市，即精呢纺织品中心诺威奇，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和“北方边区委员会”的所在地约克，其居民人数都已达到1万—2万。埃克塞特等中等城市的人口在5千到1万之间，其余小城镇人口只有5千左右。相比之下，具有20万人口的伦敦是一个庞然大物，它使大大小小的其他城市黯然失色，它在经济上大有吞噬不列颠其他城市的趋势，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是英国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

在都铎王朝时代，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在进行诸如铺设道路、改进照明、清洁环境之类的建设，同时，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建起许多房屋，“城郊”的概念也出现了。市中心依然人口稠密，在那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毗邻而居，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在教堂与市场、住宅与货栈、商店与妓院之间进行着。但是，大多数城市还具有乡村气息，菜圃、果园比比皆是，猪鸡狗马游荡街头。与这些城市相比，伦敦是不同寻常的。除了在泰晤士河南岸有各种剧院外，其建筑物主要集中于泰晤士河北岸沿伦敦塔向西，经过伦敦桥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的一英里左右宽的狭长地带上。伦敦塔有其围墙、码头和塔楼自身，构成一个独立体。伦敦塔以东，污秽狭窄的街道和小巷里聚集着水手、杂工和流浪汉，这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下层人租住的小旅馆。伦敦塔以西到伦敦桥一带，主要分布着码头、仓库和小教堂，泰晤士河河面则布满了航运船只。从伦敦桥往西矗立着壮观的圣保罗大教堂、酿酒厂、面包厂和伊丽莎白时代的印刷业中心——书商大厅，这一带是由城墙和城门环绕的老城区，居住着富商巨贾，拥有华丽住宅和大花园。再往西，沿着河滨街是一座座竞相比美的大贵族宅邸，每座宅邸都有石阶通往泰晤士河。然后穿过查林小村到威斯敏斯特，这里有白宫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王宫和英格兰政府的所在地。

1630年时的伦敦城

尽管政府一再限制，伦敦城的面积在伊丽莎白时代还是扩大了一倍。在伊丽莎白登基为王的时候，教会的财产被大量投入市场，它增加了世俗人士的富裕程度，有的人建造有利可图的公寓，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伦敦寻找自己的未来，马洛和莎士比亚就是其中的二人。到女王辞世时，伦敦已庞大无比，到处都是在重商主义和个人主义上升时代成功或潦倒的寻梦者，这里已不仅仅是商业和金融中心，还是文化和政治中心，在价值观方面就是一个缩小的英格兰。在亨利八世时期，伦敦的人口是诺威奇的5倍，到伊丽莎白的末岁其人口已是诺威奇的12—14倍。16世纪20年代初，伦敦人口大约为7万人，1600年已超过20万，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它在经济、金融、法律、文化、政治方面都处于一种让外省城市忌妒的垄断地位，在金融、贸易方面则使欧洲其他城市瞠目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