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毛纺织业、人文主义文化的成果

在都铎王朝前期，随着农奴制的消失、货币地租的流行、国内市场的发展和领主自营地的出租，农民的贫富分化更加剧烈，一些有进取心的资本主义个体小农渐渐占有更多的土地，有些农民则走投无路，成为无地的农业工人。这时，无论是通过继承、婚姻，还是购买和其他形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一代胜过一代，到1500年，维兰制、农奴制和庄园制都已不复存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区别变成了财富的区别，而不是法律界定的身份地位的区别。在莱斯特郡的大威格斯顿，外村地主占有全村50%的土地，教会占地30%，余下土地中38%为20户农民占有，而60户农民是无地农业人口。有的人甚至认为，此时“土地兼并”与圈地运动相比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前者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后者则有一定的地区局限性。

“圈地”是指庄园主或租佃农把敞田用树篱圈围起来，并占为己有。在整个15世纪，个体农民通过交换或购买条地，加强了这种土地占有方式。圈地经营显然比敞田经营获利更大。与此同时，有些地主还圈占了村社的公地。而且，为了把农作地变为畜牧场而赶走了租佃农。鉴于圈地运动使许多人无地可种、无家可归，无业游民数量增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同时，随着农田减少和牧地增多，有可能造成英格兰的口粮供应问题，于是，议会于1489年通过一个《禁止圈占农田和拆毁农庄的法令》。但是，圈地运动仍不可遏止，1485—1500年，在北汉普顿、沃里克、牛津、白金汉和伯克等郡共圈占了16 000英亩土地，其中有13 000英亩用作牧场。一般来说，圈地运动的起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羊毛和肉类的市场价格涨了又涨，雇主支付给农业工人的工资又居高不下，而几个牧羊人加一只牧羊狗就能管养一大群羊，抵得上雇佣百多个农业工人从事耕作，这种经济上的诱惑是无法抵御的。在圈地运动中，获利最大的是富裕的乡绅，在莱斯特郡所有被圈占的土地中，乡绅占去了67%，修道院占17%，贵族占12%，王室占2%。

圈地运动往往涉及向租佃农夺佃的问题。当时有三种形式的租佃农：只需缴纳象征性地租而完全自由地保有土地的“自由持有农”；通过各种租佃形式而可以长期占用土地的“习惯租佃农”；地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收回土地的“短期租佃农”。其中习惯性租佃农人数最多，占所有租佃农民的3／5，他们中一些人因“庄园的老习惯”而占有土地，有些因持有在庄园法庭立案的公簿而占有土地，故称为“公簿持有农”。对习惯性租佃农而言，租地时间的长短比是否持有公簿更重要，有的租地契约及身而止，圈地地主需等待佃农的生命终结才可收回土地；有的佃农通过缴纳不固定的继承捐而租佃土地，地主大可随意抬高租税而将他逐出土地。在圈地运动的冲击下，最有安全感的是自由持有农，但他们毕竟是人数较少的农民，习惯租佃农和短期租佃农则遭受了很多困苦，这样，圈地者实际上把其经济利益建筑在租佃农的悲惨遭遇之上。在圈地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境况悲惨，难怪天才的预言家托马斯·莫尔爵士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中，发出了“羊吃人”的呐喊。

莫尔爵士的呼吁是人道的。但是，必须看到圈地运动并没有一下子就触及整个英格兰。这是一个在相当长时间内一桩又一桩、一地又一地出现的现象，最早的圈地运动甚至可追溯到12世纪。到15—16世纪，英格兰西部和北部的高地区，尽管农用土地很少，但早已被圈围了。在英格兰低地的畜牧区，有限的农用土地也早被圈围，比如，肯特人从来就不知道敞田为何物，苏塞克斯和萨福克则早就遍布养牛和养猪的畜牧场，因此都谈不上重新圈占。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的时代，受圈地运动冲击最大的是英格兰的中部地区，即从莱斯特郡到沃里克郡南部，然后穿过北汉普顿和牛津到达伯克郡一带。其中，最典型的是莱斯特郡，它位于历史上实行敞田制的中心地带，95%的土地是农耕地。在莱斯特被圈占的土地中，48%是1485年以前圈围的，43%是1485—1530年间圈围的，9%是1530年后圈围的，其圈地运动的高峰是1510年前后。在整个过程中，只有1／10的农耕地被转用为牧场。在莱斯特的370个村庄中有140个村庄受到圈地运动的影响，其中又有40个村庄的良田全部荒芜而牧草则茵茵而生。显然，这种经济的转向使一些村庄湮没、社区解体，使一些农民要么流落他乡去寻求出路，要么无业可做无家可归。然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财富总量，则伴随着累累白骨、声声哀鸣在英格兰社会贫富拉大间距的过程中，不可遏制地增长了。

亨利七世时，英国已经进入农业和手工业并行发展的时期。农民兼作手工业已较为普遍：在沃尔特郡和萨福特郡的高地，农民们纺织羊毛；在康沃尔和德文，他们开采锡矿；在英格兰北部，他们掘地挖煤；在米德兰西部，他们制造铁钉。然而，在农村手工业中最主要的还是羊毛纺织业，毛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沃尔特和萨默塞特，东部的东盎格利亚和北部的约克郡西部地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是农村毛纺织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远距离市场需求的波动往往会造成英格兰的阶段性失业，这是16世纪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但是，其基本组织结构仍然变化不大：大的资本主义呢布商起支配作用，发放羊毛回收成品的家庭外作制占主导地位，一般织工仍需长时间地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在1470—1510年间，纺织品的出口翻了3倍。1470年出口3万匹呢布，1510年上升到9万匹。获利最大的是那些主要集中在伦敦，把未经染色的初加工呢布出口到安特卫普的呢布商，他们组织了“商人冒险公司”。到16世纪初，羊毛及羊毛制品已占英格兰出口业的90%，其余10%的出口物品是煤、锡、铅、谷物和鱼类。英国进口加斯科尼的酒、西班牙的染料、明矾、肥皂和油类等纺织业生产的必需品。在这些进出口物资中，有一半用英国商船运输，其余一半由汉萨同盟和意大利的商船运载。那时，英国商人尚无力打破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区域的商业垄断，但是，他们与比萨人建立了商业联系，开始把触角伸到了地中海。亨利七世本人就在对比萨的羊毛出口业中投资8 000英镑。1485年，英国议会通过“航海条例”，禁止用外国商船进口加斯科尼酒；1489年另一个“航海条例”又获通过，禁止用外国商船进口蓝色染料——图卢兹的松蓝，并规定英国出口商品必须由英国商船装运。可见，英国贸易已达到尽可能排挤外商从而保证本民族经济利益的阶段了，它预示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成长。

国内商贸也依靠沿海的水路，泰晤士河、大乌斯河、塞文河和特伦特河等河运水系，以及公路和马帮都得到相当的发展。南粮北运、北煤南输是普遍现象，当时最繁忙的是从剑桥郡和贝德福郡通往伦敦的运粮公路。在16世纪初，英格兰已有352个大集市，其中最大的是英格兰东部的斯图尔桥集市，它从每年的8月24日到9月29日一共开集5周。同时，有760个商业城镇获得每周开市一天的特许证。国内外商业贸易的繁荣并不是亨利七世经济政策的结果，亨利七世只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力，并没有制定什么经济政策。他所做的是为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并通过外交为商业提供有利的条件。当然，亨利七世签订外交协约的目的并不是他本人在主观上要追求开明的经济政策，而是为了增加国王的收入，获取伦敦人的忠诚，以及通过促进造船业和发展海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是国王的个人利益与民族要求相吻合的最好的事例。

从总体上看都铎王朝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但是在血腥玛丽统治后期仍出现了1551年的经济危机。1500—1550年英国的呢布出口量翻了3倍，从1500年的5万匹上升到1550年的14．7万匹，其中主要是输往安特卫普进行染色和加工的初成品呢布。1551年因生产过剩、国内市场缩小和英镑汇率降低（英镑对佛莱芒先令的比价从1543年的1∶27，下降到1551年的1∶15）而出现危机，呢布出口下降到8．5万匹。为此，伦敦商人冒险公司要求政府限制汉萨商人的特权。在历史上，汉萨商人曾因支持爱德华四世恢复王位而获得经营英国呢布出口业的优惠特权：英商出口一匹呢布要交1先令2便士关税，汉萨人反而只交1先令；英商进出口日常商品要交磅税，汉萨人则豁免。到亨利七世时期，英国商人与汉萨商人对大陆市场的争夺已很明显，但亨利七世致力于国内的安定，亨利八世要利用汉萨商船去对法作战，故一直未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枢密院于1552年作出“反对斯蒂尔亚德的判决”（斯蒂尔亚德为汉萨商人在伦敦的商业活动区），准备剥夺汉萨商人的特权。1553年玛丽即位后，她打算与西班牙王查理五世之子结婚，为博得查理五世的欢心而撤销了上述决议，使汉萨商人的特权直到1560年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才最后被取消。(www.xing528.com)

在都铎前期，由于近海市场有汉萨商人和意大利商人的激烈竞争，英国人只得到海上进行探险活动，以便寻找呢布业新市场和掠夺财宝。1497—1498年约翰·卡伯特西航寻找通往中国的道路失败；1553年休·威洛比爵士和理查德·钱塞勒又取道东北，去开辟新航线。他们沿挪威海岸北上，两人分手后威洛比冻死途中，钱塞勒到达了莫斯科，赢得沙皇伊凡雷帝的友谊，并于1555年建立了新的贸易股份公司——“莫斯科公司”。威洛比和钱塞勒虽然未实现从东北方向航海而找到中国的愿望，但却在莫斯科办起了英商贸易公司。而且，尽管英国呢布在这里销路不大，但该公司运回了英国造船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材料——蜂蜡、木材、绳索和毛皮等。

当亨利七世等都铎君主们忙于恢复王权和寻求稳定的社会秩序时，都铎前期的学者则致力于传播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1475年，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托马斯·钱德勒请意大利学者到牛津大学讲授希腊学。1485—1491年，牛津大学的威廉·格罗西恩和托马斯·林纳克又到意大利求学。两人返回后，前者在牛津讲授希腊学，后者则翻译盖伦的著作，并创建皇家医学会。随后，伦敦富商之子乔治·科利特于1496年从意大利留学归来，他精通希腊语和希腊文学，在牛津大学以人文观点讲授《圣保罗使徒书》，并从哲学思想、文学知识和历史典故的角度对《圣经》进行研究，开辟了人文主义的全新天地。1497年，后来成为北欧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的伊拉斯谟到牛津来向科利特学习希腊语。1503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骑士手册》，吹响了西欧人文主义改革的号角。该书浓缩了他从科利特那里吸取的人文主义、福音主义和政权还俗主义，向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西欧宣告了教会特权的不合理性。伊拉斯谟曾三次访问英国，并于1511—1514年在剑桥编写了他自己的希腊文版《新约圣经》，修订了拉丁文版的《圣经》。后来，伊拉斯谟于1514年发表《愚人颂》，以极其幽默的才智和不朽的文笔在欧洲知识界激起层层波涛，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宗教改革。

托马斯·莫尔

受益于科利特的还有英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他在思想上受到科利特的很大影响，在生活中与伊拉斯谟交情甚笃。1516年他出版《乌托邦》，书中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岛”，含蓄地将乌托邦人的良好的社会习俗和开明的宗教态度，与欧洲基督教社会的道德沦丧相比较，使人们从无声处听到了呼吁社会改革的惊雷。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不朽的，它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不同解释。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乌托邦”是一个可向往、可追求的理想，而不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但是，1517年法国人文主义者布都说，叙述者虚构的故事是选育理智种子的温床，其中有些种子可以移植到板结的欧洲土地上。可见，“乌托邦”留给后人的是理性的启示和心智发展的空间，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

就这样，在倡导“新学”的过程中，英国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和西欧其他人文主义者一起，不知不觉地为路德开始的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本土，这种思想也奠定了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社会人文基础。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并非只是国王及其近臣的“政治”行为，更不仅是一个离婚案的偶然产物，它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因素，浸透着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气息。

“新学”的另外两个成果是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和印刷业的发展。14—15世纪，温彻斯特和伊登公学及其他语法学校的建立，冲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而15世纪后半期，由城镇和富商创办的世俗学校则数量大增。1480年成立的马格达罗学院、1508年建立的伦敦圣保罗学校都提倡使用开明的教学方法。为了防止教会干涉，科利特还说服圣保罗学校把管理权交给伦敦绸缎呢绒商协会，这类学校免费对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用英语和拉丁文教授文法，并设有地理、自然史、希腊学等新课程。1476年卡克斯顿开办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后，到1500年英格兰至少印刷了360部书籍。它大大地促进了公众的阅读兴趣和私人藏书楼的建立。由于印刷业发展，到1520年，工匠的日工资就可以买一本伊拉斯谟的书了。

都铎王朝既是近代英国的开端，也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宗教改革、民众爱国主义、商业扩张，这些都使人们感觉到都铎时代是英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都铎前期的一些历史人物如灿烂群星，其中以亨利八世最负盛名。在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背后，是教俗封建土地的大量易手和新兴土地市场的初步形成，它不仅构建了都铎后期乡绅、约曼农兴起的基础，而且，预示着英国社会更大的变化。都铎前期的学者们传播文艺复兴，开辟“新学”，提倡人文主义，为欧洲的宗教改革开辟了道路。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宣告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也深深地改变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此后，英国就要作为大国在西欧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