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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世纪也非“黑暗时代”，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是英格兰在文化上从“从属”走向“自我”的时代。诺曼底征服后，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英格兰的本土语言只在社会中、下层及克尔特血统占优势地位的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有所保留，但是，这种土著文化始终保持着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而使现代英国文化始终保持着盎格鲁-撒克逊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尤其是从主流文化和上层文化上看，可以说，诺曼底征服意味着英格兰必须接受一种来自大陆的新的文化和语言。对于一个始终呈开放型，而在早期蛮族迁徙的过程中经历着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反复冲撞和融合的英格兰来说，接受外来文化并非难事，但诺曼底征服的初期英格兰毕竟呈现出一个文化“从属”的时期。中世纪初英格兰在建筑艺术方面的外国特色很突出，教会建筑和艺术装饰多使用意大利、西西里、拜占庭，尤其是法国的设计，属于“罗马风格”或“哥特模式”，这种风格的象征是尖顶拱门。1174年大火后，被国王召来修复坎特伯雷大教堂唱诗班席位的是法国建筑大师桑斯的威廉，13世纪格列高利三世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时，也深受法国建筑风格的影响。

在语言方面，从社会上层来看，中世纪初期也处于“文化从属”阶段。但是，从全面考察，这仍是一个两语并行的时代。在诺曼底征服的初期，土著居民与诺曼底的贵族之间显然存在着语言上的巨大差异。例如，公牛被农奴役使时称ox，摆上诺曼底人餐桌时则被称为beef。那时，已很少有人知晓拉丁文，诺曼底人使用的法语成了官方语言和法律用语，英语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著语言则在民间通用，由于英语灵活多变，由于它对外来词汇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它在漫长的诺曼底统治时期始终没有被法语代替，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英语的人越来越多，统治集团也开始使用它。

12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学术上的复兴，学者们广泛使用拉丁语，开启了分析与思辨的学术时代。在这种氛围下，英格兰的学者在他们聚集起来研习和进行学术争辩的地方，创建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大学产生的过程与13世纪以后英国商人公会和14世纪后手工业行会兴起的过程很相似，完全是学者和大师们自发运动的结果，尽管那个时代的学者和大师多为宗教界人士。诺曼底人于1071年在牛津建造了一座城堡，11世纪末，埃坦庇斯的西奥巴德曾在这个城堡里教授过60—100名学生。12世纪初，在牛津陆续建起了小修道院、医院和女修道院。大约在1133年，罗伯特·普仑在此讲授神学课程。那时，学者和大师仅仅租用一些大厅作课堂，自己开设一些课程和提供课程结束时的证书，学生则直接向讲授者支付费用。1155年，这座城市获得特许证书。据说大约在1167年，亨利二世和法国国王争吵，英国学生由此不能进入巴黎大学，一大批英格兰学者因此离开巴黎回到牛津，使这里成了英格兰的学术中心。1191年，集结在这里的学生团体和学者开始把牛津称为“university”，意为一个保护教师和学生免受市民迫害的团体。1209年，学生与市民发生冲突而遭到市民报复后，一部分人向东迁徙而建立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也被迫停办了5年。此事引起教会的抗议，后来罗马教皇做出一个保护学校的重要决定，即授予林肯主教或其代表对学生行使司法权，这样就产生了牛津大学的校长。由此，牛津大学取得了流传至今的在司法方面的特许权。13世纪，多明我修道团和芳济各修道团到来，使牛津的教学力量有所增强。该校最初以巴黎大学为榜样，设有法律、神学、艺术和医学四个科，牛津早期的声誉基础主要在神学和人文学科，大学生多为社会中等阶层的教士、骑士或商人子弟。自13世纪起，牛津和剑桥逐渐建立起一些书院，最初是为学生提供膳食的方便，进而为贫困学生提供若干食宿及杂费津贴，以便帮助他们攻读较高的学位。例如，约翰·德·巴利奥尔建立的巴利奥尔学院，就有一个为“艺术家”提供奖学金的小型基金会。学生们一般都住在各个学院，完全自由地向各个教授选课。

英国中世纪最早的科学研究者、芳济各派修道士罗伯特·哥罗塞特斯特（1175—1253）是牛津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他不仅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出质疑，而且用数学和实验证明自己的哲学观点，其学生罗杰·培根（1214—1294）曾在牛津大学进行科学实验和讲学。在1266—1268年间写了《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1272年写《哲学研究纲要》，晚年写《艺术与自然的秘密》。他认为，权威是束缚人们认识的枷锁，真正的科学是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他毫不客气地批评罗马教会神学体系的代表——阿奎那的神学，终身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他的眼光超越了时代而投向未来世界，对眼镜、飞行器、动力车都有所预言。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1330—1384）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住在牛津大学。

英格兰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学习，是从翻译英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从西班牙、南意大利和叙利亚带来的阿拉伯人的著作开始的。12世纪初，英格兰旅行家巴思的阿德拉德，以及伦敦教会的副监督切斯特的罗伯特，把阿拉伯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介绍到英国，他们分别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原理》和阿拉伯人阿尔·科瓦利兹米的代数。牛津大学还是英国研究罗马法的学术中心，在12世纪主要对教会法进行编纂和对罗马民法进行注释，1170年首先出现了记载两个领主进行土地诉讼的法律书籍，12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大法学家格兰维尔的《法学教本》。到12世纪中期，已有不少地位较高的教士既能熟练地掌握法语和拉丁语，又对英语方言了如指掌，《道德颂》之类的僧侣文学，受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游吟诗派”和法国北部“梭迦诗派”影响的诗体骑士文学影响（以《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为代表），写实和泼辣的市民文学也在这时出现，到13—14世纪，出现了全部用英语方言写成的历史叙事诗《罗宾汉歌曲和叙事诗》等。

在文化史上英语怎样跻身为上流社会的语言，这是很难考察的。但我们至少知道，征服者威廉之后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诺曼底移民已能同时使用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理查德·菲茨尼尔写于12世纪的著作也指出，随着英格兰人与诺曼底人的杂居、通婚和融合，人们几乎难以区分出谁有英格兰血统，谁有诺曼底血统。亨利三世于1258年发布《牛津条例》已用英文写成，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到了14—15世纪，英格兰文化史上的两个重大发展是识字率的上升和英语的广泛使用。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能读会写的人已不限于贵族、教士或官吏，商人、农民、裁缝和水手也能读书写字了。据托马斯·莫尔爵士于16世纪初的估计，15世纪已有50万以上的英国人有识读能力。而且，上层社会也日益成为使用英语的世界：14世纪中期议会辩论便使用英语，1367年出现了第一次用英语记录的议会辩论书；1376年和1378年分别出现了用英语签订的财产转让契约和遗嘱；14世纪70年代在坎特伯雷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已使用英语作为会议用语；亨利四世于1399年公开使用英语向议会发表演讲；英语取代法语成为民族语言，并将地区方言逐渐规范为标准英语的过程是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悄悄变化的过程，以至于人们找不到英格兰文化自“从属时代”向“自我时代”转折的分界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乔叟的时代这种变化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英国民族的自信心伴随着其民族语言的成熟，在乔叟身上找到了完美的表达。

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

乔叟(www.xing528.com)

杰弗里·乔叟（约1340—1400）出身于一个与宫廷有密切联系的伦敦酒商之家。他自幼就生长在贵族和王室的圈子中，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熟谙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多种英语方言。乔叟生活在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萌动的时代，生活在一个从表面上看内乱不已，实则是生气勃勃、雄心奋发的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乔叟个人的经历也是相当丰富的：1357年做宫廷侍童，1359年参加对法作战时被俘，翌年由国王赎回，1361—1367年在内殿法学协会受训，1366年与王后寝宫的女官结婚，此后多次代表爱德华三世出使欧洲大陆，借此良机他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曾会见过文艺复兴的巨匠彼特拉克，接触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和创作方法。1374年，乔叟任伦敦港毛皮关税管理员，1382年兼任酒类及其他商品的关税管理员。1385年，乔叟任肯特郡治安法官，第二年被选为该郡骑士代表出席议会下院。1389年理查德亲政后，乔叟又先后担任过王室建筑工程主事和萨默塞特王室森林副主管。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世事风云使他熟悉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和该时代的社会风貌。乔叟生时是英格兰诗人中受宫廷赏赐最丰厚的，乔叟死后又成为第一个安葬在威斯敏斯特“诗人之角”的人。这一方面反映了乔叟在文学史上的非凡地位，同时也反映了该时代的君王赏识这位民族文化巨人对民族语言所作出的贡献。的确，作为英语和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乔叟在思想的深邃和词汇的丰富方面，在想象力的奇妙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

乔叟的作品很多，最著名的是他晚年用诗体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是一个充满民族国家产生时代的乐观精神、对英格兰社会进行全景式描绘的作品。它充分体现了乔叟深谙世情的智慧和对英语的驾驭能力。在这首长诗中，他叙述了约30名朝圣者骑马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托马斯·贝克特之墓的过程。在总叙里，他生动扼要地勾勒了这些处于不同社会阶层且职业身份不相同的朝香客，然后借他们之口讲叙了24个故事，其间以短小的戏剧性场面相串连，故事的内容与文体都不尽相同，并与讲述者的身份相符。这些讲故事者几乎包括了英格兰社会各等级的人们：富裕的修道士、托钵僧、女修道院院长、女修士、祭司、乡村神父、法庭差役、骑士及其侍从、自由农民和富裕的小地主、牛津的学者、自命不凡的律师、医生、商人、水手、巴思的商妇、伦敦的匠师、木工、织工、染工、制毯者、磨坊主、学校总管和农夫等。

在建筑艺术方面，14—15世纪也是英格兰摆脱大陆影响，确立符合本民族审美观念的建筑风格的时代。它经历了一个从“盛饰式”哥特建筑，向“垂直式”完全英国化风格的转变。“盛饰式”是指以几何窗格和花卉图案为装饰特征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为流畅的曲线型。在英格兰，这种以精致的花纹和华美的写实主义为主题的盛饰风格，已经不是那种以尖顶拱门为特征的欧洲大陆特有的哥特式，而具有了中世纪英国建筑的独创风格。英格兰“盛饰式”建筑的代表作，是13世纪90年代爱德华一世为把其妻遗骸运往威斯敏斯特墓地而修筑的路标，即三个埃莉诺十字架。

但作为从欧洲大陆风格向纯粹英格兰风格过渡的中间阶段，盛饰式风格只在英格兰流行了半个多世纪（1285—1355年）。14世纪中叶以后，一种纯粹的英国式建筑风格即“垂直式”就取而代之了。在经历了百年战争和黑死病时期英格兰建筑史上相对沉寂的时代之后，这种垂直式建筑在15世纪后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建筑大多是国王赞助的，如伊登公学、温莎堡的圣乔治小教堂、剑桥大学的小教堂等。其中，使今天的旅行家最容易留下记忆的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小教堂，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垂直式建筑风格的特征：其核心是把直线和水平线加以综合运用，具有简朴清晰的线条感和宽大明亮的内空间。这种突出垂直感的建筑不强调逻辑性，它是完全英格兰化的建筑。

除民族文化的兴起之外，15世纪还是一个世俗文化兴起的时代。倘若与13世纪和14世纪相比，15世纪不是大师辈出的时代，而是学术沉寂、智人贫乏的时代，它不像13世纪那样出现了罗杰·培根这样的大师，也不像14世纪那样产生了乔叟这样的大文学家。但是，这却是一个宫廷文学衰落，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15世纪的大学生在数量上比前两个世纪少，也没出现诸如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那样的论战。但是从民谣、颂歌、道德剧和民间书信方面都可看到一种朝气蓬勃的中下层文化的兴起。民谣歌唱罗宾汉时代普通人的价值观：对郡守的憎恶、对约曼农的敬意和对国王秉公执法的希望等。颂歌仍保留了反复吟唱和抒情的特征，但表达的却是大众的感情，颂歌从为基督教节日谱写的欢快歌曲，变成随舞者能吟唱的伴舞曲，从唯我独尊的宗教圣殿走向普通民众的娱乐场所。15世纪非学院性世俗文化的兴起，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16世纪莎翁这样世界文化名人出现的基础。

15世纪又是手工业行会方兴未艾，商业行会继续兴旺的时代，各种行会甚至以文化的形式表现自身的存在及生活。到15世纪中叶，根据《圣经》故事编排的“神迹剧”已经从教界流传到俗界，演出神迹剧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每逢喜庆节日，尤其是仲夏时节的基督圣体节，许多城镇都要上演由行会组织的舞台剧或场面剧。例如，在约克往往要上演一整套神迹剧，在这套神迹剧中，造船业行会表演诺亚方舟的建造，渔民水手行会表演大洪水时代的情景。尽管其意图都是为基督教关于人的堕落与得救之说提供一种直觉形象。但是，它却推动了英格兰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化。除此之外，15世纪末还出现一种新型道德剧，如当时最负盛名的《人》，剧中的“人”为了在末日审判时得救而展露他的种种“善行”，这难道不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创业者行为价值观的体现吗？

在14—15世纪，英格兰成立了不少语法学校。1382年，威克哈姆的威廉在温彻斯特建立了一所语法学校，并规定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学生是贵族之子和权贵之后。这是“英格兰公学”（实为一种私立贵族学校）的胚芽。1440年，亨利六世在伊登建立一所语法学校。同时，贵族、城市行会、商会也往往建立一些初等学校和语法学校。到15世纪末，已有500—600所俗人所建的学校分布在英格兰了。在这些年代里，泰晤士河北岸、在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宫之间的地段上还建立了4个“法律协会”，为习惯法律师和其他律师提供专业法学教育，而且，法律协会的学徒和律师有直接向王室法庭上诉的权力。语法学校和法律协会的建立使受教育的俗人迅速增多，这个过程又因印刷术的引进而得到了加强。1476年，一位成功而爱好文学的商人威廉·卡克斯顿在佛兰德尔学会了印刷术，并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开办了英格兰第一家印刷所。他印行的第一部书是科隆版的《特洛伊的故事》。1478年，他印刷了《坎特伯雷故事集》，1485年他印行了马洛礼于1469年写的简洁明快的散文诗《亚瑟王之死》。印刷术的兴起使教士与学者失去了对文化知识的独占权，凡是能够购买书籍的家庭都开始大量阅读有关道德礼仪、宗教信仰、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文学作品。

在英格兰，中世纪显然不是“黑暗时代”。姑且不谈《大宪章》、议会政治、习惯法和辉煌的金雀花王朝，即便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角度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农业经历了庄园经济、高利农业到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小农业兴起的变化；以羊毛、羊毛制造和出口为中心的制造业与商业也在蓬勃发展。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经历了从诺曼底征服初期的自由人——奴隶到农奴、继而又成为“半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转变，社会分层渐趋细密，新兴职业身份集团正在形成；从文化上看，中世纪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时代：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文学、民族的思维模式和宗教观念都在形成，更不要说作为民族文化载体之一的教育机构也在产生。在完成了从“从属时代”向“自我时代”的转变之后，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英格兰正在出现。这种种转变恰恰是在人们习以称呼的“黑暗时代”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