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艺复兴：第22章

精彩看点

中世纪与现代—中世纪与现代的区别—文艺复兴—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中的先锋作用—宗教权力与文艺复兴—文学复兴—收藏的时代—批判的时代—艺术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教育传播

将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总是武断的，而且如果过于严格地加以解释，总会产生误导。然而，某种区分不仅方便，而且很有必要。中古史和近代史之间的区别，与其他历史分期一样清楚明了。当然，不可能确定任何日期，也不可能说中世纪在这一天结束，现代从这一天开始，这正如不可能说冬天在某一天结束，春天在某一天开始一样。历史的变化就像季节的变化一样，是渐进的，而不是突然的。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之间的过渡时期，将彼此区分开来的各种变化缓慢地发展着，有时前进，有时明显地后退，但最终，通过渐进的进化过程，完成时代的更替。还需注意的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被德意志移民破坏，并且以现在依然存在的重要民族国家形成而结束的中世纪时期，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和静止的时代。15世纪之前，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也许不像宗教改革那样迅速，但变化不断发生。如果不对11或12世纪的历史进行认真的修改，就不能概括8世纪的历史。所有试图把中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的尝试，都只能十分肤浅和笼统。

由此可见，仅凭几个敷衍的句子或段落，是无法充分说明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区别的。这些差异真实、重要，但它们必须被感觉到，而不是被表达出来。只有通过对过去的长期研究，才能正确、有益地理解它们。可以这样说，尽管有些历史学家经过大量的学习和历史背景差异的研究，却从未适应这种差异，他们急于进行大量的比较。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即“过去的政治历史要为大量的时代错误负责”。对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想象是一种通过某种本能把自己投射到过去的环境和生活中的能力，这种能力几乎和勤奋刻苦一样是必要的品质。试图用精确和正式的语言来表达看到的事件会束缚而不是启发想象力。这一章的直接目的，最好是放弃一切细枝末节的精确或完整的分析，而满足于指出中世纪的三个显著特征。这是读者在一开始就应该了解的。这些可能有助于引导读者认识到中世纪与现代之间其他更深刻的差别。

首先，作为民族的现代国家概念在中世纪非常不完善。现代国家，如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正在形成过程中，但直到中世纪结束时，这些国家才充分意识到独特的团结性。中世纪的理论学家认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是一个由教皇和皇帝两人领导的统一国家，他们认为教会和世俗的权威都是神的代表。在神圣罗马帝国传统的指导下，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上述观点有所改进。十字军远征为教会与世俗权威相统一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具体例证。十字军远征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东征目的地相距遥远，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理论上的，而非现实的。西方基督教界是在所谓的封建体系下形成的，是半农业、半军事化的组织。组织成员相互权利和义务的等级由拥有土地的多寡来决定，而现代最有发展动力的工业在封建体系中根本没有地位。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是被称为骑士制度的规则和习俗。本质上，骑士精神和基督教本身一样是非民族的。一位法兰西骑士和一位德意志骑士之间的共同点，比一个法兰西人或一个德意志人之间的共同点还要多得多。

其次，中世纪的社会单位不是现在的个人，而是集体。要么是英格兰王国称为庄园的封建单位，要么是市政公社，要么是公社内部的行会，没有个人活动的余地。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要想从默默无闻到出人头地，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所有集体单位中最大的一个—教会。

最后，中世纪是一个无知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和教育是被神职人员垄断的，并且受到教规和教会权威的约束。每个人都知道教会对探究和科学研究的自由怀有怎样的恶意。此外，除了教会的影响，知识和文学也因其费用昂贵而被大众排斥。印刷术还不为人所知，而造纸术则是在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羊皮纸太贵了，古代作家的许多手稿都被抹去了，来誊写僧侣的编年史或服务书籍。此外，现存的这些文学作品都是用拉丁语写的，这就足以使它们对贵族、市民和农民都失去吸引力，因为当时大多数人甚至连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读，也不会写。通常情况下，无知总伴随着过度的迷信。要了解这一点，只需要细读中世纪编年史家列举的种种怪诞之事，或者研究一下审判制度的运作。在这种制度下，一个被告的有罪与否取决于他经受的磨难多与少。

文艺复兴时期，就其最恰当和最全面的意义而言，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社会和政治制度走向终结的时期，中世纪对思想和探索自由的限制被废除的时期。文艺复兴可以说始于13世纪，在14世纪和15世纪有了全面的发展，并且在16世纪的宗教斗争中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实际上，文艺复兴是本书涵盖的时期。在这一重要的过渡时期，即“中世纪的终结”，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及与之相联系的思想和传统的衰落；法兰西王国、西班牙王国、英格兰王国的形成与发展；民族文学和国家教会概念的出现；封建主义的瓦解；骑士精神被日益增长的手工业推翻；贵族和教会的政治影响力被人民起义取代；领土君主国对民众支持的依赖（除了英格兰君主制，其他国家的民众支持一旦不再被需要，就会马上被踢开）；等等。此外，时代的变化必然还会带来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指南针和星盘的运用及随之而来的海上冒险，发现了到达印度的新航线和穿越大西洋的新世界，于是知识得到巨大的扩展，世界贸易路线得到彻底的变更。火药的发明不仅引起了战争艺术方面的革命，还在社会组织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在中世纪，社会组织与军事制度密不可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文学和知识得到广泛普及。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重大发现，推翻了地球中心学说的古老信仰，并且对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的教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都属于文艺复兴，都是新时代发展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已经在本书前面几页中提到过。所有这些变化都值得我们仔细考虑，仅仅列举它们就足以显示文艺复兴巨大的重要性。然而，一个单独的章节只能作为一个路标，而审慎的要求迫使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与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两个运动上—文学复兴和艺术复兴。在狭义的文艺复兴中，意大利发挥了积极和持久的作用。

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的特有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意大利人开始了这项工作，其他国家也完成了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古代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及其应用于当代文学作品之中早已开始，并且已经完成。只有完成之后，其他国家才会来学习意大利能够和准备教给它们的经验。确实，其他国家也把这种教学激发的精神用于宗教改革、地理知识的扩展和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这绝不能阻碍我们看到意大利独自完成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和完整性。我们也不能忘记，无论如何，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意大利人的实际成就从来没有被后来其他国家超越。

在知识复兴中，意大利扮演的重要角色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虽然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省一样，沦为蛮族入侵的牺牲品，但伴随罗马人的胜利而形成的霸权传统并没有完全被摧毁，而是随着中世纪教皇权威的增长而复苏。此外，在地中海仍然是世界商业中心的时代，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贸易和生产带来了财富。意大利公民社区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财富催生出一种自尊感、权力意识和对自由的渴望，同时催生了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之前说过的话—在意大利，教会拥有中心地位和权威，有足够的力量来压制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意大利人并不反对教皇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罗马仍然是一个精神帝国的领袖，就像它曾经拥有广阔的领土那样，这使他们感到自豪。此外，通过教皇的金库，其他国家的贡品流入意大利。意大利人即使不垄断，也至少在枢机主教和教会中其他有利可图的职位上占有优势。与此同时，对教会和教皇的敬畏和迷信，意大利人却丝毫不像其他距罗马更遥远的国家那样盛行。教会发出的逐出教会和禁罚教令，对工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可怕。教皇法庭的滥用职权最终引发了北欧大部分地区的义愤填膺。这对意大利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此，他们几乎未感到任何震惊。作为一个整体，意大利人对宗教改革表现出很少的热情。此外，意大利人，至少是比较富裕的阶层，通常不迷信，也不太可能容忍教会的专制。

还应指出的是，意大利的教皇并不总是明智地致力于他们的精神追求事业。这些所谓的精神追求是，或者在后来被认为是，反对思想自由的。因此，思想自由有利于文学和艺术的进步。教皇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教会的领袖。意大利中部各省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临时公国，公国的利益与整个欧洲罗马天主教的利益并不一致。同样的动机使许多意大利邦君成为文学艺术的慷慨资助人，这也吸引了教皇的世俗权力。教皇也希望有一个宏伟且博学的宫廷；他们雄心勃勃，想要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那不勒斯国王竞争；他们希望宫殿和教堂由当时最杰出的艺术家建造和装饰；他们渴望别人对他们的赞美能被那些天才艺术家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个别教皇，如尼古拉五世和利奥十世，是推动文艺复兴的实业家；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注定要推翻从格列高利七世到因诺森特三世建立起来的教会专制制度。历史总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很容易回想起18世纪的法兰西贵族是如何与宣扬民权和自由的哲学媲美的，以及法兰西君主制是如何切实地支持了一场叛乱，使北美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与自由。法兰西君主制还鼓励北美进行革命，而这场革命曾一度把法兰西君主制和贵族从世界上清除。

现在，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意大利的实际成就。我们发现文艺复兴不仅促进了知识进步，还给予愚昧和迷信以致命打击，它也标志着个人从中世纪的限制中获得很大的自由。在艺术方面，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个人找到了一种可以发挥最大才能的职业。在这种职业中，他可以获得昔日不可能获得的声望。站在文艺复兴门槛上的但丁·阿利吉耶里，是中世纪第一个独树一帜的伟人，他与任何法人团体或机构都没有联系。但丁·阿利吉耶里过去常常得意扬扬地自我夸耀为“自己党”。他的《神曲》为欧洲最早的现代语言提供了文学形式，也给同胞留下了过于沉重的印象。时至今日，使用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语言仍是意大利作家的最高抱负。但丁·阿利吉耶里必须经常查字典，以确保他的语言在13世纪真正流行。把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区分得太明显不科学，这种过度区分的习惯阻碍了后来真正重大的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但丁·阿利吉耶里尽管很优秀，但并没有真正融入现代精神。但丁·阿利吉耶里尽管已经超越了中世纪的时代观念，但并没有把自己从那些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在《君主论》中，但丁·阿利吉耶里心甘情愿地降服于经院哲学，并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捍卫一个统一的帝国已经衰弱和毫无价值的理论。站在文艺复兴的起点上，但丁·阿利吉耶里更像是中世纪最后的巨人，而非新时代的先驱。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是继但丁·阿利吉耶里之后的著名诗人，他的十四行诗影响了所有国家的文学形式。对文学的热爱和古人的自由，使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成为意大利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作为与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同时代的人，乔万尼·薄伽丘则更具独创性。和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一样，乔万尼·薄伽丘也是古代文学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他为把希腊文学引进意大利做了很多工作。然而，作为《十日谈》的作者，乔万尼·薄伽丘才有资格享有最高的声誉。在《十日谈》一系列故事中，乔万尼·薄伽丘表现出对迷信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与中世纪的精神格格不入。通过杰弗里·乔叟和其他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影响了后来整个英国文学，如杰弗里·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就借用了许多《十日谈》中的故事情节。

乔万尼·薄伽丘

杰弗里·乔叟

波焦·布拉乔利尼

弗朗切斯科·菲尔弗

上述三位伟人身后跟着一群收藏家，他们走遍欧洲，甚至更远，寻找古代作家的手稿。如今，人们几乎不可能理解这些收藏家搜寻时的那种非凡热情。在某些情况下，对那些有价值财产的贪欲诱使人们去做一些不太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本可以冠之以欺诈的罪名。收藏家中有名气的有波焦·布拉乔利尼、弗朗切斯科·菲尔弗和佛罗伦萨圣马克图书馆的创始人尼科洛·德·尼科利。他们确实以非凡的勤奋和成功为世界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慷慨的赞助人是“开国之父”科西莫·德·美第奇和教皇尼古拉五世。在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语似乎要被遗忘了。此时，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是波焦·布拉乔利尼和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1]，他们都只用拉丁文写作。意大利语并没有完全过时，这首先是由于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影响。美第奇家族的野心就是招揽当时知名的学者，但为了将专制君主粉饰为共和的君主，学者又需要寻求民众的支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学者的研究也必须加以规范，以取悦民众。洛伦佐·德·美第奇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谱写了著名的《狂欢节歌曲集》，在节日里演唱。这些歌曲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表明了一位英明的君主，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过程中，是如何创造大众语言的。20世纪，意大利最优秀的诗歌是安杰洛·波利齐亚诺的《吉奥斯特纳》。安杰洛·波利齐亚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还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朝臣和最亲密的伙伴。

安杰洛·波利齐亚诺

洛伦佐·瓦拉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

15世纪下半叶与其说是一个收藏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批判的时代。阅读和解释古代收藏品的过程中，人们不知不觉地把古代著作应用到当时的环境和问题上。罗马和那不勒斯的洛伦佐·瓦拉、佛罗伦萨的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安杰洛·波利齐亚诺是向世界贡献研究成果的杰出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不可估量。经院哲学的大部分内容是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原文的研究之上，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语译本的扭曲。新的探究精神推翻了各种各样的错觉和迷信。洛伦佐·瓦拉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君士坦丁献土[2]是伪造的，而教皇声称君士坦丁的捐赠是他们对世俗主权的基础。洛伦佐·瓦拉曾和教皇吵过架，此时正效力于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在阿方索五世的保护下，洛伦佐·瓦拉继续攻击整个教会体系，尤其是修道主义的道德沦丧。这些可以作为新文化影响的例证。事实上，洛伦佐·瓦拉证明君士坦丁献土为伪造的产生的破坏力很大，在没有新的宗教制度出现之前，旧的宗教制度很可能被推翻。如果意大利单独行动，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此时，这种对古典史学中史料证伪的方法已经开始传播到其他国家。严谨的德意志人对许多意大利学者的浮夸非常反感。受到时代批判精神的推动，马丁·路德和约翰内斯·罗伊希林反抗中世纪制度，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否定，他们的反抗，既有建设性的，也有破坏性的，这被称为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

约翰内斯·罗伊希林

如果我们追溯现代文学的起源，我们就更加确信意大利人为现代艺术的创造者，至少是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创造者。在中世纪，建筑是唯一没有衰败的艺术形式。在建筑艺术上，北方各民族基本可以与意大利媲美。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意大利人不仅可以声称有权享有文艺复兴的所有荣耀，而且他们把这些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

其一是绘画。在中世纪，绘画受到固定且武断规则的束缚，很难称得上是一种艺术。它只被用于宗教目的，并且被迫服从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精神。宗教习俗和传统不仅规定了绘画题材和处理方法，甚至规定了其使用的颜色。任何违背这些公认规则的行为，都会被认为不虔诚。中世纪教堂的祭坛上绘制着僵硬的圣母和圣徒的画像。虽然那些画像有传统的价值，但没有任何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的艺术标准。中世纪产生了很多画作，但没有产生艺术家。正如中世纪经常发生的那样，个人被所属的社会压制。任何人都能得到中世纪和现代绘画差异的具体例证，任何人都可以把乔瓦尼·契马部埃或其他当代艺术家的画与提香·韦切利奥的画进行比较。文艺复兴跨越了这些艺术家之间的鸿沟，坚决提倡个人从中世纪规则和传统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这种变化可以从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人体的新崇敬和研究及对艺术方法的改进中找到根源。这些技术变革中最重要的是佛兰德斯人引进壁画、发现油彩及使用铜版和木刻，这使复制和传播优秀的艺术作品成为可能。比技术变革更重要的是艺术精神本身的变化，对自然之美的模仿代替了旧的模式化形式。对一位画家来说，研究解剖学和透视法很有必要。艺术作品不再是教会权威规定样式的机械复制品，而成为艺术家自由思想的表现形式。这一变化标志着宗教动机和艺术动机的彻底改变，宗教不再是对超自然和非人性事物的迷信崇拜，宗教与男人、女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更紧密了。

乔瓦尼·契马部埃

提香·韦切利奥(www.xing528.com)

乔托·迪·邦多纳

绘画复兴的开始通常是在14世纪。当时，佛罗伦萨和锡耶纳这两个著名的艺术城市尤为突出。第一位被后人称颂的佛罗伦萨艺术家是乔瓦尼·契马部埃，与杜乔·迪·博尼塞尼亚是同时代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对人类面孔和形象之美的最初构想，尽管他们仍然受制于僵硬的构图和规定的色彩分配。紧随其后的是一些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乔托·迪·邦多纳是一位同样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不仅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提高了艺术的整体品质，他还在佛罗伦萨创立了一所学校。乔托·迪·邦多纳是第一个用具有戏剧性情节的绘画代替迄今为止普遍存在的僵硬且毫无生气人物形象的人。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安布罗焦·洛伦采蒂和弗拉·安杰利科，尽管弗拉·安杰利科在取得成就方面要晚一些。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得出与但丁·阿利吉耶里在文学作品中同样的结论。他们与其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初学者，不如说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杰出人物。乔托·迪·邦多纳是艺术领域的但丁·阿利吉耶里，他和同时代的画家用图画的形式总结了中世纪关于宗教和人类生活的理论和概念。他们在方式和风格上做出了巨大的改进，就像但丁·阿利吉耶里在他的著名诗篇中做的那样。然而，他们表现的本质仍是中世纪的。事实上，如果有人想看到中世纪，他可以参考这一时期的三幅经典画作。中世纪曾使思想活跃的人萎靡不振的个人宗教信仰，在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这幅画中可以看到。中世纪宗教生活的反面，即宏伟且令人敬畏的教会组织，体现在乔托·迪·邦多纳学生在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殿的作品《教会的激进分子与胜利者》中。此外，中世纪公社激烈的政治生活可从安布罗焦·洛伦采蒂在锡耶纳市政厅壁上题名为《公民政府》的壁画中找到。

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

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

当我们离开乔托·迪·邦多纳的学校和他的学生，转向15世纪的下一代画家时，我们才发现与文艺复兴有关的艺术变化正在不断发生。佛罗伦萨仍然是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城市。这个过渡时期第一位著名的画家是马萨乔·马索利诺，在佛罗伦萨卡尔米内圣母大殿的布兰卡契小堂里，他创作的壁画可以被看作是乔托·迪·邦多纳时代独立与艺术美的进一步表现。这些作品对后来的艺术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拉斐尔·圣齐奥，他使这些作品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紧随马萨乔·马索利诺其后的还有大量的著名画家，如菲利波·利皮，他的画与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完美结合，用绘画艺术生动地再现了早期文艺复兴的斗争；桑德罗·波提切利，他是第一位引入古典神话和寓言来替代古老《圣经》故事的画家；此外，还有多米尼哥·基兰达奥和卢卡·西尼奥雷利。在某种程度上，卢卡·西尼奥雷利是15世纪画家中最有能力，但绝不是最令人愉悦的画家。他观念大胆，具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蔑视那些武断且毫无意义的规则。尽管佛罗伦萨是最重要的绘画复兴城市，但它绝不是这场艺术革命发生的唯一城市。在佩鲁贾，拉斐尔·圣齐奥的家庭教师彼得罗·佩鲁吉诺正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在帕多瓦，15世纪最著名的画家之一的安德烈亚·曼泰尼亚也在做着相同的工作。除了佛罗伦萨的画家和许多其他画家的作品，正是这些人的作品为16世纪著名的艺术家—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迈克尔·安杰洛、拉斐尔·圣齐奥、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乔尔乔涅·卡斯泰尔弗兰科、提香·韦切利奥和雅各布·丁托列托—铺平了道路。尽管这些画家仍旧把他们的才能用于描绘宗教生活，但他们以一种人性和世俗的精神来对待这些主题，宗教信仰服从于对完美艺术的渴望，服从于男男女女头脑中令人兴奋的自然联想。尽管他们的艺术作品展示了一种看待艺术和宗教的新方式，但并非没有丝毫不虔诚。与前辈相比，他们可能会在道德虔诚和目标上有所放松，而对色彩和绘画的掌握似乎误导了他们；尽管以人性的视角来表达宗教主题困难重重，并且还存在很多缺点，但他们在绘画时不再为了表达崇高的教义而进行思想斗争了。许多有思想的艺术家和追随者感知到了上述差异，形成了前拉斐尔派，致力于研究15世纪早期那些不完美的画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那些被上一代画家视为偶像的更成熟的艺术家。

拉斐尔·圣齐奥

菲利波·利皮

桑德罗·波提切利

多米尼哥·基兰达奥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

迈克尔·安杰洛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雅各布·丁托列托

其二是雕塑。在雕塑史上，文艺复兴几乎成就了一个比绘画更远大的时代。在某些方面，雕塑发生的变化与绘画几乎相同。优秀的艺术家反抗中世纪规定的形式，创作出更美丽、更有独创性的作品。然而，雕塑比绘画更深刻地受到古代研究的影响。古希腊的优秀画家不过是些无名小卒，他们的作品早已销声匿迹。因此，古典精神只影响了绘画。对绘画来说，直接模仿是不可能的，而雕塑则不然。希腊和罗马的雕像仍然存在，许多被埋葬的雕像都被挖掘出来，受到很高的崇敬。这些雕像中，有一些已经实现了雕塑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形式美和自然美。要超越它们是不可能的，不久之后，对古代的热情导致了对古代祖先奴性的模仿。然而，最初的热情确实产生了一些大师，他们可以与希腊艺术家匹敌。开创雕塑史新纪元的第一人是尼科洛·达·皮萨诺。一个保存完好的希腊石棺被带到了比萨，尼科洛·达·皮萨诺被它的美深深吸引，对希腊雕塑的形式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那时起，尼科洛·达·皮萨诺就尽可能地使希腊人对美的热爱与基督教艺术传统相结合。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许多著名的雕刻家追随尼科洛·达·皮萨诺的脚步，其中大多数是佛罗伦萨人。他们中，著名的有洛伦佐·基贝尔蒂，他为佛罗伦萨洗礼池雕刻了大门，迈克尔·安杰洛称其为天堂之门；卢卡·德拉·罗比亚的主要作品是兵马俑浮雕；多那太罗，是著名的大卫雕像的雕刻家；还有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他是威尼斯圣马可大会堂附近的巴尔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的建模师。在他们之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大师—本韦努托·切利尼和迈克尔·安杰洛。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回忆录可以推荐给任何一个想研究纯粹艺术的人，不受宗教或道德的影响，这是在文艺复兴后期产生的。必须记住，雕塑在本质上比绘画更加具有非宗教性和异教性，脸部美必然要从属于身体美。因此，16世纪的新宗教思想引发了北欧的宗教改革和南方的反宗教改革，这在很多方面都与雕塑格格不入，甚至是敌对的。从那时起，艺术开始趋于衰落。

其三是建筑。文艺复兴对建筑产生了压倒性的、永久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带来了纯粹的收益仍值得怀疑。在建筑艺术复兴上，意大利再次走在了前面。建筑从来就不是一门失传的艺术，就像绘画和雕塑一样。建筑受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中世纪早期的罗马式风格是建立在古代模式的基础上。阿尔卑斯山脉之外，早期的罗马式建筑之后是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它们至今仍是中世纪后期日耳曼民族宗教热情的纪念碑。哥特式建筑是在13世纪后期由德意志建筑商引入意大利的。意大利哥特式建筑风格与北方国家盛行的建筑风格不同，从一开始它就根据国家习惯和气候进行了修改。意大利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是奥维多和锡耶纳的大教堂，它们与德意志、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的哥特式教堂具有很大差异。高耸入云的塔尖、气势恢宏的拱门和飞拱在意大利哥特式建筑中不存在，但意大利从未完全背离古典模式。

建筑和雕塑的复兴是古典研究复兴的必然结果。建筑形式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罗马时期圆形拱门的回归上，后来又体现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平顶或门楣的使用上。早期或文艺复兴过渡期有名的建筑是穹顶宏伟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由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参照多纳托·布拉曼特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而设计。因此，只有建筑复兴的开始才属于本书所述内容。15世纪末，绘画和雕塑方面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它们的最终成果在许多方面与文艺复兴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哥特式建筑，不管有什么缺点，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在主要设计方案达成一致后，细节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工人的能力和想象力。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非常强调对称和统一。这样，工人就不能再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了，每一个细节和核心设计，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这样设计出来的建筑肯定宏伟壮观，但这是以牺牲独创性和想象力为代价的。当知识复兴的最初活力耗尽时，建筑就像雕塑一样明显地衰退了，因为得到培养的是对宏伟和壮观的模仿能力，而不是独立创作的能力。

与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一样，文艺复兴也包含着善与恶的交织。它的两个突出的方向，特别在早期，是文学和艺术古典影响的复兴，以及维护思想的原创性和个人自由。维护思想的原创性沦为对古代模式的奴性和机械模仿；个人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导致了无神论、放纵、纯粹否定的混乱。当然，这些也不是唯一的罪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探索精神，一旦应用到宗教上，必然会引起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又加速地与产生宗教改革的精神背道而驰。极端的新教主义或清教主义在许多方面与人文主义截然相反。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可以说是意大利清教精神的代表，他鼓励追随者焚烧画卷、个人装饰品，甚至书籍。英国清教徒谴责对艺术美的热爱是一种误导人的肉欲乐趣，并且将这一切归因于文艺复兴主张的信仰自由。清教徒很快就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教条和教会管理制度来抑制自由思想的泛滥，但这一制度和他们曾经反抗过的宗教制度一样的专制、不宽容。可悲的是，清教徒英勇地抵抗宗教迫害，放弃宗教宽容，转而又变成宗教迫害的施加者。

洛伦佐·基贝尔蒂

卢卡·德拉·罗比亚

多那太罗

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

本韦努托·切利尼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多纳托·布拉曼特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

文艺复兴的良好成果并没有完全被清教运动本身的罪恶及其激起的反抗摧毁或压倒，这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引进新的学习方法和宗教改革之后，各个国家都建立了新的学校和大学，并且改进了现有机构的教育方法。教育的普及是文艺复兴最重要、最持久的成果，是道德和文化的统一，而不是对立。道德和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比强制信仰、强制规范激发的更高尚的道德，即自由思想与个人良心相融合的道德。

[1]即教皇庇护二世，他曾经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译者注

[2]君士坦丁献土是一份伪造的罗马皇帝法令，内容是公元315年3月30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签署谕令，将罗马一带的土地赠送给教皇。一般认为这份文件于8世纪到9世纪（774年）伪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