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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城镇—南方与北方城镇的区别—国外德意志商人工会—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商业贸易对城镇关系的影响—吕贝克和汉堡联盟—汉萨同盟的起源—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入侵—丹麦的衰落—汉萨同盟的复兴—维斯比被占领—汉萨同盟与瓦尔德马尔四世的第一次战争—1362年汉萨同盟远征带来的灾难—暂时的和平—第二次丹麦战争—汉萨同盟的胜利—《施特拉尔松德条约》—汉萨同盟达到鼎盛时期—查理四世与汉萨同盟—瓦尔德马尔四世驾崩—玛格丽特一世和卡马尔联盟—丹麦与荷尔斯泰因的战争—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下台—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瑞典脱离卡尔马联盟—克里斯蒂安一世收复瑞典—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瑞典独立—汉萨同盟的逐步衰落
回顾14世纪,德意志人既不自豪,也不满意。14世纪没有产生像奥托大帝、腓特烈一世或腓特烈二世那样的英明统治者,却充斥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及其与住在法兰西王国教皇之间时断时续的争斗。查理四世狡猾、冷血,很少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他的政策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酗酒无能的瓦茨拉夫四世最终下台并导致了教会分裂,使德意志的实力和声望明显下降。意大利统治者之位和阿尔勒王国的王冠赋予持有者一种名义上的尊严,就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冠赋予皇帝的尊严一样不真实。德意志的王权更加稳固,但缺乏有效的权威。罗马人民的国王的影响力更多地取决于私人领地而不是罗马人民的国王地位,罗马人民的国王的主要兴趣是扩大家族而非扩大王权。罗马人民的国王不能强迫强大的诸侯服从,更不能保卫王国的遥远边疆。尽管中央政府无能为力,但有两点使德意志的事业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与德意志西北部接壤的是挪威、瑞典和丹麦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其中丹麦离德意志最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强大。丹麦人是德意志人血统,几代人以来一直承认罗马人民的国王的统治权。然而,由于逐渐与自己种族的南方成员分离,丹麦人的利益和偏见又在很多方面都是反德意志的。丹麦国王克努兹六世拒绝效忠罗马人民的国王。腓特烈一世对萨克森公国的破坏摧毁了德意志北部抵御丹麦侵略的最有效的堡垒。地理位置使丹麦人拥有波罗的海控制权。从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二世到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四世,不止一位国王寻求将波罗的海控制权转变为绝对的霸权的途径。对一项可能给德意志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计划进行抵制的,不是对波罗的海重要性漠不关心的皇帝,而是著名的德意志北部城镇联盟,即汉萨同盟。汉萨同盟的动机既不是爱国主义,也不是民族意识,而是对贸易利益的自私追求。然而,汉萨同盟的行动把德意志从严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德意志的远东地区存在着更大的麻烦。9世纪,整个波罗的海南部海岸都居住着斯拉夫人,取代了早期的德意志定居者。10世纪,德意志人开始了一场长期的斗争,他们要把这些外来移民赶走,或者至少要让被征服的斯拉夫人臣服并接受基督教。由于两场大饥荒,萨克森的威尔士人和勃兰登堡的阿斯坎尼人在13世纪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项任务。就维斯杜拉河而言,德意志人的优势是通过移民的引进和城镇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然而,在维斯杜拉河以东,涉及宗教、政治和商业利益的斗争仍在继续。皇帝完全不作为。在几乎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日耳曼骑士团向立陶宛和利沃尼亚发动了一场十字军远征,扩展基督教义和德意志文明。当时整个德意志还很虚弱,处于无政府状态。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以及南部同样不同的瑞士邦联,在很多方面都是当时德意志弱小、无政府状态的最有趣的体现。
早期的斯拉夫人
德意志城镇比意大利境内的几个共和国发展缓慢,也从未达到同样的独立或名声。然而,二者的历史在很多方面相似。它们都把自治归咎于中央政府的软弱,把经济繁荣归功于贸易的发展。在意大利共和国制造或收集的商品被分配到整个中欧商业路线经过的德意志南部,赋予了乌尔姆、拉蒂斯邦、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等城镇重要的地位。在北方,人们沿着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进行着一种几乎同样有利可图的贸易,这种贸易几乎完全由德意志商人垄断。北方水手在捕鱼业中找到了另一种财富来源,这在教会对禁食有严格规定的中世纪尤为重要。贸易和渔业的结合给北方的不来梅、汉堡、吕贝克、罗斯托克、但泽等城镇带来了繁荣。德意志北部和南部之间坐落着重要的城市科隆,傍莱茵河谷而居,在南部贸易中表现活跃,并且在与英格兰王国和其他北海沿岸国家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不过,真正的南北交汇点是在佛兰德斯的布鲁日,来自欧洲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交换货物。
14世纪是德意志城镇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城镇的财富和政治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时期。然而,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有一些显著的和值得注意的区别:南方城镇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它们不得不抵制领土上诸侯对城市独立日益增长的嫉妒;它们渴望平息混乱和私人战争;明显的动机促使城镇反对在道路和河流上征收过高的通行费;为通行者提供安全保障。这些需求,特别是需要警察采取措施制止抢劫或勒索赔偿,使城镇不时地结成联盟。然而,比共同利益更强烈的是城镇之间相互的嫉妒,这些联盟没有一个能持久。南方城镇的主要目的是独立和孤立。北方城镇的敌对意识同样强烈,但在许多方面,危险和困难更大,因此有一种更强烈的团结冲动。德意志的邻国文明程度低,经济落后,这使北方城镇比南方城镇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南方城镇必须与强大且高度发达的政体打交道。因此,南方城镇除了短期和既得利益,不可能永远结合在一起;而北方城镇逐渐形成一个联盟,尽管在许多方面起到了错误的调节作用,但联盟赋予了成员远远超过他们通过单独行动能获得的重要地位,甚至使城镇在一段时间内对欧洲北部政治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世纪时,“汉萨”这个词有一定的重要性。最早的用法中,“汉萨”是乐队或军队之意。后来,才有了“团结”或“联合”的意思,尤其是为了商业目的联合。“汉萨”也用来指上级机关对进行贸易的许可收取的费用。当德意志诸侯狮子亨利希望在新占领的吕贝克镇鼓励贸易时,便授权外国商人往来吕贝克镇“不纳税也不收税”。不过,它最常见的意义是协会或行会。汉萨是商业行会,汉斯胡斯是行会会馆。基于这个意义,汉萨被用于指德意志北部的城镇联盟。城镇联盟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城镇联盟起源于一个或多个贸易联盟。
德意志诸侯狮子亨利
中世纪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都以交往原则为主导。村庄社区或庄园是最熟悉的例证,还有教会的内部组织。在城镇社区,我们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从事手工业者,必须加入行会;从事商业者,必须加入行会或汉萨。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通过与他人的联合,才能获得行动能力和对行动的保护。把现代协会与中世纪时期的联盟做任何比较都是肤浅的,并且极易产生误导性。现代协会的成立是为了追求利益和发挥重要作用,而中世纪时期的联盟的建立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是迫于当时社会实际状况而不得不建立的。二者最基本的区别在于早期国家行动的范围非常有限。在中世纪,联盟履行了欠发达国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承担的大部分职责。
如果国内商人需要协会,那么到国外旅行的商人同样需要。中世纪很少有佣金代理人,商人必须亲自监督货物的运输和销售。陆路运输的危险性很大,但海上运输往往危险性更大。海盗几乎和陆地上的强盗一样多,而且更难对付。航海的危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水手没有罗盘来指引航向,船主也没有保险制度来承担风险。难怪商人会将大量的旅行见闻记录下来,以避免危险和灾难的再次发生。然而,当商人到达一个陌生的国度时,联合的必要性会变得更加迫切。处理货物通常要花很长时间;由于冬季旅行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经常需要在国外得上几个月。因此,商人联合起来,共同获得市场收益:不仅是供个人住宿的旅馆,还有供货物装卸的仓库和供船停泊的港口。这些“仓库”成为商人组成的联盟或汉萨的中心。中世纪的法律体系给了人们另一种结合的冲动。早期的法律是个人的,而不是领地的,并不适用于领地上的所有人。外国人虽然不全是目无法纪,与本地人相比,却处于很大的劣势。外国商人之间的任何争端必须由他们自己解决,并且由自己的法律来裁定。在与当地人的纠纷中,外国商人很难获得公正,除非他们能在国家内部获得一些强有力的支持。为了进行贸易,外国商人需要特权和让步。个人不容易获得这些特权和让步,所有这些考虑都迫使商人采用联盟组织。领导汉萨的是长老或市议员,他们在成员中执行司法,为共同利益举行集会,并且代表社区与外部世界进行磋商。这个组织越有效率,商人就越能从他们必须打交道的社区获得特权,特别是贸易上的关税减免。新来者只有在获得汉萨的许可后才能享有这些特权,为此他必须得到会员的同意并支付一定的费用。
北方商业活动的两个主要地区是波罗的海和北海,二者之间仅通过分隔岛屿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狭窄海峡相连。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是哥特兰岛的首都维斯比。12、13世纪,维斯比地理位置重要,并且十分繁荣,许多商人定居于此。虽然维斯比仍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但它实际上已成为德意志的一个城镇。因此,维斯比的德意志居民和历史更久的商人联盟之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商人联盟只是为了贸易而来,从维斯比扩展东部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诺夫哥罗德,它成为与俄罗斯贸易往来的中心。13世纪,维斯比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其他一些城镇发展迅速,并且已经为德意志从最西部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移民手中夺回了领土。尽管吕贝克、罗斯托克、维斯马、施特拉尔松德和格赖夫斯瓦尔德这些城镇被称为“文德城镇”,但在人口和性质上它们完全是德意志式的。其中,由于在特拉沃河的有利地位和得到的有效赞助,吕贝克从一开始就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北海有三个德意志商人常去的外国市场,分别是挪威的卑尔根、英国的伦敦和佛兰德斯的布鲁日,它们都成立了具有显著重要性的汉萨同盟。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北海商人来自科隆,科隆在西部和维斯比在东部一样占主导地位。然而,其他城镇成为科隆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易北河上的汉堡和威悉河上的不来梅。甚至从威斯特伐利亚的索斯特、多特蒙德和明斯特等内陆城镇而来的商人也会前往海岸,租用船将货物运往英格兰或挪威。
不可避免的是,国外德意志商人联盟对商人本国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商人只是偶尔寄居在国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本国家里。重要的是,大多数德意志北部城镇的议会成员几乎完全由商人组成。工匠被排斥在外,被人瞧不起。如同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城镇一样,在德意志城镇里,也几乎找不到拥有土地的贵族。因此,城镇议会的政策是以其成员的商业利益为指导的。外国汉萨同盟,如果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会向成员来自的城镇请求支持。因此,商人在贸易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城镇自然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这种促进贸易和保护渔业的联合行动,极大地推动了城镇联盟的形成。波罗的海和北海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集团。北海的城镇倾向于聚集在科隆或汉堡周围;而波罗的海的城镇围绕维斯比或吕贝克形成了一两个联盟。然而,当波罗的海的城镇开始侵占北海贸易时,当吕贝克开始争论科隆在西部的首要地位时,德意志北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并且开始争夺维斯比在东部地区的首要地位。激烈的斗争发生在伦敦。自英格兰国王艾塞雷德二世统治以来,德意志商人一直活跃在这里。艾塞雷德二世的一条法律规定:“法律面前,皇帝的人应该和我们一样被平等对待。”早期的商人大多来自科隆,正是科隆人在英格兰创造了第一个德意志汉萨同盟。其他商人必须通过向科隆的汉萨同盟支付费用来获得经营许可。渐渐地,汉萨同盟扩大到允许来自莱茵河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大多数商人加入。然而,其他地区的人发现很难被接纳,吕贝克商人决心打破科隆的垄断。在这场斗争中,吕贝克商人得到了汉堡的支持。汉堡已是科隆的劲敌,而且在与英格兰王国的贸易中占有更有利的地位。当申请人有钱有势时,从英格兰政府那里获得让步并不难,因为政府在保护外国商人方面有金钱利益。1266年和1267年,汉堡和吕贝克被允许在科隆的模式下建立自己的汉萨同盟。两个城镇的汉萨同盟没有建立在伦敦,而是建立在德意志人最喜欢的东海岸港口林恩。爱德华一世早期,三个独立的汉萨同盟被融合成一个阿勒曼尼汉萨,成员被英格兰人称为伊斯特林人,后来也被称为厄斯特林人。
英格兰国王艾塞雷德二世
所有德意志商人在英格兰王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汉萨同盟,从多个方面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商之间的联盟,这使德意志北部所有城镇首次结成联盟成为可能。由于这一同盟是吕贝克和汉堡共同发起的,传统上认为,这两个城市的联盟是汉萨同盟的起源。为了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同盟必须确保通过海峡的狭窄航道畅通。这些地区主要由丹麦人控制,当时丹麦不仅控制着日德兰半岛和新西兰岛,还控制着现在瑞典的南部各省。地理优势使丹麦人能够关闭海峡或对通过的船征收通行费。此外,13、14世纪,鲱鱼业的最大中心是位于海湾东侧的斯卡尼亚海岸。在这里,丹麦人经常对在捕鱼季节涌向斯卡尼亚海岸的德意志商人和水手造成损害。因此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是保护德意志北部城镇海峡和渔业,防止丹麦人侵扰。这使距离海峡最近的两个城镇成为波罗的海和黑海间的天然屏障—吕贝克是日德兰半岛东部的屏障,而汉堡则是日德兰半岛西部的屏障。这两个城镇相距不远。最坏的情况是,海峡被堵塞,商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港口卸货,由陆路运到另一个港口,然后从那里继续他们在波罗的海或北海的航程。这两个城镇最早结盟的目的是确保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的运输畅通。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英格兰王国和佛兰德斯公国,吕贝克和汉堡采取了共同行动。
难怪其他城镇倾向于与吕贝克、汉堡结盟,因为它们能够而且确实为一项共同的事业提供服务。14世纪晚期,我们可以在德意志北部的城镇中找到充分的联合痕迹,因此把这个日期确定为汉萨同盟的起源日期是合理的。吕贝克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与文德城镇和其他波罗的海城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城镇已经因接受吕贝克律法而联合在一起,因此吕贝克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对德意志商人来说,拥有一个共同解决争端的法律体系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在这个体系中,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不时地卷入其中。尽管维斯比反对,吕贝克还是成功地使大多数东方商人采用了其法典。因此,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的霸权,鼓舞着吕贝克去领导一个宏大的联盟。吕贝克向其他城镇发出邀请,派代表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在城里举行许多早期会议。1284年,挪威提出的伤害申诉,导致罗斯托克城镇联盟关闭与挪威的所有进出口贸易通道,直到获得赔偿为止。罗斯托克城镇联盟进一步决定,如果不来梅拒绝接受其他城镇的决定,它将停止与不来梅的一切往来。1293年,来自萨克森和波罗的海的城镇代表召开会议,决定从此以后,所有来自诺夫哥罗德的申诉都应提交给吕贝克裁决。维斯比反对这项决议,但只得到了里加和奥斯纳布吕克两个城镇的支持。1300年,吕贝克召开佛兰德斯商业纠纷审议大会,从莱茵河河口到里加湾,所有德意志北部的城镇都被邀请参加。
14世纪初,国外德意志商人联盟失去了其独立性,并且受到城镇的控制。然而,城镇之间由此产生的联合在许多方面还不完整。没有什么比一个联盟对其成员负有永久义务更重要的了。当有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时,会议才会偶尔举行。代表的城镇数目也有很大的差别,视情况而定,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在德意志北部贸易社区分布的大片区域内,有许多较小的城镇组合,这些城镇通过过去的联合行动、普通法的使用或共同货币的协议或仅仅是地域的连续性而连接起来。这些小联盟比一般联盟更古老,也更稳定。事实上,这样一个广泛的联盟很难说是建立起来的。就发展而言,它只与商业有关,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一些城镇是自由的帝国直属城镇,如吕贝克在狮子亨利的统治下变成了自由的帝国城市,而大多数城镇则受制于某个领地领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政治目的而建立有效的联盟是不可能的。14世纪早期的历史已说明了这一点。1307年,受到近邻荷尔斯泰因伯爵约翰一世和荷尔斯泰因伯爵格哈特一世的威胁,吕贝克向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求援,实际上承认了丹麦的宗主权。这个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最繁荣的德意志城市采取的行动表明,市民中几乎不存在任何民族主义情绪。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鼓起勇气,试图恢复瓦尔德马尔二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在1227年的博恩霍夫战役中被推翻。为了实现目标,埃里克六世必须征服文德城镇。罗斯托克和维斯马被迫投降,只有施特拉尔松德成功地抵抗了丹麦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城镇之间互不援助。整个事件证明,城镇间的联盟仅限于保护商业利益。只要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放弃对德意志商业的任何攻击,这些德意志城镇就没有共同的行动机制。尽管如此,政治独立性的丧失,似乎也削弱了以任何方式共同行动的能力。吕贝克投降后的几年里,我们没有找到德意志北部城镇联合的任何迹象。在没有任何来自国内市政当局的援助或控制的情况下,外国商人再次各自保护各自的利益。
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
然而,城镇的衰落几乎导致了正处于发展中的汉萨同盟解体,这种衰落和恢复丹麦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一样短暂。丹麦国王埃里克六世曾试图完成一项超出个人能力或国家能力范围之外的任务。他的奢侈和鲁莽的政策迫使其通过售卖土地和特权来获取支持,结果丹麦一个贵族的壮大成为国王日后的一大障碍。1319年,埃里克六世驾崩,留下弟弟克里斯托弗二世来面对昔日他需要解决的困境。克里斯托弗二世发现自己无法抵抗外国的进攻和国内的叛乱。整个丹麦要么被本地贵族占领,要么被德意志侵略者占领;而斯卡尼亚及其邻近省则被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占领。作为马格努斯三世的孙子,马格努斯四世还获得了挪威的王冠。
1332年,克里斯托弗二世在流放中驾崩。此后的八年里,丹麦的君主制几乎消失殆尽。丹麦的突然衰落使文德城镇恢复了独立,也恢复了联盟的活动。克里斯托弗二世的统治和之后北方的无政府状态及混乱,使保护贸易路线和渔港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1330年到1360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城镇代表定期开会。也正是在这些年中,汉萨这个名字,以前只用于英格兰和其他国家的商业联盟,现在也被用于城镇联盟。1358年,“所有德意志的汉萨城镇”召开了一次大会,并且邀请科隆、维斯比、勃兰登堡、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等城镇参加。早在1352年,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就说过“海上城镇的商人,叫作汉斯兄弟”。“议会的法令对所有会员都有约束力,如果德意志汉萨的任何城镇拒绝遵守这一点,该城镇将永远脱离德意志汉萨,并且被永远剥夺特权。”自1284年与挪威发生争斗以来一直被排斥在外的不来梅,大约在这个时候重新加入联盟。在维护所有德意志北部商人利益的更广泛联盟中,我们发现了明显的证据。汉萨同盟被公认地分为三部分:在吕贝克领导下的文德和撒克逊城镇构成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由哥特兰岛、利沃尼亚和瑞典的东部德意志人定居地组成,维斯比是首都;而威斯特伐利亚和普鲁士的城镇则围绕着科隆,形成了一个奇特且难以解释的同盟组合。1347年达成一项协议,每年由同盟中三分之一的人选举两名行会长老来管理位于布鲁日的德意志商人仓库。因此,到14世纪中叶,我们发现汉萨同盟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组织,尽管它的职能仍然局限于贸易,没有严格的政治性质。不过,不久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汉萨同盟的稳定性受到考验,并且使它在政治上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克里斯托弗二世驾崩后的八年里,丹麦没有国王。1340年,克里斯托弗二世最小的儿子瓦尔德马尔四世承担了夺回父亲领土的任务。瓦尔德马尔四世得到了几个文德城镇的援助。这些城镇对延长无政府状态不感兴趣,它们想抓住机会获得特权以作为援助的酬劳。1360年,当瓦尔德马尔四世从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手中夺取斯卡尼亚省时,那些文德城镇甚至心平气和地看着。因为文德城镇发现,成功使瓦尔德马尔四世变得不像昔日那么容易对付了,他们不得不为续期捕鱼权而支付一大笔钱。1361年,在丹麦舰队到达哥特兰岛,洗劫富庶的维斯比古镇时,文德城镇与丹麦还是完全和平的关系。古老的传统认为掠夺的贪欲导致了这次袭击。后来的作家认为,这只不过是瑞典与斯卡尼亚之争的继续,或者不过是瓦尔德马尔四世打算利用哥特兰岛的中心位置,来实施瓦尔德马尔二世和埃里克六世的宏伟计划。
当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时,汉萨同盟城镇的代表聚集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商讨瓦尔德马尔四世的行动给汉萨同盟带来的全新问题。维斯比隶属于瑞典王国,因此瓦尔德马尔四世公开的敌对行为是针对瑞典的。维斯比也是德意志贸易的中心,它的财富是由德意志人创造的,它还是汉萨同盟的主要城镇之一。人们本能地而不是理性地认为,不可能让瓦尔德马尔四世的行动在不引起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得到默许,汉萨同盟必须承担新的职责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汉萨同盟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与丹麦一切贸易往来,然后休会,以便有时间与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及其儿子哈康六世进行谈判。自1350年以来,哈康六世接替父亲马格努斯四世的王位,一直是挪威的独立国王。1361年9月7日,汉萨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联合瑞典、挪威和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开战,并且第一次由所有城镇以每磅四便士的出口税形式征收同盟税,直至1362年的米迦勒节为止。
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
汉萨同盟城镇答应给两千名士兵提供必要的船,瑞典和挪威答应了。1362年4月,在吕贝克市长约翰·维滕贝格的指挥下,汉萨同盟舰队驶向海湾。瑞典的分遣队没有出现,但德意志人被盟友说服,放弃了对哥本哈根的进攻计划,包围了斯卡尼亚海岸的坚固堡垒赫尔辛堡。瓦尔德马尔四世和丹麦舰队突袭并击沉了汉萨同盟的一些船,带走了剩余的货物和船员。约翰·维滕贝格不得不放弃围攻,回到家中,为失败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场灾难既可怕又出乎意料,各城镇都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在1362年11月达成为期十四个月的停火协议。在此期间,贸易得以恢复,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四世也不再收取任何新的税费。然而,并没有安全保障让瓦尔德马尔四世来遵守承诺,特别是当他成功地离间了汉萨同盟城镇的盟友时。马格努斯四世和哈康六世从未希望与丹麦作战,这实际上是瑞典委员会里的那些贵族的工作。委员会安排了哈康六世和荷尔斯泰因伯爵尼古拉女儿伊丽莎白之间的婚姻,但瓦尔德马尔四世在她去瑞典的途中将其抓获,并且一直囚禁。1363年,瓦尔德马尔四世说服哈康六世娶自己的女儿丹麦的玛格丽特,从而奠定了瑞典、丹麦、挪威三国未来联盟的基础。这桩婚姻对汉萨同盟是个沉重的打击,似乎使汉萨同盟处于解散的边缘。文德城镇在战争中最活跃,如果战争成功,它们将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但战争失败了,因此这场灾难的主要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文德城镇身上。普鲁士的城镇拒绝支付出口关税,因为居民认为,城镇同盟是为了保护海湾安全,但现在海湾受到的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我们根本不必明说,吕贝克及其邻近城镇花了更多的钱,也损失了更多的钱,而实际上它们的损失不仅包括钱,还包括人。
如果不是要表现出政治家的谨慎和温和,那么瓦尔德马尔四世可能会永久地削弱甚至摧毁汉萨同盟,因为这是他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如果那些更遥远的城镇相信他们战败后在丹麦水域还会获得像以前一样多的利益,那么它们就不会再坚持加入这个既昂贵又无用的联盟。瓦尔德马尔四世急于剥夺德意志商人自埃里克六世时代以来,由于丹麦的衰弱而获得的一切特权。这种危险使汉萨城镇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灰心丧气,争吵不休。1363年年末,在休战期满之前,瓦尔德马尔四世开始了前往欧洲主要宫廷的长途旅行。在离开期间,丹麦议会同意延长休战。然而,在德意志商人能够接受的条件下,几乎不可能维持任何永久的和平。当瑞典发生的事件迫使丹麦人缓和苛刻的要求时,汉萨同盟城镇是否会让步或冒险恢复敌对状态仍值得怀疑。长期以来,瑞典贵族一直被马格努斯四世软弱的政府疏远,他们憎恨失去斯卡尼亚和哥特兰岛。1363年政策的改变激起了瑞典贵族的义愤。当时荷尔斯泰因联盟被抛弃,哈康六世娶了丹麦的玛格丽特为妻。1364年,瑞典贵族宣布废黜马格努斯四世,梅克伦堡公爵阿尔伯特二世和马格努斯四世妹妹瑞典的尤菲米娅的次子阿尔伯特取而代之。贵族忽略了瑞典国王阿尔伯特的哥哥梅克伦堡公爵亨利三世,因为他娶了瓦尔德马尔四世的另一个女儿丹麦的英格博格,而瑞典人不想再与丹麦人有任何瓜葛。随后爆发了内战,马格努斯四世和哈康六世的军队战败,哈康六世被俘。瑞典大部分地区承认了阿尔伯特的权威。当瓦尔德马尔四世旅行归来时,发现自己的计划被这场瑞典革命挫败了,于是决定与女婿哈康六世联手推翻新王朝。1365年9月,为了准备这场战争,瓦尔德马尔四世与汉萨同盟城镇签订了《沃丁堡条约》。《沃丁堡条约》批准了通过海峡的贸易自由和德意志在斯卡尼亚海岸的特权,但期限只有六年。这显然是一种休战,而不是真正的条约。双方都不满意《沃丁堡条约》的条款。丹麦王国和德意志在波罗的海不可避免的利益之争只是被推迟了而已。
丹麦的玛格丽特
梅克伦堡公爵阿尔伯特二世(右)与儿子阿尔伯特(左)
1366年7月,瓦尔德马尔四世与梅克伦堡公爵阿尔伯特二世签订条约,证明自己攻击瑞典国王阿尔伯特是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作为正式割让哥特兰岛和其他较大领土的回报,瓦尔德马尔四世放弃了马格努斯四世和哈康六世的事业,并且同意承认和支持阿尔伯特及其继任者对瑞典剩下省的继承权。这一无原则的政策使丹麦达到了自瓦尔德马尔二世以来的权力巅峰。在成功的鼓舞下,瓦尔德马尔四世毫不犹豫地撕毁了最近与汉萨同盟城镇签署的《沃丁堡条约》。1367年,几艘德意志船在海峡被扣押和掠夺,在捕鱼季节前往斯卡尼亚海岸的船被征收更多的通行费。甚至在以前的战争中几乎没有参与的西南边陲城镇也认为这些暴行不可容忍,要求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贸易和工业。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不像往常那样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城镇举行,而是在科隆举行,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汉萨同盟全体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1367年11月,汉萨同盟决定与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四世开战。如果任何城镇脱离了共同的事业,“其居民和商人不得与德意志的汉萨城镇有任何往来,不得向其购买任何货物或向其出售任何货物;他们在任何港口都没有入境或出境的权利,也没有提货权或卸货权”。征收了一年的新出口税,筹集的钱将按每个城镇提供的装备比例分配给各个城镇。为了避免上次战役后的争斗,明确规定,任何城镇的任何伤亡或损失都不应向其他城镇索要赔偿。战争获得的所有特权或其他好处都应平等地属于汉萨同盟的所有成员。
1368年,瓦尔德马尔四世不得不面对一群可怕的敌人。瓦尔德马尔四世与梅克伦堡公爵阿尔伯特二世签订的条约毫无效果,因为瑞典人拒绝为新王朝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愿交出规定的领土。因此,瓦尔德马尔四世不得不重新与哈康六世结盟,并且与瑞典国王阿尔伯特交战。在大陆上,梅克伦堡和荷尔斯泰因都站在汉萨同盟一边。日德兰半岛的贵族本来就处于叛乱的边缘,而现在瓦尔德马尔四世又挑起了与汉萨城镇的新一轮战争。面对这些危险,瓦尔德马尔四世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1368年4月,瓦尔德马尔四世把所有积蓄的财宝装上了一艘船,驶往波美拉尼亚,让议会在他离开时来治理丹麦王国。两年的时间里,瓦尔德马尔四世从一个宫廷流浪到另一个宫廷,而他的领土被敌人一块又一块地侵占。瓦尔德马尔四世离开后不久,汉萨同盟的船队就出现在这片海域,并立刻进攻哥本哈根。这座城市被占领并摧毁,要塞被德意志军队占领。胜利的商人从新西兰岛转到斯卡尼亚。1368年年末,除了难以攻下的赫尔辛堡,所有要塞都落入汉萨同盟军手中。冬季到来时,汉萨同盟决定继续将部队留在战场上,并且将出口税延长一年。(www.xing528.com)
1369年,赫尔辛堡在一次顽强的抵抗后投降,丹麦人也受到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的进攻,开始与汉萨城镇谈判。挪威国王哈康六世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确认了德意志商人在挪威王国里的所有权利和特权。1370年5月24日,《施特拉尔松德条约》结束了丹麦战争。《施特拉尔松德条约》规定:十五年中,斯卡尼亚海岸的所有城堡和要塞都归汉萨同盟所有;汉萨同盟将斯卡尼亚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城堡的维护费用。上述条款将海湾及其渔业的控制权从丹麦移交给汉萨同盟。作为返回丹麦王国的条件,瓦尔德马尔四世不得不承认《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如果瓦尔德马尔四世不承认《施特拉尔松德条约》中的特权和让步,在没有经得汉萨城镇同意之前,未来的丹麦国王是不可能登上王位的。
第二次丹麦战争是汉萨同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北欧,汉萨同盟不仅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而且它的整个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迄今为止,汉萨同盟一直是一个商业联盟,主要负责扩大和加强贸易特权,解决贸易争端。1377年,科隆会议的决议使这个商业联盟扩展成了一个政治和军事联盟。从表面上看,这个联盟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为了实现一个直接的目标—保护狭窄的水域不受暴行和压迫。然而,成功给汉萨同盟带来的新义务使科隆法令比通过时设想的更具有永久的重要性。汉萨同盟占领的海峡两岸城堡受到了《施特拉尔松德条约》的承认。密切注意斯堪的那维亚王国的变化与挣扎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在卡尔玛联盟之后显得更加紧迫,并且迫使汉萨同盟维持恒定的武装力量准备,继续收取联盟税收用于军事。在《施特拉尔松德条约》签订后的几年里,有许多新城镇申请加入汉萨同盟,它们不仅不得不接受旧的贸易条件,还不得不接受科隆会议规定的更严格的义务。因此,汉萨同盟比战前更加团结,组织更加严密。汉萨同盟召开会议更加频繁,会议时间更长,事务也更繁忙。每年仲夏都有大会,也有频繁的省级会议,特别是文德城镇的会议,它们继续保持着汉萨同盟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心地位。不仅是汉萨同盟的外部活动更活跃,而且它开始关心城镇成员的内部事务。14世纪,商人在市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受到德意志工匠的威胁,就像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南方城镇一样。汉萨同盟的起源和目标本质上都是重商主义的,自然而然地使自己成为旧寡头政治的捍卫者。1374年,在不伦瑞克发生了反对统治委员会的起义。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处死,其余的被流放。因此,不伦瑞克被正式驱逐出汉萨同盟,其商人被排除在汉萨同盟控制的所有市场之外。这种商业上的驱逐现在变成一件可怕的武器,不伦瑞克人必须对他们的反抗行为做出一些补偿,才能重新回到汉萨同盟。战胜瓦尔德马尔四世凸显了汉萨同盟更大的团结力和更强的影响力。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汉萨同盟宪法存在若干缺陷和弱点。从斯海尔德河到芬兰湾,这些城镇分布得非常广泛,商业竞争几乎必然会引起嫉妒,这使汉萨同盟的利益和目的完全统一几乎不可能。所有城镇的代表从未参加过任何集会。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日期都很难精确地列举出参加汉萨同盟会议的成员。有时几个城镇会联合起来把权力交给了一个代表,但没有一个城镇认为自己必须参加这种会议。代表经常会宣布,他们不能仓促地同意任何一项建议,必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各自的城镇议会,因此就产生了不确定性和延误性。不过,主要的缺点是,汉萨同盟的成员资格不够,也不可能是城镇唯一的政治义务。同盟中的大多数城镇服从于一些直接的权威,通常是一个领地的领主。因此,城镇需要双重忠诚,但这两者可能会发生冲突。领主可能会允许他们的城镇通过加入汉萨同盟来获得贸易特权,但同时领主不太可能同意任何削弱他们权威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汉萨同盟城镇能一直团结在一起真是奇迹。
《施特拉尔松德条约》签订后,汉萨同盟的地位和重要性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可以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的行动中得到体现。正如《1356年金玺诏书》所示,查理四世不赞成建立城镇同盟,也不赞成迅速发展的市政独立。瓦尔德马尔四世是查理四世的私人朋友。在最近的战争中,查理四世不止一次地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代表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四世。1373年,查理四世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最后一位勃兰登堡选帝侯巴伐利亚公爵奥托五世手中获得了勃兰登堡。因此,查理四世对德意志北部的政治产生了新的兴趣。查理四世现在急于与汉萨同盟和解,希望获得汉萨同盟给予他统治城镇的新特权。1375年,查理四世离开布拉格前往吕贝克,在那里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按照习惯,查理四世在讲话开始时用了“我的主人”这样的词来感谢市民的盛情款待。当市长摇了摇头,表示不赞成这样的头衔时,查理四世继续说道:“你们是贵族!古老的帝国档案证明吕贝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五个主要城镇之一,吕贝克的城市议员也是帝国议员,不用等待许可就可以进入帝国议会。”编年史家得意扬扬地补充道,这五个主要城镇是罗马、威尼斯、比萨、佛罗伦萨和吕贝克。
《施特拉尔松德条约》签署后,欧洲北方全面恢复了和平。瓦尔德马尔四世回到了丹麦王国,与梅克伦堡公爵阿尔伯特二世签订了一项条约,收复了梅克伦堡征服的地区。1371年,瑞典和挪威之间的长期斗争结束了。在马格努斯四世和哈康六世放弃对瑞典王室的所有要求的情况下,阿尔伯特同意释放马格努斯四世,并且让他每年都有收入,直到他死后三年。北方最紧迫的问题是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四世继承问题。瓦尔德马尔四世唯一的儿子洛兰岛公爵克里斯托弗于1363年去世,因此瓦尔德马尔四世是家族的最后一个男性。他的两个女儿中,长女丹麦的英格博格嫁给了瑞典国王阿尔伯特的哥哥梅克伦堡公爵亨利三世,小女儿丹麦的玛格丽特嫁给了挪威国王哈康六世。因此,有两个孩子可以选择:一个是丹麦的英格博格和梅克伦堡公爵亨利三世的儿子阿尔伯特,另一个是哈康六世和丹麦的玛格丽特的儿子奥拉夫。瓦尔德马尔四世承认阿尔伯特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且得到查理四世和强大的荷尔斯泰因伯爵尼古拉的支持。然而,丹麦人并没有忘记克里斯托弗二世时德意志侵略者的统治。当瓦尔德马尔四世于1375年驾崩时,五岁的奥拉夫被选为继任者。根据条约权利和实际权力,汉萨同盟城镇有权对这一决定发表意见,他们似乎更希望丹麦和挪威能够联合,而不是扩大梅克伦堡家族已经足够强大的势力。奥拉夫二世得到了汉萨同盟的认可,而奥拉夫二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确认了《施特拉尔松德条约》的条款。
奥拉夫二世
1380年,挪威国王哈康六世驾崩。奥拉夫二世继承父亲哈康六世的挪威王冠。奥拉夫二世少年时期,母亲丹麦的玛格丽特统治着挪威和丹麦。1386年,丹麦的玛格丽特发现有必要将石勒苏益格割让给荷尔斯泰因伯爵尼古拉,因为石勒苏益格是丹麦的封地。在其他方面,丹麦的玛格丽特的统治非常成功。1387年,丹麦的玛格丽特的儿子奥拉夫二世驾崩后,丹麦人和挪威人邀请她来继任。与此同时,丹麦的玛格丽特也收到了瑞典王室的邀请。梅克伦堡公爵阿尔伯特二世用土地和官职来回报他的德意志追随者,这激起了瑞典贵族的强烈不满,因为贵族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国王的权力。征服这个混乱的王国被证明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任务。1389年,在法尔雪平,阿尔伯特二世被彻底打败了。在七年的监禁之后,阿尔伯特二世只有通过退位才能获得自由。在梅克伦堡军队的支援下,斯德哥尔摩坚持了几年。著名的维塔利安兄弟会,最初是为了救济海盗而成立的,后来变成波罗的海一个令人生畏的海盗组织。维塔利安兄弟会对贸易的干涉促使汉萨同盟城镇采取了有利于玛格丽特一世的调解措施。玛格丽特一世成为斯堪的那维亚三个王国挪威、丹麦、瑞典的女王,她最大的愿望是使三国联盟永久化。由于自己没有幸存的孩子,玛格丽特一世收养了姐姐丹麦的英格博格的外孙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1397年,玛格丽特一世召集斯堪的那维亚三国到卡尔马开会,诱导三国同意一个正式的联合法案。三国在同一位国王的统治下不可逆转地联合起来,王位继承人的选举仅限于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后裔。每个国家保留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但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这种安排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没有成立任何选举机构。如果每个王国都能选择一个国王,即使是在单一家族的范围内,他们的选择也不会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玛格丽特一世为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加冕
15世纪是北欧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但它的事件远不如14世纪的事件那么有趣,也远不如14世纪的事件那么重要。有两个大问题在争论:卡尔马联盟能否持久及汉萨同盟城镇是否可以保持统一行动或维持它赋予的北方优势。这两个大问题在14世纪都存在疑问,但最终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三个王国彼此之间没有深厚的感情,而其中两个国家中,一个强大的贵族阶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要维持这三个国家的联合,要么需要非凡的运气,要么需要非凡的能力,而玛格丽特一世的继任者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两者都不具备。即使是“联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自己在晚年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404年,石勒苏益格世袭封地的荷尔斯泰因伯爵格哈德六世去世后,玛格丽特一世让格哈德六世的儿子亨利成为荷尔斯泰因伯爵,即亨利四世。然而,在先前胜利的鼓舞下,玛格丽特一世禁不住诱惑,又想要摆脱1386年做的交易,获得石勒苏益格的王位。玛格丽特一世代表丹麦提出了对公国的各种要求,但绍恩堡坚决支持格哈德六世的儿子荷尔斯泰因伯爵亨利四世。这场斗争持续了三十年。在此期间,大多数北德意志邦都卷入其中。1412年,玛格丽特一世突然驾崩,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继承了玛格丽特一世的王位。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性格中混杂着固执和暴力。罗马人民的国王西吉斯蒙德被请求来解决争端,西吉斯蒙德两次做出正式决定,支持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然而,正如以前不止一次发生的那样,汉萨同盟比罗马人民的国王更重视国家利益。与荷尔斯泰因关系密切的汉堡,从一开始就支持绍恩堡家族。逐渐地,吕贝克和其他汉萨同盟城镇也卷入了反对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战争中。各城镇的干预,加上瑞典的骚乱,扭转了局面。1435年,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八世被承认为石勒苏益格公爵,他早在1428年就继承了哥哥荷尔斯泰因伯爵亨利四世的财产。
征战荷尔斯泰因不仅没有成功,还使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陷入了严重的国内危机。瑞典和挪威需要国王的持续关注,却无人问津。在丹麦,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只能通过大量的让步来诱使贵族在不感兴趣的战争中服役,这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权威。在所有王国里,税收的增加和货币的贬值引起了不满。另一个不满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对其亲戚的偏爱,以及他公开表示希望堂弟[1]博吉斯拉夫九世来继承王位。1434年,瑞典达拉纳的农民发动第一次起义,但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成功地安抚了贵族领袖卡尔·克努松,并且任命他为王国元帅。然而,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对政府职责的忽视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1439年,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被丹麦议会正式罢免。由于其他两个王国都没有丝毫支持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意愿,这一举动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王国的王座变得空空如也。被废黜后,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又活了二十年,但他再也没有机会挽回失去的尊严。
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
1439年,丹麦人将王位授予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他的母亲波美拉尼亚的凯瑟琳是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妹妹。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通过确认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八世的公国为世袭封地,来解决石勒苏益格的争端问题。丹麦的行为对其他王国没有约束力,但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大肆贿赂卡尔·克努松和神职人员,换取了瑞典国会的接受。与其他国家相比,挪威对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敌意要小一些,因此挪威也被劝说以邻国瑞典为榜样。1442年,在三个斯堪的那维亚王国,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得到承认,卡尔马联盟继续延续了一代。1446年,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与勃兰登堡的多罗西娅结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448年1月,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突然驾崩,没有留下子嗣来延续巴伐利亚王朝。
勃兰登堡的多罗西娅
随着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驾崩,卡尔马联盟的分裂似乎不可避免。三个王国中谁也没有明显的继承人,也不可能联合起来找到同一继承人。瑞典和丹麦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双方都丝毫不关心对方的行动。在瑞典,有一个敌视卡尔马联盟的强大政党。1448年6月,暴民组织的游行导致仓促选举卡尔·克努松为王,多年来他一直是瑞典王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贵族。与此同时,丹麦人把王位让给了荷尔斯泰因伯爵兼石勒苏益格公爵阿道夫八世。然而,阿道夫八世拒绝称王,建议选择姐姐绍恩堡的黑尔维希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为王,因为克里斯蒂安可以声称自己是埃里克五世的后代,而埃里克五世是埃里克六世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接受了王位,成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条件是将政府的主要控制权交给贵族议会。此外,克里斯蒂安一世还必须通过一份正式文件来支付舅舅阿道夫八世的赡养费,并且保证石勒苏益格公国或日德兰半岛南部“永远不会合并或并入丹麦王国,这两个地方的主人只能是一人”。挪威不如丹麦、瑞典那样充满活力和独立自主,在国王选举上,丹麦和瑞典都进行了长期的争斗。实际上,在特隆赫姆,卡尔·克努特松取得了王位,成为瑞典国王卡尔八世·克努特松。然而,支持丹麦联盟的政党更强大。1450年8月,议会颁布了丹麦和挪威永久联盟的法令。
阿道夫八世拒绝称王
卡尔·克努特松离开居住的城堡,去特隆赫姆选举新国王
丹麦和挪威在奥尔登堡王朝的统治下保持统一,直到1815年瑞典与丹麦合并。如果克里斯蒂安一世放弃重建瑞典的想法,情况可能会更好。然而,卡马尔联盟不会在不引起长期且疲惫斗争的情况下解体。许多瑞典贵族嫉妒卡尔八世·克努特松被提升为王室成员。乌普萨拉大主教领导了一个反对派,呼吁丹麦王国进行干预,而克里斯蒂安一世无法抗拒获得第三个王冠的诱惑。
1457年,卡尔八世·克努特松被迫逃往但泽。克里斯蒂安一世在乌普萨拉加冕,他的儿子约翰被承认为他的继承人。这一成功之后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胜利。1459年,石勒苏益格公爵兼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八世去世,绍恩堡家族主要分支无男性继承人。克里斯蒂安一世可以对空置的郡和公国提出双重要求。作为舅舅阿道夫八世在女性方面的最近亲属,克里斯蒂安一世争辩说,石勒苏益格作为丹麦的封地,在家族无男性继承人的问题上具有欺骗性。另外,绍恩堡领主纷纷声称自己是石勒苏益格公爵兼荷尔斯泰因伯爵阿道夫八世最近的男性继承人,并且指出克里斯蒂安一世曾在1448年立下的誓言:石勒苏益格永远不应与丹麦王室合并。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保持统一的条件下,绍恩堡领主可以自由地选举家族中的任何成员,却不必拥护获选者为丹麦国王。1460年3月,绍恩堡领主只接受克里斯蒂安一世的公爵和伯爵头衔,因为他们被金钱收买了。147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将荷尔斯泰因从一个郡提升为一个公国,并且正式给克里斯蒂安一世授衔。
克里斯蒂安一世
幸运之神突然将奥登堡家族推上了北方领土势力的绝对优势地位。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统治者成功地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与大陆上的两个较大的省联合起来。然而,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真正力量与他的外表并不相称。他以许诺特权来收买每个王国,但削弱了自己的权威。特别是在瑞典,克里斯蒂安一世的王位只是名义上的。瑞典人强烈的民族感情反对卡尔马联盟,因为尽管有平等的规定,但卡尔马联盟使他们的国家不过是丹麦的一个省。乌普萨拉大主教与卡尔八世·克努特松的争斗使克里斯蒂安一世获得了王位,而实际上大主教比国王更有权力,因此争论不可避免。1467年,卡尔八世·克努特松被赦免,重新获得王权。1470年,卡尔八世·克努特松驾崩,他的外甥老斯滕·斯图雷被封为瑞典摄政王。克里斯蒂安一世率领军队企图强迫老斯滕·斯图雷屈服,但被彻底击败,并且被赶出王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斯图雷家族几代人的统治,瑞典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卡尔八世·克努特松临终之际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左)与丹麦的玛格丽特(右)
丹麦并非唯一从克里斯蒂安一世手中丢失的王国。从10世纪起,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就一直在丹麦的控制之下。1469年,克里斯蒂安一世的女儿丹麦的玛格丽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丹麦向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许诺,这两个群岛将作为丹麦的玛格丽特嫁妆的担保。由于这一保证从未兑现,这些岛屿被割让给了苏格兰王国。1481年,克里斯蒂安一世驾崩,长子约翰继承了领地。丹麦国王约翰被迫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与弟弟腓特烈一世分开,并且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战争,镇压争取迪特马尔申独立的农民。这一系列行动削弱了国王约翰的力量。因此,虽然约翰有一段时间能够收复瑞典并继承王位,但无法继续统治王国。1500年,老斯滕·斯图雷恢复了政府。老斯滕·斯图雷去世后,斯万特·斯图雷成为继任者。下一任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孤注一掷地投身卡马尔联盟的恢复,并且在“斯德哥尔摩惨案”中表现出巨大的残忍,最终导致古斯塔夫斯·瓦萨领导瑞典独立。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
对汉萨同盟来说,15世纪是一段困难且紧张的时期。卡尔马联盟本身对德意志北部城镇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斯堪的那维亚统治者那里勒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垄断了沿海的贸易和捕鱼权。一个真正强大的统治者具有的明显利益和责任将迫使他放弃对臣民自由的限制。幸运的是,卡尔马联盟只是名义上的。文德城镇的政策是稳定的,目的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并且鼓励各省独立。由于历代国王的软弱和瑞典人对卡尔马联盟的强烈反对,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汉萨城镇得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其在北方政治和商业上的优势。尽管如此,整个15世纪在汉萨同盟的历史上却是一个衰落的时期,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外部竞争,尤其是与英格兰的竞争,是摩擦不断增加的来源。14世纪,在英格兰的进出口贸易中,德意志人仍占绝大多数。15世纪,英格兰当地商人决心要战胜享有特权的外国人。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英格兰人不仅与佛兰德斯和挪威,还与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进行大量的直接贸易。15世纪,北方贸易的平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汉萨同盟的大部分西部城镇都在北海进行贸易,而东部城镇则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进行贸易。15世纪,西部的城镇,尤其是荷兰的城镇,开始侵占波罗的海贸易,并且与吕贝克、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德、但泽展开竞争。西方和非波罗的海的商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是由两个既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的变化促成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群居的鲱鱼使斯卡尼亚海岸成为最受欢迎的避暑胜地。因此,这里成了欧洲最大、最赚钱的捕鱼业所在地。15世纪中叶,鱼类的栖息地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令人费解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止一次地影响到北方各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鲱鱼不再大批进入波罗的海,而是转移到荷兰海岸。汉萨同盟城镇为斯卡尼亚的优越地位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这一切马上变得几乎毫无价值了。然而,荷兰人的收获是用文德城镇和其他波罗的海城镇的损失来衡量的。此外,15世纪末,伟大的地理发现开始,欧洲水域的主要贸易路线转移到外围海洋。这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和地中海沿岸的城镇同样是致命的。
商业上的嫉妒和完全独立的利益增长迫使荷兰城镇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最终导致与汉萨同盟的联系切断。因此,国王埃里克发动为了占领汉萨同盟主要城镇石勒苏益格的战争。当时,石勒苏益格由荷尔斯泰因支持;荷兰人则援助国王埃里克,以争夺国王在斯堪的那维亚王国的首席商会会费。吕贝克及其临时同盟试图将这些会费保持在自己的手中。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在勃艮第瓦卢瓦公爵的统治下,荷兰变得不那么具有德意志传统了。“附庸国与帝国之间并没有正式决裂,仍受帝国新统治者的控制,指导附庸国的行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指出了汉萨同盟的根本弱点,并且导致了汉萨同盟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逐渐解体。如果德意志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那么汉萨同盟作为德意志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可能会长久存在下去。然而,德意志变成一个非常松散的领地诸侯联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根本没有任何活跃和高效的城镇联盟空间。当地诸侯不允许自己领地内的市民有足够的独立性来成为汉萨同盟的成员。随着各省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城镇不再效忠于汉萨同盟,而是被束缚在作为诸侯臣民的直接职责上。这个渐进的过程摧毁了汉萨同盟。一些帝国直属城市,如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保留汉萨城镇的名字直到20世纪,但这个名字是用来表达独立而非联合。
[1]博吉斯拉夫九世的父亲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吉斯拉夫八世是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父亲波美拉尼亚公爵瓦尔迪斯拉夫七世的弟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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