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风险认知与地方知识的关系

今天是2009年5月21日。在写这篇文章时，据世界卫生组织前一天的统计，甲型H1N1流感的全球确诊患者已经突破1万人，夺取了83人的生命，涉及42个国家和地区。我是18日才结束了在德国欧洲法学院进行的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培训后，带着学生回到北京的。我们在回国前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大意是回国后自动在家实行隔离，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积极锻炼身体，每天同学们向我报告身体状况，我汇总后再向学校报告。这一幕，让我想起2003年的“非典”(SARS)防治，那时我就像我的学生一样，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天天向老师报告体温度数。

在家里闷得慌，就转着圈儿一遍遍地看电视新闻节目，慢慢地我感觉中国的甲型流感防治与“非典”防治有很多不同，比如说，社会上没有出现当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时的极度恐慌，没有出现当年“谣言满天飞，秘方一大堆”的情况，电视、网络、广播、报纸上都能获得最新疫情的播报。我打电话回老家问父母家乡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一切正常，当年非典期间，人人自危的乡亲们把村里通往外界的路都挖断了，全村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父母家，就因为我在北京上学，生怕我偷偷溜回家。电视上专家解读之类的节目也明显减少了很多，中国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拓宽，方式已经多样，专家们正在受到日益苛刻的公众监督，不敢轻易抛头露面，侃侃而谈了。

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上，大众百姓在风险认知和疾病应对上取得了进步?不好说，因为流感还在蔓延，确诊患者人数仍在上升。不过，我愿意在此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谈论一下人们可能是如何看待诸如非典和甲型流感等流行病所带来的风险的。

“风险”业已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我猜想这个词最早很可能流行在商业界，用来表明投资与收益间关系的某种不确定性。在社会与政治理论界，预言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这位慕尼黑大学的教授是“风险社会”，这一继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之后最具刺激力和启发性的社会类型概念的发明者。在公共卫生与健康科学界，风险也是该领域专家常用的修辞，主要用于“把过去和现在投射于未来”。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观点为风险在当代社会占据特殊文化位置奠定了理论基础。风险有两个主要的特性，即它不仅是人类自己制造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相当于成语“天灾人祸”中的“人祸”，正如美国风险认知专家斯洛维奇(Paul Slovic)1997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论坛》上撰文指出的那样，“危险是实实在在的，而风险却是由社会构筑的。风险评估本质上是主观的，代表了科学与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要素评判的合成体”。

在德国培训时，最后一讲恰好是关于流行病的，说明举办者对时务的敏感。流行病古已有之，并非现代社会的“特产”，但是当代的流行病还是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的烙印。“非典”和甲型流感的共同特征是：来自动物、传染性强、高致命性、跨国跨地区传播、短时间内生产不出大规模使用的疫苗。那么，人们究竟是如何认知哪些由流行病带来的风险的呢?

对于流行病带来的风险，始终存在两种不尽相同的认知：一种是流行于大众百姓中的观点(简称“流行观”)，一种是在专家学者中被分享的观点(简称“专业观”)。“流行观”是充满内在张力的解释：一方面，大众百姓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外于风险，即风险总是他人的；另一方面，大众百姓所理解的风险，几乎和威胁、危险是同义词，因此十分关注谁承担风险，谁危及谁的生命等等的问题。专业规则是遵循科学研究准则的结果，对于风险，科学家们经常鼓吹的是其发生的可能性，即一个基于比较而得出的概率。“专业观”和“流行观”要实现沟通，确非易事。“专业观”不仅是科学家们自我崇拜、自认理性的产物，而且是被行话术语精心包装的，本身就有一种社会区隔的功能。“流行观”企求“一语道破天机”直来直去，不要“婆婆妈妈”“神神叨叨”。科学家们批评“流行观”不够理性，太多迷信，大众百姓则嫌“专业观”似是而非，“说了等于没说”。于是，如何向大众百姓有效地传达关于流行病风险的信息和资料就成为一个有特殊难度的问题。

对于后果严重(例如“高致命性”)的流行病的发作和蔓延，人们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是很擅长对其风险做出正确估计的。在“非典”肆虐的那段日子里，人们对自己和生活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认识。据我所知，这种认识很可能导源于疾病对人们人生理想和社会抱负的实现构成较大的风险，而不是导源于对“非典”风险的抽象认知，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用自身的实际去解释“非典”的风险。例如，人们认为自己不能得“非典”的理由可能是：“我还没结婚呢!”或者“我还要给父母养老送终呢!”(www.xing528.com)

然而，人们也常常忽略另一方面的重要社会事实，例如，死于“并发症”的“非典”患者实际上不在少数。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并不擅长对流行病的风险做出正确的估计，总是倾向于对更加普遍但后果较轻的健康问题予以忽略或不屑一顾。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人们总是更加担心飞机失事，而常常忽略去往机场路上的交通事故也可以让你命丧黄泉。

最近，人们突然怀念起“非典日子”来了，网上也有人打出了“像防治(战胜)非典那样防治(战胜)甲型流感”的标语。许多人都在追忆中感叹：“唉，人怎么能这么健忘呢?”为什么那个社区水平的“全民健身运动”、突然爆发的“社会温情氛围”在“非典”之后不久就烟消云散了呢?“非典”期间，知识界曾经痛打“人定胜天”这一思想领域的落水狗，重拾“天人合一”这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智慧的价值，然而不久之后，从新闻媒体对人与自然失和的连篇累牍的报道看来，“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么，怎么解释这种“健忘”的现象呢?医学人类学者已经指出，那些期望“不健忘”的人们犯了“空船谬误”，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一艘艘空船，等待着被填充最新最先进的知识，相反，特定的群体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通过社会化早已习得特定的行为和观念，所以，那些“先进的”“科学的”的知识常常难以俘获持有不同或相反观念和信仰的大众百姓的芳心。

人类学家早就争辩说，对风险的感受和认知是由文化形塑的，是有深刻的特定社会根源的，而不是什么气质天成、一成不变的，抑或世皆所然、普世一致的。自1981年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地方知识”这一概念以来，它就成为人类学界最热门的术语之一，现在连“社会流行病学”或“社会医学”差不多要更名为“地方知识流行病学”或“地方知识医学”了。这一概念强调知识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和分类，知识的本地体系常常与那些地位优越、分布广阔且自认“普世”的知识，例如科学知识相互竞争。尽管格尔茨的名言——“我们力图掌握‘土著的观点’，并‘搞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一再被引用，地方知识也已经出现在许多公共卫生与健康发展项目的资源清单上，尊重和利用地方知识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但是要把地方知识作正常的运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乘甲型流感肆虐之际，应用民族志方法分析特定时空和人群范畴中人们对流行病风险的认知及地方知识在其防治中的重要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流行病学家也不希望诸如甲型流感等流行病一再发作和蔓延。值得一提的是，流行病学家不应该忘记，1993年《柳叶刀》(Lancet)曾发表一篇题为“流行病学家是否在导致流行病”的煽惑社论，也就是说，要想让大众百姓信赖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流行病学家就必须拿出更多更好的“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社区”的研究成果。

【附：本文的写作直接受益于两本人类学杰作：一本是特罗斯特的《流行病与文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本是凯博文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有多处征引，特此说明并致谢。】

(以“人类，你的名字叫脆弱?”为题载《中国报道》，2009年第6期，发表时有改动，此处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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