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能为自己的读书生活写点什么。也就是说，我想用文字虚构出一束鲜花，献给自己轻轻划过纸页的青春年华。
今天下午，我意犹未尽地合上了鲍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生活在碎片之中》。走出学生宿舍楼，在我就读的这所大学的马路上散步。午后的阳光结结实实地撞到我的身上，尽管初春的风还是有些刺骨。
校园里的风景使我想起长头发的歌手老狼，他那沙哑而忧伤的歌声曾经伴我度过了既充满憧憬又有些失落的四年大学生活。当然，我更喜欢崔健。他的歌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和他的摇滚乐并没有被我们这个时代正确地理解。
转眼间，马路上的人渐渐多起来，并且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急匆匆地走着。吃饭的时间又到了。我感到有些迷惘。我搞不太清楚自己是否饿了，是否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这个宏大场景和谐的一份子。
还是回宿舍吧。
我为鲍曼的才思和心胸深深折服。这位前波兰共产党员，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被迫交出了党证，如今在异国他乡，做着艰苦的社会学思考，视野里只有人类的现实生活及其未来。他和他的许多有着痛苦经历的犹太兄弟姐妹不同，他没有一味地咒骂那个时代，没有轻率地把纳粹的账算在某个特定的民族身上，而是孜孜以求更为深层的原因。他曾经狂热地为他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过。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被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无情地抛到了边缘生活中。现在，他的祖国早已发生了剧变，但在内心深处，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
桌上放着一封信，是族兄铁穆尔寄来的。打开来看，是他的近作《狼啸苍天》。依然故我，文字粗粝，叙事铺染，感情细腻。他的作品，始终像一股来自亚欧草原的强悍的风，撼人心魄。他的品性，始终像一阵来自游牧世界的芬芳，沁人心脾。一个月前，他到北京来领一个文学奖时，以极其自然、绝无教化的口吻对我说：“怎样呼吸，就怎样写作”。
一天中，翻看阅读书目和整理书架是我最钟情的娱乐。严格说来，我读书不算多，每年大约只能读到50本书、20来本期刊杂志和若干篇文章。我给阅读书目分了类。在文艺类中，阅读频率最高的是张承志的作品。他的作品我总是翻来覆去地读，也读出了一个真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困惑。在学术类中，读的最多的是人类学著作和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著作。
看看那些端坐在书架上的书，哪怕一眼，都让人心生暖意。它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现在却聚在一起，向我这个普通的牧人之子展示不同的文化样式和思考途径，毫无疑问，它们属于人类高贵精神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https://www.xing528.com)
去年寒假，我回到家乡尧熬尔塔拉(裕固草原)看望父母亲。一天傍晚，我放下书本匆匆扒了几口饭，想接着把张承志的新作《鞍与笔的影子》一口气读完。阿娜(妈妈)拦住我说：“孩子，阿娜当然希望你多念书，可你究竟要念到啥时候才能算完?”我抬头看见阿娜眼神里的忧伤。
阿娜，我真的不知道念到啥时候才能算完，只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书没有念。
此时，我听见舍友们平静的呼吸声，已是午夜了。
耳边挥之不去的是鲍曼谆谆告诫：“现代性是陷阱，后现代性是雷区”。人类究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我的只有一万余人的裕固民族究竟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读吧，读吧，坚持读吧，一定要坚持读下去。我不想为自己的读书生活设定什么神圣的目的地，也不想预测前景辉煌，因为美国社会科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断言，预测前景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不知道实际情况的人，再一类是那些居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
福兮祸兮，生活是一扇扇转动的门，有谁知道转动的门后，风景又是怎样?
(载《中央民族大学周报》，2003年4月1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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