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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固族书面文学的时代意义及其对文化现代化的贡献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学是作家的人格参与,而不仅仅是感官参与。对于崭露头角的裕固族书面文学来说,铁穆尔的写作道路应该成为裕固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基本道路,因为这是创作出民族文学精品的一条捷径。实际上,以达隆东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文学爱好者,也正是循着铁穆尔的写作道路不断探索前进的。(二)裕固族书面文学是反映裕固族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履历表”和“寒暑表”,这是它的时代意义。

裕固族书面文学的时代意义及其对文化现代化的贡献

尽管我们的先民古代回鹘人曾建立过强大的草原帝国,但是自从回鹘人的一支和古代蒙古人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尧熬尔民族时起,几百年来,流亡逃难和泪水艰辛就伴随着她。因此,文学对于我们这个历经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它的重任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并重建民族精神的家园,塑造民族的灵魂,给所有人的生命安下根基,让人们的理想和精神有所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铁穆尔的写作实践和精神追求正是裕固族人民现实需求的集中体现。这位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写作时说:“我为什么喜欢写点东西,主要是因为童年。……是什么力量让我坚持这个道路,一是因为我的草原部落——尧熬尔民族苦难的命运,二是为了摆脱一种精神上苦闷和保住自己童年就有的幻想(2001年3月15日)”。关于这一点,他也在散文《北方女王》中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祈祷辞作了经典的注脚。

笔者认为,用“一手伸向大师,一手伸向民间”来概括铁穆尔的写作道路是最合适不过的,铁穆尔的写作深受享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作家米·肖洛霍夫、阿斯塔菲耶夫、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美国作家海明威和我国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影响。他看到,俄罗斯的作家所描述的草原,以及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感情,哥萨克对马的感情,对草原的爱,和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包括裕固族)极其相似,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的小说《白马母亲》模仿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姑且不论,铁穆尔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显现着强烈的文化寻根倾向;写作不刻意追求外在情节的动人与完整或人物命运的曲折,而是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善与恶、爱与恨的问题,以及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疑是继承了艾特玛托夫的写作经验。另外,铁穆尔作品中关于战争的叙述,主人公身上的硬汉精神以及悲剧式的死亡命运也无疑是继承了海明威的写作经验。而张承志的作品,就如他说得那样,唤醒了他的心灵中许多沉睡已久和早已麻木的东西。北方民族动荡的历史,无数的悲剧故事,对他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悲剧故事对人的心灵总是有益的。裕固族和其他草原民族的民歌也对他影响很大。几乎每篇作品的创作,都有古代民歌所营造的那种气氛和心情的直接影响,古代民歌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可以说,是古代的草原民歌塑造了他。他一直在向民歌学习

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并没有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回到他的父老乡亲们中间去,而是,“直到现在还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家仍是草地上那顶帐篷”(2001年3月15日),把父老乡亲们看作是“民间歌手、行吟诗人和智慧的学者”(引自《奔向草原腹地》),因此“只要有空就去草原牧区的家”(2001年3月15日),向人民请教和学习,“走一条和民众相结合的道路”(2000年6月11日)。当然,铁穆尔并未把文学当作映照现实的一面没有灵性的镜子,而是视文学为理解现实的钥匙,这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折射出的时代精神。文学是作家的人格参与,而不仅仅是感官参与。

阅读铁穆尔的作品,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壤厚土中。可以说,铁穆尔的写作是建立在对裕固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开掘之上的。例如,他的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和浪漫主义精神同时也是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较为突出的特征;弥漫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的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忧伤的怀古情绪和强烈的文化失落感同时也是裕固族文化的典型特征;一些作品的主题也取自民间文学作品,像小说《草地苍黄》和民间故事《爱吃糊饭的采买里》所反映的主题基本相同。

对于崭露头角的裕固族书面文学来说,铁穆尔的写作道路应该成为裕固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基本道路,因为这是创作出民族文学精品的一条捷径。实际上,以达隆东智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文学爱好者,也正是循着铁穆尔的写作道路不断探索前进的。

最后,笔者想说几句题外话,也是五年来研究裕固族书面文学所形成的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从裕固族书面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和时代背景来看,它属于裕固族社会主义新文化范畴,不能把它视为传统文化简单继承与翻新的产物,当然,也不能人为地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更不能人为地割断它与我们这个伟大国度和时代的联系。这是我们的研究裕固族书面文学的出发点和基本态度。

(二)裕固族书面文学是反映裕固族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履历表”和“寒暑表”,这是它的时代意义。

(三)严格意义上的裕固族书面文学只有约二十年的历史,尽管作者队伍在不断壮大,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大幅度提高,但从整体上讲,书面文学还没有成熟,至今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明证之一。

(四)“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陈思和语,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10页)。鉴于此,我们同样可以说,关于一个作家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在它们被写定下来之前,我们应该对它们采取“生命”的态度,即它们在我们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生长着、变化着,既长期保留其最基本的面貌,又不断地增加繁衍。因此,本文也只是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附: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钟进文博士拨冗审阅,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致谢意)

参考文献:(www.xing528.com)

[1]妥建国,杨占勤(主编).狂奔的彩虹马(小说散文卷)[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2]妥建国,杨占勤(主编).狂奔的彩虹马(诗歌卷)[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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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进智(主编).裕固族研究论文集[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7]武文.裕固族文学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8]郝苏民(主编).甘肃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9]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0]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载《阳关》,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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