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教育学：祛除霸权心态，恢复平常心态

2003年，我在《读书》第10期发表了短文“教育学的尴尬”，引来了一些论者公开、私下的支持或批评，被认为表达了我对中国教育学的“不满”“质疑”“失望和轻蔑”(如叶隽：“我们该当如何教育：读《教育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载《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9期；叶澜主编：《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2003》，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等)。我感谢这些论者，他们的评论促使我去反思自己的述论，并启发我进一步去思考中国教育学究竟该何去何从。

中国有个成语叫“正本清源”，“本”与“源”不仅可能在“身外”，有时也可能在“心里”。我想，我之所以会对中国教育学“不满”，这就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存在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中国教育学”。几年来，虽然不时把自己置身于中国乡村教育的田野调查中，但我从没忘记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去想象和建构“我心目中的教育学”。

在我看来，教育学是一门充满人文关怀的学问，它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可能是好的抑或是更好的，并启发和提示人们值得努力的方向和路径。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学科意识和定位之后，我想进而阐发自己的一孔之见。

其一，作为教育学者，必须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是教育学问题，也不是所有的教育现象都是教育学应该和能够关注的。教育学者应该清醒地看到，教育问题主要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产生、延续、变异自有命数，它的解决并不主要地依赖教育学者；教育学者不可能包打“教育的天下”，也不可能治理“天下的教育”。因此，教育学者应该提供的是对于教育问题更加谦逊、更加合理、更加独到的观察、经验、知识和信念。比如说，在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乡村教育问题时，我们首先要从“乡民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教育学者的观点出发，教育学者若想有所贡献，就必须首先去了解“乡民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另外，事实上，教育学所关注的教育现象，都是主观的客观存在，是与教育学者的兴趣爱好、理论视野、优先关注、学科训练，以及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

其二，教育学并不是教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最高学问抑或最基础的学问，也不能把“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研究”混为一谈，所以，教育学只是教育诸学科中的一门学科而已，不能再依靠国家学术制度赋予的“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的“霸权”，去把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等学科视为自己的子学科，必须允许并充分尊重学者有自由的学科认同和归属的权利。祛除“霸权心态”，恢复“平常心态”，是重建教育学的先决条件。费孝通先生在重建中国社会学时提出了“补课说”，这一号召同样适用于中国教育学者。在处理与教育诸学科的关系时，教育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在教育的“田野”中去观察、审问、慎思和明辨，是去学习和反思其他学科的“真知灼见”，而不是去探讨谁比谁更高或更基础的问题。学科认同和学科关系的建构不能单单只是依靠国家学术制度的强力。教育学的“社会位置”最终取决于它对教育的问题、现象和行动的解释力，对当下“教育之弊”的敏感性和穿透力，对“明日之教育”的想象力和号召力。

其三，教育学必须在学术社区(academic communities)内部，通过平等对话和有效协商重建学科规训和认同。教育学知识的泛滥成灾和与教育知识的混淆、再生产的无序和有效评价的缺失，以及富有洞察力和负责任的学术评论(区别于“吹捧式”和“诋毁式”的学术评论)的缺席是目前重建教育学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人为的幻象，而应该是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生长出来的“自然现象”。(www.xing528.com)

其四，教育学应该是一门具有本土根基和世界眼光的学问。中国教育学的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的主脉来自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累积的教育经验、知识、智慧、信念的“反思性继承”，它的眼光是在不断地对不同社会文化脉络(contexts)中的教育进行观察、体悟和比较之中磨炼出来的，它的从业者的动力来自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决不拘泥于“中国兴亡”，也决不能再做“书斋里言语的巨人，田野里行动的矮子”)的真诚担当，它必须对“本土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同时保持足够的敏感和高度的警惕。

其五，教育学应该正确处理自己与意识形态的“匿影缠绕”。从根本上说，教育、教育研究和教育学研究都不可能回避意识形态问题，也不可能与之脱掉干系。“只有不断地去‘意识形态’之遮蔽，才能还‘理性主体’之清醒”(刘猛：“匿影缠绕：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一个集丛式问题的提出及初步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没有主体性和反思性，人无以自立，没有学科的主体性和反思性，教育学亦无以自立。

其六，告别宏大的“教科书式”的学术，发展微小的“专论式”“佳肴式”的学术。教育学界一大奇观，就是不仅生产出了至少不下二百种不同版本的“教育学”教材，而且生产出了用制作教科书的模式、套路撰写的“教育学”著作无数，要“害”在于其中至少半数都是“拼贴”出来的，绝少“新意”，更何谈“创见”。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我认为治教育学如作“佳肴”。没有“佳肴”，何以招徕“顾客”，即使有“顾客”不小心光临了，怕也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严重后果产生。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彰显风格、富有创见、灵动又不失严谨的学术专论，需要大力弘扬“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神。

我的基本态度就是要重建中国教育学。但我深深明白，“我心目中的教育学”只是许许多多想象的“中国教育学”的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与反思”中去探索中国教育学的学科重建之“道”。

(载《教育科学研究》，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