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已经理性地认识到，教育研究的过程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螺旋上升的认知与社会过程。然而，教育研究者往往只热衷于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概念)这个过程，把在某个级别刊物发表文章或在某个级别出版社出版著作(有时甚至极其看重文章和著作写作的语文，比如最好能用英文写作)，看作是最后的产出。这样缺少从理论(概念)到实践(经验)环节的教育研究实际上是难以承担研究“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这两个关键词的历史使命的。
相对普通民众，教育研究者常常被认为是有文化的人，相对于教育实践者，教育研究者常常被认为是有理论的人，教育研究者总是凌驾于普通民众和教育实践者之上，是“高人一等”的人，也不论他们或她们在教育研究界这个知识共同体中多么卑微或不值一提。其实，教育研究者，无论是助教讲师还是教授专家，都是普通人，如果还原不了教育研究者仍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普通人这个实质，对“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进而说，尊重教育家的“心事”并探究之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蝴蝶效应”的理论看来，教育家的“心事”常常就是后来掀起教育改革浪潮的那双翅膀。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呼唤“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作为教育研究者，首先不是去厘定教育家“应然”的气质与修为，然后再按照工业化生产的模式加以培育和复制，而是首先到教育现场中去磨炼识别教育家的眼光，酝酿承认教育家的勇气，敞开心扉去跟教育家交谈。照此看来，这是一个教育研究者放下自己高人一等的“身段”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在研究实践和生活实践中都真正回到文化平等主义的立场上来的社会过程。(www.xing528.com)
人口较少民族因为人口少、族体小，学校教育的文化根基不够扎实，常常又由于主流社会话语塑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落后”想象的限制，大概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很难想象现阶段人口较少民族能出什么教育家。笔者从事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与文化的田野研究十多年，在此郑重指出：中国有“地方教育家”，人口较少民族有自己的教育家，至少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裕固族拥有像安维武这样的教育家。中国出不了教育家，不是中国真的没有教育家，而是在于教育研究者几近虚无的散漫眼光和几近完美的苛刻标准，在于整个社会的集体“不承认”。
(以“发现和聆听‘地方教育家’”为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30日第8版，发表时有改动，此处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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