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教与学正当时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自2005年以来，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备受中国社会各界关注，成为国家教育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一道艰深命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提出了一个完全可以被称为“费孝通之问”的问题。

1989年7月31日至8月4日，费先生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的讲话。他运用其一贯的以通俗语言阐述观点的风格谈道：“我们是否有理由在这里提出一个想法，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的人，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上?说到这里我认为应当提到这次会议的主题——21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就是怎样从小培养一个适合21世纪生活和工作的人了。”

“怎样从小培养一个适合21世纪生活和工作的人?”这就是“费孝通之问”。如果说“钱学森之问”更多地意味着对精英再生产问题的焦虑的话，“费孝通之问”则是视野宽广、目光深邃，是站在20世纪这一“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的末期对下一个世纪的人文世界的深情瞩望。作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费先生自问自答，提出了一种可能答案：“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也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种体系为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体系包括21世纪的人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显然将联系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的基本意念，这些基本意念是每个人从小养成的。因之可以纳入我们21世纪婴幼儿教育的范围。”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前者更强调“跨越会通”，后者更强调“主体间性”，但在汉文中都可译为“跨文化交流”。“地球越来越小了”，随着费先生称之为“世界一体”(One World)的进程的不断加速，物质、信息、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经前所未有的频繁起来，教育活动的跨文化交流的属性也被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和强调，而且在国际组织和社会科学界的合力推动下，“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和强劲的教育思潮。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文献——《跨文化教育指南》(Guidelines o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随着观察和认识的深入，人们已经不再仅仅用语言、宗教、民族和国家来区分文化，年龄、生计、阶层、性别、地域等都可用来区分文化。因此，跨文化交流已经是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属性。在国家义务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代中国，可以说少数民族教育就是一种跨文化教育。早在1990年出版的“狭义民族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中，教育人类学家滕星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广义的民族教育即是一种跨文化教育。(www.xing528.com)

中国教育界对文化多样性，这个“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事实”的重视程度正在与日俱增，教师教育中已经开始重视对教师和学生文化敏感性的培养，而在外语、媒介、艺术、外交和商业领域的人才培养中，跨文化交流课程已经纳入课程体系。因此，我们也可以期待，跨文化交流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将成为民族教育，甚至整个中国教育的“重头戏”。

费先生说：“人造下世界，人还必须同时造就能在世界里生活的人。”在“费孝通之问”提出20余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从个人修养、民族交往、文化传承，还是从构建“软实力”和推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甚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跨文化交流的教与学都正当其时。

(载《中国民族教育》，2016年第4期，发表时有改动，此处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