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教育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两种抱怨：一种抱怨是说教育研究经费数额不小、项目数量众多，但其成果却很少被用于教育决策；另一种抱怨则是说教育研究过度强调为决策服务，结果不仅造成“政策建议满天飞，教育问题稳如磐”的局面，而且破坏了学术生态，导致那些需要耗时费力或即时效益不彰的非应用型研究乏人问津，其价值亦被严重低估。这两种抱怨道出了一个常理，即“不是人人都要做教育政策研究”，也“不是人人都能做教育政策研究”。但细致分析起来，这两种批评的抱怨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教育研究的质量堪忧，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教育政策研究在内的政策研究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专业研究领域的学术背景，究竟该如何提高教育政策研究的质量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早自1993年开始，决策科学化就已成为中国教育政策的追求目标，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中国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自然不能例外。但毋庸讳言的是，就现实而言，民族教育在决策科学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关键制约因素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质量长期徘徊不前且良莠不齐，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还缺乏识别“良莠”的眼光抑或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以来，无论在政策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上，民族教育政策确有长足进步，但是总体看来还未摆脱“基于意见”(opinion-based)和“基于经验”(experience-based)的低水平循环局面。鉴于此，倡导基于证据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是提高民族教育政策质量的现实选择。
“基于证据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是近些年首先在英语世界流行起来的概念，其理念源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之后迅速扩展到了教育、法律及社会福利等领域，尤其得益于英美等国政府和学界的强力推动，在公共政策中逐步成为主流话语和技术体系。起初它更多地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目前则已经发展成基于整个政策过程的系统方法。该方法的核心信条是高质量的政策过程取决于能否识别和选择高质量的证据，而证据则是基于多重视角和立场的、来源广泛且效用不等的信息，可能包括如1999年英国发布的《21世纪的专业化政策制定》的报告中所提到的：“专家的知识、现有国内外研究、现有的统计资料、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前的政策评价、网络资源、咨询结果、多种政策方案的成本估算、由经济学和统计学模型推算的结果”等。(www.xing528.com)
倡导基于证据的政策研究，提高民族教育政策质量的意义重大。一方面，随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教育政策的运行环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越来越复杂和敏感，决策失误已经不再仅仅是造成资金浪费和经济损失的问题了，常常还会影响民族关系、社会稳定和集体记忆，甚至从长远看可能还要付出更高昂代价。另一方面，尽管民族教育整体发展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但民族教育发展的主题已经悄然从追求规模和数量转变到了追求效益和质量，而且人们对民族教育的评价标准已经从“看得见的教育发展”转变到了“感受得到的社会公平”，换言之，民族教育政策已经不再仅仅是治理民族教育本身，其社会政治价值和结构性效用的应然负载已经大大增加，低质量的政策工具和低水平的政策运行已经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质言之，为民族教育政策营建基于证据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网络是大势所趋且迫在眉睫。
(载《中国民族教育》，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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