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偶像生产机制及影响路径研究结果

摘　要：大众偶像是目前社会上正在热议的话题，偶像作为媒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和流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举足轻重。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究我国偶像生产机制的变化并指出偶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研究发现，官方塑造正统标杆与经纪公司生产娱乐明星成为传统方式中打造生产性偶像和消费性偶像的两种主要手段。随着受众地位的提升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养成系偶像、自助生产系偶像以及虚拟偶像的偶像生产机制开始显现。在阐释当代偶像的影响路径中，笔者发现，国内年轻人大规模的偶像崇拜行为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层面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关键词：偶像；娱乐；网红；生产机制；影响路径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一个时代的偶像是这个时代社会缩影的一部分，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原始社会中，图腾是人类最早塑造的偶像。其中有些氏族部落将牛、蛇、鸟、鱼、狼等现实的动物塑造为图腾加以崇拜，也有部落通过幻想，加工塑造出龙、凤、麒麟等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原始人类通过原始的图腾祭拜和巫术礼仪活动实施对偶像的崇拜行为；夏商周时期，历史进入到奴隶社会，当时社会的人们往往选择将“祖先神”当作崇拜的偶像，将统治阶级的祖先“神化”，这有助于维持统治秩序和加强社会等级。到了封建社会，人们对圣人和君王进行崇拜，孔孟之道的盛行与封建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的实践，加剧了这种偶像崇拜的风潮。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的偶像崇拜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一阶段，因为建立新政权的时间不久，民族脊梁、战斗英雄是人们崇拜的偶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这些榜样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奠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成为社会大众钦佩和瞻仰的偶像；其次到了20世纪60年代左右，因为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下国家宣传的主基调是强调公民对国家无私贡献等道德上的高尚精神，^[1]因此这一时期生产模范、道德楷模是人们尊重的榜样和偶像；时间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因为“文革”的背景，在四人帮的强烈鼓吹下，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毛主席成为全民推崇的偶像，成为一代被“神化”了的领袖人物；进入到20世纪80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强调，这一时期人们的偶像崇拜主要表现为对能力、知识的崇拜。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红利开始显现，社会上“下海经商”成为潮流，偶像崇拜的对象也因此开始转向商业精英或者成功人士。

进入到21世纪，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物质方面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物质条件的充裕使得人们开始探求在精神文化方面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特别在外来文化的不断传入和深入浸透下，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化，偶像崇拜的选择也因此变得更加多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偶像崇拜的指向越来越侧重在娱乐行业的消费性偶像。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各个时代、各种社会的偶像虽然存在不同，但总的来说，偶像都是社会大众心理寄托的化身。人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为偶像承载着情感托付或者行为指引的角色。其次，偶像迭代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密切相关，自从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这一阶段我国偶像的生产与消费正发生着彻底的颠覆。对这一时期的偶像生产与消费情况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强烈，因为当代偶像的生产与消费常常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急剧的变动对经济领域、娱乐行业乃至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希望通过对偶像生产机制与影响路径的研究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研究结论，期待对中国造星工业乃至流行文化的认识能够达到进一步的了解。

当今偶像泛化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偶像本身形态上的泛化。综观当今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的各种各类的偶像，无论在其形象上、类型上还是概念外延上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形象上，长相俊秀气质清新的鲜肉花旦，长相老成气质成熟的大叔熟女，甚至是论不上长得清秀甚至有些油腻的中年明星都是各个受众粉丝群体中的偶像，这足以说明当今社会偶像形象上的泛化。类型上，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除了是本领域内的大V之外，在互联网时代，借助社会化媒体的表达，他们更加变身各个行业的大众偶像。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褪下总统头衔之后，虽然不在白宫任职，但却依旧活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变身政治偶像，反而比在位时的受欢迎程度更高。此外，每年的《感动中国》年度感动人物精选里面，常常为社会推出一批批各行各业的道德偶像。除此之外，金融偶像、技术偶像、军事偶像等各个门类的精英也成为大众偶像的候选人。

当代偶像在类型上越来越泛化。只要你在一个领域、一个行业或者对某件事项存在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技能，你就可以变身大众偶像。概念外延上，当今社会偶像的外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往政治偶像、经济偶像、道德偶像等专业领域的偶像继续存在，但是新一批的偶像类型逐渐诞生。新时代的新偶像不再强调传统偶像的专业性，互联网助推搞怪、搞笑达人也开始成为一些人崇拜和追随的对象。例如Papi酱通过在微博上上传搞笑视频一跃成为知名博主，视频点击量遥遥领先其他自媒体。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偶像制造得以摆脱传统路线，完全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完成，从而使“人人都能成为偶像”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成为可能，^[2]也因此，偶像这一概念的外延得到极大的延伸。其次，偶像泛化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受众偶像选择的泛化，新时代和新媒体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偶像，为受众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社会大众对偶像的选择具有非唯一性，受众可以在崇拜时政人物的同时喜欢流量明星，也可以在喜欢民谣歌手的同时仰慕摇滚乐团，这种多种选择可以并存的特征加剧了受众偶像选择的泛化。一定程度上来说，偶像生产的泛化决定了受众选择偶像的泛化，反过来受众选择偶像的泛化助推了偶像生产的泛化。

无论是传统语境中还是当下语境中偶像的生产和消费都离不开媒体。当然，传统语境下偶像的生产与消费更多与大众媒体相链接，新语境下偶像的生产与消费更多的与网络媒体相链接。以当下语境中偶像的生产与消费为例，新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新媒体语境下偶像的生产包括两个不同的流向，首先是传统的偶像生产路线结合新媒体的渠道和逻辑来打造偶像，主要表现为偶像是由传统经纪公司挖掘并推向市场的，但是在进行包装和宣传推广中动用了新媒体的技术手段。比如在网络平台上注册明星账号，组织成立官方后援会，成立话题推广明星的作品及节目，利用明星与粉丝之间的网络互动加强热度，更有甚者通过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花式炒作增加曝光。另一种方式是草根自主利用新媒体推广自己，一般表现为普通大众凭借自身的技能或者才华自我塑造，自我宣传，利用网络渠道成名。以最近在微博热搜榜上迅速蹿升的博主李子柒为例，在2016年3月，李子柒开始在微博上传自己拍摄和剪辑的美拍视频，视频内容大多是自己身着古风的服装在乡间采摘果实、进行劳作或者制作美食的镜头，目前李子柒在微博上的粉丝人数达到了1 082万，平均每日的阅读量达到100万＋，每日的互动人数接近10万，这样一个仿佛从古代穿越来的女生，凭借着在互联网媒体上展示自己平凡的田园生活引来大量围观。很多人都感叹“她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就此掀起了一股田园复古的风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李子柒不仅仅是网红，更是成为大批粉丝心目中的偶像。

纵观中国几代人偶像崇拜的变化，不难看出，人们的偶像选择标准，从道德知识的严肃性崇拜，走向了歌手、演员的娱乐性崇拜，从官方的正统性偶像崇拜，走向了网络平民的崇拜。^[2]有学者将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偶像分为两种类型：生产性偶像与消费性偶像。生产性偶像突出表现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内的精英分子或者道德标杆，他们的观念和行为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期待，得到官方媒体的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广泛宣传，他们对于社会的作用在于承载社会期待，教育社会大众，树立社会榜样和传承社会文明。消费性偶像则主要表现为流行文化中的流量明星，他们生长与流连在商业社会和消费主义社会氛围中，其对社会大众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提供流行文化，娱乐大众粉丝，舒缓社会压力，充当社会和受众的减压阀。后现代社会是一切均面临解构的社会。当代社会正在向后现代社会过渡，这一阶段中，打造优质的消费性偶像成为偶像行业或者造星工业中的主要任务和主旋律。偶像的概念逐渐窄化为明星偶像。这些明星偶像在造星行业的甄选和调教下不仅有着良好的外在形象，更拥有完美的人设。偶像明星在当代社会中往往是完美的代名词，样貌、身材令人赞叹，才华、能力样样拔尖。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完美人设层出不穷，但是太多完美的涌现只会让受众开始质疑和迷茫，因此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现象“审丑文化”。审丑文化最早的代表性案例当属“芙蓉姐姐”和“凤姐”的走红，她们凭借大尺度的言辞以及博出位的行为引来BBS时代的大量围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媒介技术的更迭，“芙蓉姐姐”和“凤姐”早已零落在互联网的浪潮中，但是“审丑文化”却愈演愈烈。近些年刘梓晨在网络上的走红就是“审丑文化”的代表性案例，在微博上，刘梓晨在大热的阶段坐拥上百万粉丝，其凭借经常在微博上展示自己整容过度的面容、过分夸张身材吸引来网友大量关注。除此之外，刘梓晨在网络上的炫富行为和出位言论也常为其招来大量的骂声。随着谩骂的声势越来越高，其热度也越来越高。究其粉丝数量之多，热度之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正面影响，相反网民们的这种围观心理更多的是从审丑和嘲笑的心理出发的。网络社会中“审丑文化”的盛行一方面昭示了互联网低门槛特质所决定的世俗化本质，同时围观丑陋粗鄙的现象促成了网民的狂欢行为，当然收获娱乐的同时，也稀释了逻辑和理性。究其根本，“审丑文化”是当代偶像娱乐化特征的一种突出表现。

当代社会对人们影响最为全面而深刻的媒体不是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而是新兴的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是网民的聚集地，这些网民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之中有偶像崇拜行为的人不在少数，因此，顺理成章，网络媒体成为各种偶像生产和偶像消费的重要空间。在网络空间进行偶像生产和偶像消费存在着两种路径：一是从现实中来到网络中去，二是从网络中来到现实中去。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中，常常会发现周边大神、身边偶像的存在，他们在现实空间或者才华出众或者能力超群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但是这仅仅限于在小空间中为人称道。借助于网络媒体的技术手段，这些人可以通过自助的手段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这种能力或者才华收获更多人的欢迎和肯定。比如前文中提到的李子柒就是借助美拍和微博这样的社会化互动平台逐渐扩散其优势，从现实生活走到了网络空间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接受，显然这属于第一种路径。在第二种路径中，有些偶像在网络生活中已经积攒了一定的粉丝数量有了一定的人气，他们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观点成为大V，或者在论坛中发帖成为意见领袖，或者在微博平台制造话题常年稳居热门排行榜，更有甚者在直播平台上展现才艺收获大批追随者，这些网络红人在网络上深受崇拜，但是一旦离开线上的空间可能只是和普通人一样，扩散能力和影响能力、话语权还很有限。这些网络偶像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网红，让这些网红走入现实空间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强线下的活跃度。例如一些时尚博主、美妆博主们常常通过开淘宝店铺的中介手段实现增加与更多大众接触，随后通过开实体体验店、举办见面会或者举行挑战赛事活动等手段逐步向线下扩展。以上两种路径无论其方向如何，适用人群如何，都是典型的线上线下互动的案例。如今的网络媒体凭借其信息触达的直接性、遍在性以及高植入性成为当代偶像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自由流动的重要介质。

传统的偶像生产机制中，最为显著的两种模式分别是官方塑造模式和经纪公司主导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偶像生产领域同时存在，相互补充。官方塑造模式打造的偶像大多是生产性偶像，作用在于为社会大众树立榜样，注入正能量。经纪公司主导模式打造的偶像主要为消费性偶像，其功能主要在于塑造流行文化，发展粉丝经济。

官方塑造生产性偶像的实践在新中国建立和建设时期比较普遍。1949年新中国建立，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终于结束，广大的无产阶级翻身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新中国的政权依旧面临危机，国内外反动势力对新中国虎视眈眈。在这样的语境下，团结国人建设新中国和开始新生活显得极其迫切。然而团结国人共同努力就意味着官方需要塑造一批大众偶像来凝练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宣扬国家的共同目标以此促进国人心往一处聚，力往一处使。在这一时期，来自于军队的英雄人物成为大众偶像。他们大多是在战争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优秀军人，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例如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挺身堵枪眼的黄继光，还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这些英雄人物被政府的官方媒体塑造成为时代偶像，他们的英勇事迹加强了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人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外敌和建设新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权得到基本的稳固后，建设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成为这一时代国家议程的主旋律。为配合经济建设的需要，思想意识领域内推出了以生产模范和道德楷模为代表的时代英雄，如铁人王进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同志等。^[1]在这一时期，石油工人王进喜用自己的身体制伏石油井喷的事迹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他的英雄事迹成为凝聚国人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模范指导。雷锋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雷锋同志的精神内核成为确保国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健康发展的奠基石。

除了以上离我们比较远的官方塑造偶像的实践之外，在当代社会，在我们的日常中也不缺乏官方为社会大众建设正统偶像的例子，每年举行的《感动中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感动中国》每年都会将各行各业甚至每个家庭中那些平凡或者不平凡的人物事迹展现出来，为他们颁奖，将他们搬上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头条和大荧幕，宣扬他们的理念精神，鼓励大众前行，为人们树立普通人的标杆。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官方在为大众树立正统的生产性偶像的实践中充分利用了传统的大众媒体尤其是官方的党报、党刊、党台的作用。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官方在进行主流价值观宣传的同时也不忘收编新媒体为其所用，诸多用于加强互动的网站、公众号、微博账号、客户端等逐渐建设完善起来。

在传统的偶像生产领域中，特别是消费性偶像的生产，经纪公司占据着行业的支配地位。经纪公司造星的专业化、艺人管理的垂直化使其在偶像生产行业名声大噪并且享有极高的话语权。放眼当代的偶像生产模式，日韩两国造星模式起步较早，内容丰富，商业化程度高，总体而言发展地也较为完善。

日本国内的偶像生产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杰尼斯模式”（Johnny's）和“AKB”模式。“杰尼斯模式”的大本营为杰尼斯事务所，由喜多川成立，是日本当下最大的艺人事务所之一，其主推男子偶像团体，栽培出来的艺人占据日本演艺行业的半壁江山。杰尼斯事务所的造星流程从每年的甄选会开始，甄选会筛选与面试选出200名左右的“小杰尼斯”作为事务所的候补队员，这些“小杰尼斯”们年龄均在10～15岁之间，他们从加入杰尼斯开始就要与公司确定“终身雇佣”关系，没有发生特殊情况，双方均不能解约。“小杰尼斯”在训练期间，住在宿舍，除了大量的艺能训练、形体训练和礼仪训练之外，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打理生活。“小杰尼斯”出道后，其薪水来自于与经纪公司的抽成，抽成比例非常严苛，几乎完全偏向经纪公司一方。

AKB48是由曾经创立小猫俱乐部的制作人秋元康联合日本AKS公司，于2005年打造的大型女子偶像组合，与以往的女子偶像组合不同的是，AKB48主打“可以面对面的偶像”的概念，同时独创了“小剧场公演模式”，^[3]这种颠覆式的创新理念使得组合在演艺界上市后一路收获众多粉丝的忠诚追随。目前AKB48已经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国民天团。由于组合人数众多，AKB48的成员管理模式传承了日本企业传统的雇佣制度，组合内的成员分属于不同的经纪公司垂直管理。

韩国的偶像生产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并迅速成长，其输出的偶像文化成为一股“韩流”席卷亚洲各国。与日本偶像生产寡头势力一样，韩国也有三个垄断性的造星公司，分别是“SM”“JYP”以及“YG”，东方神起、少女时代、Bigbang等全亚洲优质组合皆出自这些公司之中。韩国偶像生产的操作模式和流程与日本的模式也十分相像，即“练习生”模式，目前活跃在韩国的当红偶像，几乎都曾经当过练习生。“练习生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训练严苛，包装全面。接受练习生训练的未来新星们在公司的安排下接受全面的学习和指导，不仅仅要求唱跳俱佳，更对其作词、作曲、主持、搞怪、形体礼仪甚至恋爱状态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纪律。

我国国内的偶像生产行业起步于中国香港，在20世纪，香港造星行业推出多位优质的超级巨星，包括张国荣、周润发、四大天王等等，其中不少明星不仅拥有高学历、科班背景还有着超强的跨界能力，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享有超高的人气和名誉。随后，伴随国内开放程度的提升和经济建设的加强，国内的偶像生产行业开始受到其他国家造星工业的启发，2004年超女选秀的诞生是国内偶像生产的里程碑事件。与此同时牵引出更多的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快乐男声》《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等节目出现在大众视野，选手只有在这种真人秀比赛中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出道，才能够签下经纪公司得以进行包装、宣传和传播发行。偶像生产历史上，这种选秀类型的节目在我国偶像生产的模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传统的偶像生产模式下，经纪公司掌握着极大的控制能力。首先，对于偶像本身来说，无论是日本杰尼斯的“终身签约”、AKB的“雇佣制度”，还是韩国的“练习生制度”，乃至中国的“选秀制”，新人一旦参与训练成为偶像，就要服从经纪公司的安排，受到经纪公司的限制。经纪公司不仅是怀揣着明星梦的年轻人们争相哄抢的对象，更是管理和控制偶像生活节奏和未来方向的掌舵者，这无疑意味着偶像对自我个性的选择性压制或者是对自我权利的部分舍弃。其次，对于粉丝来说，虽然心心念念的偶像是公司挖掘并推出的，公司一方面担当着识好马的“伯乐”角色，一方面却又是压缩偶像自由空间和辜负粉丝心理期待的“罪魁祸首”。或许粉丝不愿意偶像代言这款产品，或许粉丝不想让偶像跟另外一位明星搭戏，或许粉丝不希望偶像展现某些镜头，但是粉丝作为传统偶像生产产业链的最底层，话语权十分微弱。再次，在收入配比和宣传渠道方面，经纪公司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和支配权力，在突发事件或者不良新闻发生后，偶像甚至有“被雪藏”进而断送演艺生涯的情况出现。可以说在传统的偶像产业运营模式中，经纪公司作为最初的组织者，其地位处于上风，而偶像与粉丝则显得十分被动，偶像只能接受经纪公司的安排，粉丝对经纪公司也只能是默默买账，整个偶像产业的发展处于由经纪公司控制的单向过程，偶像与粉丝间的关系受到经纪公司的阻隔，粉丝的权利和能力未能够充分地开发。

伴随着传播格局的嬗变，受众地位的反转以及媒介技术的更新，当代偶像的生产机制主要有三个突出的变化，首先是养成系偶像潮流的兴起，其次是偶像的自助式生产，第三是虚拟偶像的诞生。

眼观近两年国内的偶像生产行业，类似于日韩造星模式中的养成系开始崭露头角，2018年来势汹汹的《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在创造收视奇观和话题热度的同时，将我国偶像生产行业的里程推进了一步。《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都将节目定位为偶像竞演养成类真人秀，从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到，节目中的偶像生产结合了国内外偶像生产的诸多要素，从日韩借鉴的养成元素，国内实行多年的竞技元素以及盛行于欧美的真人秀元素，这也解释了这个节目热度居高不下的原因。

《偶像练习生》宣传图册

资料来源：《偶像练习》生官博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养成元素早在《超级女声》时代就已有苗头。所谓养成系偶像，是从日韩的流行文化产业中传播过来的一种新现象。^[4]目前养成式的偶像生产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粉丝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在超女时期，即使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结合还未能得到普遍运用，但是手机短信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十分流行的新媒体形式。《超级女声》在选拔流程中开设了观众投票的渠道，允许和鼓励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通过手机短信投票，支持自己的偶像，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3]当年的比赛当中，通过粉丝的积极参与，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等一众女生成为偶像明星，开启了偶像事业，在这一过程中，粉丝的身份获得尊重，粉丝的意见拥有了话语权，粉丝的行为推动了节目流程的执行甚至促成了许多重大转折的发生。此外，养成式偶像生产模式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注重偶像与粉丝的共同成长，这一点在目前的《偶像练习生》以及《创造101》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偶像练习生》中，最初参加竞演的男生是100名，最终会选择前9名出道，在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和录制过程中，许多参赛选手在舞台表现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关，在训练过程中面对着导师的批评，同时还接受着外界各式各样的评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表现出自我不完善的一面，当然粉丝选择偶像时显然并不介意他是否是完美无缺，十项全能，粉丝更加注重的是其与偶像共同转型，共同成长的心理感受。根据调查显示，粉丝之所以追星，其起初的心理动机可能是被偶像本身的外在条件或者内在魅力所折服，但是持续性追星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寻找感情寄托和树立理想的榜样。粉丝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将自身的经历、性格投射到偶像身上，同时又从偶像身上汲取信心和勇气，粉丝以偶像为中介来对付外部世界的困难和压力，并将偶像的成功当作是自己争取成功的动力。偶像既是粉丝的理想自我和角色榜样，又是粉丝的精神空间和心灵寄托。^[5]这样的心理在粉丝中是非常普遍的。

自助式偶像的生产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我国网红群体的崛起。截至目前，网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通过某一事件突然爆红。这类网红的代表有芙蓉姐姐、凤姐、马诺、奶茶妹妹等，其特点都是由于某个特定的事件或某种奇葩行为或者只是一张图片、一句言论而在网络一时间成为热点。这类网红的诞生不论是有意策划还是无意为之，其保持热点的周期一般不长，会随着网络事件迭代或者社会现象更新而逐渐消逝。因此其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是有限的，人们往往出于看热闹的心理保持关注和参与。第二类则是以内容为主通过长期经营而走红。这类网红的代表如Papi酱、谷阿莫、戏精牡丹等，其特点是定期发布各类特定内容，如创意视频、电影讲解、逗趣段子等，这类网红早期虽没有前者那样瞬间注入爆炸性的流量和人气，但由于其发布的内容符合某些人群的喜好，因此也会得到许多人的关注，再者由于其发布内容的不断更新，会逐步积累粉丝，长此以往就会拥有大批量的固定粉丝，从而达到长红。^[3](www.xing528.com)

在互联网时代，偶像的诞生已经不仅仅是经纪公司单方面的行为，各类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拥有梦想与才华的人通过网络得以进行自我展示与自我宣传，偶像生产也由传统的经纪公司单方挑选变为了自我推荐，以平台为渠道形成有效互动，会有越来越多的平民偶像就此诞生。例如目前的国民APP抖音，其一开始的定位是一个潮人们的展示和互动社区，因此在起步阶段其还只是一个部落性质的网络圈层。在其放低门槛、鼓励草根内容生产后，大量的用户生产内容在平台上涌现，很多草根凭借个人特色、兴趣爱好乃至技术剪辑屡屡登上推荐的精选榜单，成为当红偶像。例如95后氧气男神——费启鸣，因为减肥后的俊朗气质以及温馨氧气的笑容俘获大批粉丝，仅抖音上粉丝就达到了1 834.3万，几乎每条小视频的点赞量都超过百万。不止如此，他还凭借在抖音上的人气，成功登上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并且获得了出演热门电影中男主角角色的机会，成功从线上走到线下。此外，抖音剪辑达人黑脸V也坐拥近2 392万粉丝，几乎每发视频必上精选。虽然黑脸V一直以来从未公开其个人的样貌和声音，但是单独凭借其后期技术也征服了大量的受众，成为很多崇尚炫酷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现在的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凭借其开放性和低门槛，让普通草根拥有了人人平等的成名机会。只要坚持长时间高质量的创意内容输出，成为高人气的网红偶像变得越来越简单。传统的通过经纪公司获得曝光和展示机会的路径中，一位追梦人需要有良好的外形条件，良好的经济支撑能力以及可能度过漫长的练习生生涯。新媒体将这些过程尽量简化，普通人成名的成本越来越小，效率越来越高，每个人只要拥有出众的才华和能力都有平等的机会被展示和挖掘。

当代偶像生产领域发生的颠覆性创新最为彻底的就是虚拟偶像的诞生。如果说养成系偶像生产模式使受众能够干预偶像的生成，那么虚拟偶像的诞生则意味着受众热情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合谋已经能够创造偶像了。顾名思义，虚拟偶像是通过动画设计等形式创造出来的艺能明星，一般而言，虚拟偶像既可以在虚拟社区中流行也能延伸至现实空间对粉丝产生影响。虚拟偶像最早起源于日本。最知名的虚拟偶像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初音未来》是一款日本公司在2007年8月发售的具有动漫美少女的外貌和声音合成器的软件，^[6]发售后受到网民的欢迎，很快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用户制作的翻唱歌曲、原创曲、图画、动画、3D动画、软件等等非专业用户生产的衍生作品，以它为主题的连锁性创作相当流行，其文化潮流扩散到全世界。^[6]创造初音未来的制作者当时绝对想不到初音的诞生对当今世界偶像崇拜的影响之深。初音将动漫从二次元壁穿越出来进入到现实社会或者更多次元当中，将虚拟偶像的粉丝从儿童、青少年群体推广到更多年轻人甚至社会中坚力量中。从甩葱歌的流行到各种版本翻唱的大热，从初音系列周边产品的售罄到初音演唱会的座无虚席，可以说，初音未来引领二次元世界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7]以初音为代表的虚拟角色的兴起要归功于媒介技术的创新与更迭，使得塑造出来的虚拟偶像可以不断完善以满足制作方与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伴随着初音所引领的虚拟偶像的潮流，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虚拟偶像。2012年中国推出了自己的虚拟歌姬“洛天依”。在这一角色正式上市之前，洛天依的制作公司和制作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场“角色人设大赏”，动员年轻人关注和参与洛天依的主形象设计。不管是洛天依还是初音未来，无论是人物设计还是全息投影的演唱会，粉丝的热情和创作是促成虚拟偶像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动力。当然，粉丝的这种热情和创作能力是通过社交网络来表达的。在虚拟偶像的诞生和推广中，每一位粉丝都争做创作者，通过上传自己设计的角色形象或者原创歌曲，很多的创作者在为虚拟偶像创造更加完善的人设的同时能够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在社交网络的原创作品上传行为常常引来部落粉丝的大量转发，不断的分享行为将虚拟偶像推广到更大的视野中。生产初音的日本公司甚至是初音角色的粉丝都对这些创作者有着极大的尊重和仰慕。在初音的全息投影演唱会上，公司会通过专门安排创作者的座位区，让初音演唱创作者的曲目，展现创作者的形象设计等环节来鼓励创作者的创意加工。每场演唱会的谢幕环节中，初音粉丝都会向创作者鞠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除了创作者互动传播之外，虚拟偶像引发流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自定义的属性。现实的偶像多种多样，光鲜亮丽，但是这些偶像明星始终被经纪公司或者自身作品所长期训练或者定型为某一种固定人设，并且这些人设往往只是刻意迎合社会潮流或者粉丝趣味的表面装扮。除此之外，以往我们看到的虚拟偶像尽管外形青春靓丽，声音甜美，个性可爱，但是大多是千篇一律，缺乏变化，往往只能满足某一类粉丝的兴趣倾向。而初音从推出开始，官方的公司除了给出了简单的人物介绍和单一的形象设计之外，再无其他。各种各样的角色延伸完全凭借初音粉丝的二次创作甚至多次创作完成。每位创作者的眼中，初音的形象个性各不相同。或者说同样是初音的粉丝，每一位粉丝眼中初音于他们的意义也是各不相同的。类似初音未来这样的虚拟偶像，他们于粉丝而言是自定义的，每一种自定义的角色都反映了粉丝不同的心理预期与情感投射。

不论是传统偶像的生产方式还是当代偶像的生产方式，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是共同存在，相互补充的。传统偶像塑造方式中的官方树立标杆和经纪公司支配娱乐明星的模式依然存在，甚至因为其官方性和专业性，在偶像生产市场上依旧占据着强势的地位。当然，社会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媒介技术的辅助使得当代偶像生产机制的发展势头愈来愈迅猛，前景一片大好。从总的趋势上来说，从传统向当代过渡的偶像生产方式说明了网络社交媒体的巨大能量、社会草根阶层的崛起、受众权利的回归乃至全民创造力的发挥。

当代偶像生产模式的革新，为社会大众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全民偶像或者小众偶像，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人物。青少年和年轻人对于偶像崇拜现象的追随声势更加庞大。年轻人追逐的偶像大多数集中在影视行业的当红明星，流量小生，新生代小花、娱乐行业的网红等人群中。这些偶像主要属于消费性的偶像。年轻人对于消费性偶像的热捧对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弗洛伊德（Freud，1925）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像偶像这类较远的人。^[8]从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偶像崇拜大致经历了从对神化事物的崇拜——对世俗化力量的崇拜——对君主皇权的崇拜——对民族英雄的崇拜——对生产偶像、道德偶像的崇拜——对商业精英成功人士的崇拜——对消费性娱乐性偶像的崇拜这几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上各个阶段的偶像既存在显著不同又存在相互重叠，结合实际，仔细观之，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人们对于消费性娱乐性偶像的崇拜集中发生在青少年、年轻人的生活中，年轻人追求偶像的心理主要受驱动于他们认识自我，寄托情思和树立榜样的心理机制。青少年的偶像崇拜行为之所以如此浩浩荡荡形成风潮，主要得益于新的媒体技术和新的媒体平台的辅助。以活跃在微博上的追星族为例，为了将自己崇拜的偶像送上神坛，被更多人所知晓和喜欢，粉丝们为偶像成立自组织的应援团队，各种粉丝会、后援团充斥在偶像明星的幕后。除此之外，每天去偶像的话题下签到，每日原创和转发跟自家偶像相关的文本增加偶像话题热度的行为也是相当常见。很多粉丝出于推广偶像的决心，自学各种数据处理的技术以及图片、视频素材的剪辑能力，常以路透图或者是翻制视频的形式来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忠诚。更有甚者，经济实力强大的粉丝常常或自助或者集合其他粉丝进行众筹“做一些有意义的实事”，比如，国民组合TFboys三小只的粉丝常常为各自的偶像在纽约时代广场上购买大屏幕将偶像推广到国外。

值得注意的是，狂热的粉丝群体在表达偶像崇拜的过程中常常缺乏理性，因为当红偶像明星本身年轻化的原因，这些明星的大多数粉丝具有低龄化的特征，往往还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追星族在忙着为偶像加油打气，忙着跑偶像各个地区的见面会时常常是瞒着家长老师逃课出行，这不仅仅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懈怠更是对家人责任感的缺失。此外，在偶像崇拜的大潮下，类似私生饭的问题、干扰公共秩序的争端以及发生踩踏事件等毒瘤开始集中显现。

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价值逐渐高于实用价值，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导致的身份认同使粉丝文化得以迅速发展，^[9]粉丝经济（Fans Economy）顺势产生。粉丝经济是通过提升用户黏性来优化口碑营销实效以获取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的信任代理形态与经济运作方式。^[10]笔者认为，粉丝经济的三个要素是偶像IP，粉丝黏性以及商业运作。就偶像IP而言，在粉丝经济中，偶像变成了一个物化的商品，所谓物化就是将具有人格属性的东西变成商品，人的综合属性用使用价值或者价值来进行衡量。这里面的IP其实就是对偶像物化过程最直接的证据，偶像变成一个IP，可以围绕着偶像这一主体发展出多种形态的商品与消费者（粉丝）进行交换，获得商品价值和经济收益。就粉丝黏性而言，粉丝黏性是促成粉丝经济完成的主要驱动力，偶像和商业公司最大的任务就是培养粉丝的黏性，只有粉丝的黏性保持和黏性加固才能保证偶像IP的持续开发和商业公司的持久盈利。就商业运作而言，商业运作是将偶像IP和粉丝的购买能力连接起来的重要一环，其本质的任务就是通过内容创新、渠道扩展以及宣传优化完成粉丝将对偶像的黏性转换为实际的购买力。粉丝经济最早的表现形态是传统的追星族对偶像文化产品，例如演唱会、唱片、电视剧、电影等的消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更新，如今粉丝经济的范围逐渐从影视娱乐行业扩展到其他科技、游戏、时尚等行业，从线下的消费扩展为线下消费与线上消费相结合，在多种促销手段和创意设计的辅助下，创造出包括偶像综艺、偶像周边、偶像品牌等多种形式。例如目前很多当红的偶像明星在人气正红的时候，开展跨界经营，成立个人品牌，将粉丝对其个人的崇拜和迷恋转换为对其孵化品牌的追求与实际购买。

一般来讲，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是与高雅文化相对而言的。高雅文化一般“包括如古典音乐、严肃小说、诗、舞蹈、高雅艺术和其他为相对较少的并受过教育的人们欣赏的作品”。^[11]流行文化则是被普遍的社会大众接受和喜欢的文化形式，受众接触流行文化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娱乐，放松心情。我们可以将大众文化约等于流行文化，海蒂兹指出：“流行文化就是那类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电影、录音录像带、CD或VCD、时装、电视节目、沟通和交流的模式等”。^[12]如今社会上大范围的消费性偶像的生产无疑是对流行文化的一种创造和传播，从最早的《超级女声》到如今大火的《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热门综艺在创造偶像和争夺收视率的同时向受众兜售情感共鸣、幽默娱乐甚至精神上的狂欢，为大众制造休闲娱乐的气泡，每个人都在气泡中收获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情绪上的宣泄。这种宣泄是社会大众不良感情倾向的出口，尤其是当代生活在重重困惑和压力之下的年轻人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社会上活跃的流行文化是亚文化的一种，是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官方权势，主流价值观的一种弱抵抗。关于流行文化是否就等于亚文化这个命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流行文化的批判。文化研究学派对流行文化保持旁观者的审视态度，他们认为流行文化的风行表明，好文化让位给了坏文化，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堕落风气，即从健康文化堕落到不道德的流行文化。^[11]因此才有了大众文化视角下“单向度的人”这一理念。不可否认，流行文化是迎合大众审美的文化类型，因此从其制造、传播、造势等环节上都表现出相对粗糙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手段。但是笔者认为，随着国家对主流价值理念的坚守、文化产业的自我肃清和观众审美品味地提升，流行文化将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当今偶像生产方面物化加剧的趋势，过度炒作的行为以及各种创造噱头、强加故事情节的不良现象将越来越少。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的语境下，偶像生产与偶像消费所创造的流行文化成为年轻人们学习、生活的主旋律，对于每日思考着如何能买到偶像的签名专辑，如何获得偶像的周边产品，怎么样才能去见偶像一面的年轻人来说，其他的事项都通通靠后，追星才是最重要的。普遍低龄化的粉丝群体几乎普遍缺乏理性思考的概念和技能，偶像牵引着其所思所想。毫无疑问，对其他事项的关注兴趣直线下滑。通过官方或者传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偶像，由于生产其事业的上层机构或者链条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因此这些偶像相对而言对自身有着更为严格的约束，不止在技能上，在价值观、道德观、个人的操守表现方面有着更高的水平。但是通过网络渠道自主打造的网红们，虽然凭借自身高于普通大众的形象、技能或者才华成功圈粉，收获大批粉丝。但是身处缺乏把关和管制的网络空间，其观点和行为的自我约束相对较弱，作为意见领袖，他们的打扮、观念、行为对其粉丝有着不可抗的说服能力，粉丝常常受到“爱屋及乌”效应的影响，崇拜一个偶像，因此选择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偶像的言行，并且尝试模仿。例如，日前国民APP抖音上一位17岁少女温婉突然爆红，在其时长15秒的视频中，常常显示其奢侈的生活以及日常蹦迪的场景，网络上因此开始出现一批追随者，宣扬读书无用论，打算放弃学业，傍大款整容，这无疑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移甚至消解。总而言之，偶像对粉丝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因此作为偶像应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传递正向积极的价值观。

从词源上来说，“偶像”最初指的是用原始的泥土、树木等工具制造而成的人形祭品（供品），代表着受原始人类崇拜和敬畏的神秘力量。可见，偶像原是有着虔诚的宗教含义的。当代社会消费性明星成为偶像的最大主体，他们不仅是被受众所喜爱和模仿的对象，更对粉丝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借助受众地位的提升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偶像的概念类型、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被扩展开来，平常人也有获得曝光和成为他人榜样的机会。当代社会成为偶像的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成为偶像或者创造偶像成为越来越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偶像，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打造的偶像，正因为其对粉丝有着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因此无论是经纪公司打造还是自主生产的偶像都必须在背负粉丝期待的基础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贯彻主流价值观。

（作者简介：陈明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学术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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