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历史初步探索

由于本书的写法采取的是抽取每一个历史时段中重要的人物、刊物和机构这样三个节点，来初步描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的历史，因此，这里的总结就不再是一个总体性的研究总结，只能是一个针对以上我的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本书的目的也在于通过初步的研究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立于这样的基点，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翻译和传播的研究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美国中国学的兴起

“美国汉学研究的转型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标志之一是192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的建立。由于该学会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开始打破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121]尽管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以从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转向近代中国的研究为其标志，但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从未停止，并且不断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译著和研究成果。美国中国学的兴起，美国中国学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成就得益于以下三点：

第一，欧洲学者转入美国后所带来的欧洲汉学传统。“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大发展与移居国外者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在宜人的环境中发挥他们创造力的新机会。而且，因为移民有了一个新环境，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受到挑战，受新的动力所激发，他们现在已适应这种环境且游刃有余了。”^[122]仅以德国学者为例，就有一批优秀的汉学家进入美国任教，他们仍保持着欧洲语文学的传统，将文献的翻译、整理和注释作为治学的重要内容。例如劳费尔，他语言能力强，兴趣广泛，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著作和文章，“劳费尔的研究使得美国学者能够直接接触并阅读中国典籍，尤其是对一些生僻语言的翻译和研究，如藏文，更为独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其中一个大的障碍就是掌握中文、藏文、蒙文等东方语言的人太少。劳费尔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奠基工作，他利用自己的东方语言专长，为美国汉学和中国学日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劳费尔到美国后所撰写的作品主要是用英文撰写，其中涉及到很多中国典籍、欧洲汉学研究成果，这为美国学者掌握中国历史与文化、了解欧洲汉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语言便利”^[123]。赖德烈当年谈到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时，说美国有三名著名的汉学家，他们是劳费尔、夏德和福克（A.Forke），^[124]但三位教授都是德国人。像劳费尔这样的学者还不少，这是一批人，正是他们在美国接续了欧洲汉学的传统，使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得以在美国不断发展起来。

第二，哈佛燕京学社为美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费正清在谈到美国汉学的发展时说：“美国的汉学人员培训却停滞不前。只是从大约1930年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才开始扶持有关中国和日本研究的专业训练。”^[125]正如上面的研究所证明的，以费正清这批最早的来华留学的哈佛研究学社的学者为代表，美国中国研究进入了它的专业研究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些学者或者自己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例如卜德等，或者组织同事与学生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例如费正清等。尽管这些人在20世纪美国中国学的文献翻译数量上很少，但他们是开创者，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展开的。笔者之所以选择哈佛燕京学社作为一例，其用意也在这里。

第三，中国留美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上的贡献。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中，我也将首批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列入其中。今日我们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必须注意中国留美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贡献。除我们上面研究中提到的陈观胜、房兆楹、杜联喆、邓嗣禹、王伊同这些学者外，“中国的抗战及内战，使许多中国学者来美国执教，如赵元任（Chao Yuen Ren，1892—1982）、李方桂（Li Fang-Kuei，1902—1987）、萧公权（Hsiao Kung-chuan，1897—1981）、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邓嗣禹（Teng Ssu-yu，1906—1988）、杨联陞（Yang Lien-Sheng，1914—1990）、刘子健（James T.c.Liu，1919—1993）、杨庆堃（Yang C.K.，1911—1999）、许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刘大中（Liu Ta-Chung，1914—1975）、周舜莘（Chou Hsun-hsin）、何炳棣（Ho Ping-ti，1917—2012）、袁同礼（Yuan Tung-li，1895—1965）等。他们谙熟中文资料，又能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发挥了关键性的扶翼之功。他们与美国已经有所成就的学者彼此之间，亦师亦友，却经常自居客位，让学者叱咤风云，成就学者的领导地位”^[126]。

在翻译方面，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翻译了《红楼梦》，余国藩翻译了《西游记》，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翻译了《文赋》，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具有领先的地位，在中国典籍的翻译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本书的主旨决定，笔者不可能对其意义展开研究，但这里所说的三点至少是在研究中国典籍在美国的翻译出版时，不可缺少的视角。^[127]

2.新的尝试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西译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从20世纪开始，中国学者开始进入中国典籍西译这个领域。19世纪末陈季同开启了中国典籍的西译，到20世纪已经开始吸引更多中国学者的加入。民国期间的《天下》杂志，在中国典籍西译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杂志主要是由吴经熊、温源宁等人负责，但他们的背后是孙科，是民国政府。在这个意义上，《天下》杂志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将中国文化西译作为国家的文化工作安排。如果说《天下》是民国政府的初步尝试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文局的成立及其翻译工作的展开是中国典籍翻译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在上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文局几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学术界应对外文局的历史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总结出更为全面的经验和教训。(www.xing528.com)

3.中国文化的自觉：文化“走出去”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文化的外传上是外文局一枝独秀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文化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的确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触角在全球展开，由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以新的方式“走出去”被提到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

“走出去”首先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提出来的。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这样“走出去”作为一个缩略语开始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出现。这预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中国将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展开自己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经济在外向型发展，经济活动的“走出去”，必然带动文化的“走出去”，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就应运而生。在2002年7月的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就指出：“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实施‘走出去’战略，着力宣传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以打入国际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为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和现代传播方式，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128]这里已经展示中国在全球发展自己文化的决心和理想。

到中共十六大时，“走出去”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加快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国家对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日益明晰，开始提出加快文化产品“走出去”，从而将观念和手段开始统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了明确的路径。2006年9月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将文化“走出去”放在一个战略位置，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对在国际上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做了部署。

为落实文化“走出去”战略，在中国文化著作的翻译方面，国家确立了两个重要项目：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主持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主持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已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巴西等46个国家246家出版社签订了135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出版1910种图书，涉及26个文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推手之一。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所推动的翻译也包含了部分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如安徽美术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等。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主持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2010年启动，项目旨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这种以政府主持的专项基金形式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做法，一个直接效果就是提高了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增加了中国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并带动了世界其他国家主动翻译出版中国历史文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