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庞德对西方的影响

晚清后，中国国门被西方强行打开，到20世纪初，西方的商会、教会、驻外使节已经大批进入中国，由早期入华传教士们所塑造的那些中国形象开始动摇，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以后更是这样。“晚至1840年，大多数西方人可能还在接收这些定型的观点，但是，英中之间这一年爆发的敌对冲突使得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渐渐瓦解。许多在这场战争之后著书立说的作者们宣称：中国不再是一个不为人知、裹着秘密和神秘外衣的区域。1842年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公众不再相信少数被允许进入中国疆界的旅行者和传教士们那些有趣和夸张的报告中提供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信息了。”^[88]

正像上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在19世纪的西方所产生的影响时所说的，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认识和接受完全和18世纪时一样，西方思想界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理解，都是他们站在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思想立场上来理解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问题和想法完全变了，故呈现出了不同于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一些特点。20世纪西方现代化的进展，使其内含的现代性矛盾日益突出，从而也使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日益分化。而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0世纪末中国的快速崛起，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新的震动，使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在这一章中，我们无法全面展开论述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后所产生的影响，也无法概括出西方思想文化界在20世纪对中国认识的整体特点，这需要专门深入的研究。本章仍是采取本书写作的基本方法，通过节点式的研究，力图从个案中探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影响，为今后更为深入、宏大的研究打下基础。

1.庞德与中国文化的连接

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西方诗坛上影响巨大的诗人。帕金斯（D.Perkins）在他的《现代诗歌史》中评道：“庞德是英国和美国影响最大，一定意义上也是最好的诗歌批评家。”M.Kayman在其著作《庞德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科学》中评道：“说庞德是英美现代派的奠基人和首要代表，这并不夸张。”^[89]庞德一生诗作、论文集、翻译文集70多部，成为英美现代诗歌的一座里程碑，而庞德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几乎倾尽一生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学习、翻译、吸收与创造，中国文化成为他走向英美现代诗歌顶峰的重要原因，庞德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影响的典型代表。

早在庞德结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之前，他通过阅读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格利柏》（GLebe）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仿中国诗”四首：《仿屈原》（After Ch'u Yuan）、《扇诗，致皇上》（Fan-Piec for Her Imperial Lord）、《刘彻》（LiuCh'e）及至今无法确定的“Ts'ai Chi'h”（Cai Chi）。当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接触，并开始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是1912年他在伦敦生活期间偶然结识了美国诗人、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遗孀玛丽·费诺罗萨^[90]，她正在寻找整理她已故丈夫遗稿的人，玛丽·费诺罗萨读过庞德的“仿中国诗”，两人一见如故，她很快就感到庞德就是她苦苦寻找的整理她丈夫遗稿的最合适人选。不久，就把这批遗稿分批寄给了庞德，从此，庞德开始了他的通过中国古代文化创作现代诗歌的历程。

2.庞德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翻译和他的现代诗歌创作

费诺罗萨的笔记中记录了大约150首中文诗，其中有屈原、宋玉、班婕妤、白居易、李白、陶潜、王维等诗人的作品，庞德从中选取了19首，编译成册，取名《神州集》或《中国诗抄》，诗集全名为：Cathay：Translations by Ezra Pound，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Chinese of Rihaku，From the Notes of the Late Ernest Fenollosa，and the Decipherings of the Professors，Mori and Ariga，它们是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诗经·小雅》中的《采薇》）；The Beautiful Toilet（《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The River Song（李白：《江上吟》和《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庞德误将它们当作一首，并把后一首冗长的标题讹译成诗句）；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李白：《长干行》）；Poem by the Bridge at Ten Shin（李白：《天津三月时》）；The Jewel Stair's Grievance（李白：《玉阶怨》）；Lament of the Frontier Guard（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四·胡关绕风沙》）；Exile'sLetter（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Four Poems of Departure（王维：《渭城曲》，李白：《送友人入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送友人》）；Leave-Taking Near Shoku（李白：《送友人入蜀》）；Separation on the River-Kiang（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TakingLeaves of a friend（李白：《送友人》）；The City of Chaon（李白：《登金陵凤凰台》）；South-Folk in Cold County（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六·代马不思越》）；Sennin Poems by kakuhaku（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苔》）；A Ballad of the Mulberry Road（佚名《陌上桑》）；Old Idea of Chao by Rosoriu（卢照邻：《长安古意》）和The Unmoving Cloud（陶渊明：《停云》）。

我们以一首诗，看庞德的翻译中的文化转换。

以下是《采薇》原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室靡盬，不遑启处。

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

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

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以下是庞德的译文：

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

Here we are，picking the first fern-shoots

And saying:When shall we get back to our country？

Here we are because we have the Ken-nin for our foemen，

We have no comfort because of these Mongols.

We grub the soft fern-shoots，

When anyone says“Return”，the others are full of sorrow.

Sorrowful minds，sorrow is strong，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defence is not yet made sure，no one can let his friend return.

We grub the old fern-stalks.

We say:Will we be let to go back in October？

There is no ease in royal affairs，we have no comfort.

Our sorrow is bitter，but we would not return to our country.

What flower has come into blossom？

Whose chariot？The General's.

Horses，his horses even，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his horses are tired.

The generals are on them，the soldiers are by them.

The horses are well trained，the generals have ivory arrows and quivers orna-

mented with fish skin.

The enemy is swift，we must be careful.

When we set out，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

We come back in the snow，

We go slowly，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mind is full of sorrow，who will know of our grief？

这里我们看到中文诗歌中的韵律完全没有了，中文诗歌的短句变成了英文的散文式表达，中文诗的句式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文诗歌所特有的托物寄情没有了。但庞德在英文中用语简洁、明快、鲜明也很突出。中国的古典诗歌变成了美国的现代诗歌。正如赵毅衡所说：“从历史角度看，《神州集》不仅是庞德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成功。自此以后，中国诗受人瞩目。”^[91]

《神州集》的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和变动，使它“具有翻译与创新的双重性，但绝不是艾略特所说的‘原作’。我们把它看作庞德对中国古典诗的再创作性翻译较为恰当。主要理由是庞德的再创作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原诗”^[92]。对《神州集》的整理是庞德迈向汉学研究的坚实一步，也是他开始东西方诗歌融合创作的一个新的开始。

他移居意大利后，沿着《神州集》的方向，继续长达几十年的对儒学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移植与诗歌创作。这突出地表现在其用一生经历所创作，最终也未完成的鸿篇巨制《诗章》中，乃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诗章》全诗的哲学思想支柱”^[93]。

1926年所发表的《诗章第13》是他对《四书》的翻译与改写，他所用的“主要参考书是法国汉学家波蒂埃（M.G.Pauthier，1801—1873）的法译《四书》（Les Quar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1841），他分别改写了《论语》的《子罕篇第九》的“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先进篇第十一》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同时庞德也分别引用改写了《大学》和《中庸》部分内容。引用改写《大学》的内容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引用《中庸》的内容是第二十章第一节：“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作为诗人，他从儒家吸取思想，但他的翻译完全是改写的翻译，一切根据自己的诗作需要。如学者所说“《诗章十三》的写作已经脱离了他是先按原文改写和再创性翻译的写法，完全是以他个人的创作需要为主导。所有《四书》的引用并未按原章句的题旨发展，而是根据他的写作需要从自己的记忆中信手拈来，加以想象，发挥为巧妙的诗性表达。整体结构仍以‘会意’集合模式为主，集合《四书》相关的片语。全篇衔接精工而不留斧凿痕迹，显得天衣无缝，但同时又暗合了《论语》的散片特点与‘问答’文体，实为一个内外皆顾的有机整体。”^[94]

如果说庞德钟情于儒家文化的话，他对道家思想也十分欣赏，《诗章47》就是在曾国藩的孙女曾保荪的帮助下完成的。这首诗是对宋代文人画家宋迪的《潇湘八景图》的一种改写，从中可看出庞德对道家思想的认同。

学者研究后认为庞德读过的《潇湘八景图》文字如下：

《潇湘八景图》

平沙落雁

古字书空淡墨横，

几行秋雁下寒汀。

芦花错作衡阳雪，

误向斜阳刷冻翎。

远浦归帆

鹭界青山一抹秋，

潮平银浪接天流。

归樯渐入芦花去，

家在夕阳江上头。

山市晴岚

一竿酒旆斜阳里，

数簇入家烟嶂中。

山路醇瞑归去晚，

太平无日不春风。

江天暮雪

云淡天低糁玉尘，

偏舟一叶寄吟身。

前湾咿轧数声椿，

疑是山阴乘兴人。

洞庭秋月

西风剪出暮天霞，

万顷烟波浴桂花。

渔篷不知羁客恨，

直吹寒影过芦花。

潇湘夜雨

先自空江易断魂，

冻云影雨湿黄昏。

孤灯篷里听莆瑟，

只向竹枝添泪痕。

烟寺晚钟

云遮不见梵王宫，

殷殷钟声诉晚风。

此去上方犹远近，

为言只在此山中。

渔村夕照(www.xing528.com)

薄暮沙汀惑乱鸦，

江南江北闹鱼虾。

呼童买酒大家醉，

卧看西风零荻花。

我们看庞德的翻译。从这个翻译中可以看出，他采取不同于翻译儒家经书的方法，诗歌中不再支离破碎，有了中国诗歌的意境。如赵毅衡所说：“如果说庞德在其他地方坚持儒家思想，《七湖》明显是道家精神的产物。”^[95]

献给七湖，不知是谁写的诗：^[96]

雨；空阔的河；远行，

冻结的云里的火，暮色中的雨

茅屋檐下有一盏灯。

芦苇沉重，垂首；

竹林细语，如哭泣。

秋月，山从湖中升起

背倚着落日，

夜晚像一幅云幕，

抹去了轻波；而桂树

枝干尖细，刺穿夜幕，

芦荻丛中一支凄凉的曲调。

风从山背后

吹来钟声。

帆船四月过去，十月可能归来

船消失于银光中；缓缓地；

只有太阳在河上燃烧。

在秋旗抓住落日的地方

只有几缕炊烟与阳光交叉。

然后，雪急落于河上

整个世界盖上白玉

小船像一盏灯在河上漂

流水似乎冻住了，而在山阴

却有人自在悠闲

雁扑向沙洲

云聚集在窗口

水面空阔；雁字与秋天并排

乌鸦在渔灯上喧噪

光亮移动于北方天际；

那是孩子们在翻石头抓虾。

一千七百年清来到这些山间

光亮移动于南方天际。

生产财富的国家却因此而负债？

这是丑事，是盖利翁。

这条河静静地流向TenShi

虽然老国王建造运河是为取乐

卿云烂兮

纠缦缦兮

日月出兮

旦复旦兮

日出；工作

日落；休息

掘井而饮水。

耕田而吃粮

帝王的权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第四度；静止度。

降服野兽的力量。

3.庞德对中国文化吸收的思想意义

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不是一时之兴趣，而是贯穿其一生；不是仅仅为了一种猎奇，而是其思想内在倾向与追求的自然体现。在意大利的囚笼中，唯一能支持他精神的就是他随身所带的儒家经典和他每日坚持不懈地翻译儒家经典。在西方20世纪文化史上，庞德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无疑是个典型，值得从思想角度加以深入考察。

（1）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资源

1909年庞德的母亲曾建议他写一部“西方史诗”，他在回信中问道：“西方有何德何能，值得为其修写史诗？”^[97]庞德毅然转向东方，在那里他发现了中国的文化。首先，在中国文化中，庞德看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异域文化，一种多样性的文化，这与他主张的一种世界文学观念是相符的。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意象派诗歌的领袖，他从中国诗歌中发现了与自己所追求的诗歌相近的诗歌表现形式，这自然让他兴奋。尽管庞德在英文诗歌所努力创造的现代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完全不同，但中国古代诗歌重意象、重直觉，在这些方面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说，庞德在中国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

中国历史的悠久、博大和深远更使庞德感受到，这是东方之根，文明之源。正像他一直钟情于希腊文化一样，他开始将中国古代文化收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例如，他在《诗章》中对中国历史的记述。

《诗章53》写道：《诗章53》描写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帝王有巢氏、燧人氏及伏羲氏如何治国：

黄帝发明如何制砖，

元妃是养蚕法的首创者，

这些都是黄帝时代的金钱。

黄帝于公元前2611年，

测定管箫的尺度，

削竹管吹奏乐曲，

黄帝一家有四位皇妃，二十五子。^[98]

有巢氏教人折枝造屋，

燧人氏搭台教人以物易物，

教人结绳记事，

伏羲氏教人种麦，

公元前2837年，

人们至今不知道他的陵墓在何处，

在高耸的柏树边，在坚硬的围墙中。^[99]

在《诗章53》，直接用汉字书写“尧、舜、禹”以赞扬这些圣君治水、修桥、降低税收的治国之策，直接用汉字书写“皋陶”颂扬其辅佐舜、禹的贤臣之美德。《中国诗章》中列举了许多中国古代政治家，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秦始皇、刘邦、唐太宗、忽必烈、朱元璋一直写到康熙、雍正、乾隆，庞德认为他们都是尊崇孔子思想的圣贤君王，并因此使国家安康富足，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温饱有加。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悠久是吸引庞德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的独特性在于，由于北临大漠，东面大海，西临高山，它的文化从未受到外来文化的大规模的入侵，造成文化的中断。这样中国文化成为人类历史上至今唯一从古至今没有中断的文化，它的历史悠久令许多西方文人感叹与敬仰。中国文化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中国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内的各民族的融合，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与草原民族的游牧文明经过了长时期的接触、冲突与融合，形成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西部文化、南方文化多种文化的交融，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文化色彩。如果讲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在于，两大文化都是独立形成的，在形成自己的文化内核前，双方基本上没有交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差异性十分明显，作为文化的他者，中国文化为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符号，这样中国文化从启蒙时代开始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重视，无论是颂扬还是批评，中国文化都成为西方文化反观自己的重要参考系。庞德是一个典型，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悠久和丰富是它吸引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原因。

（2）对西方现代社会的不满：中国思想成为思想创造重要的资源

资本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深刻矛盾，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说：“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有双重的根源和命运。一个源头是清教与辉格党资本主义，它不仅注重经济活动，而且强调品格（节制、诚实、以工作为天职）的塑造。另一个源头是世俗的霍布斯学说，它本身是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认为人的欲壑难填。虽然这种个人欲望在政治领域受到君主制的限制，它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肆意蔓延。这两种冲动力长期难以和睦相处。但这种紧张关系逐渐消失了。如上所述，美国的清教思想已经沦落成为乖戾的小城镇心理，它只讲究所谓的体面。世俗的霍布斯学说养育了现代主义的主要动机——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新官僚机构的出现侵蚀了社会自我管理的自由主义观点；在此影响下，把历史看作是开放而进步的辉格党世界观业已寸步难行，尽管它尚未完全垮台。以往支撑所有这些信念的基础都被彻底粉碎了。”^[100]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思想和内在矛盾，物欲成为其基础，真正的新教精神已经瓦解。

庞德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失去希望，他寄托于希腊文化，寄托于东方文化，他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理想，而他的《诗章》就是这一理想的宣言书。他指出，西方“需要孔子”，因为“需要的含义在于缺乏，患病者需要求医，需要某种他不具备的东西。孔子是一剂良药”^[101]。庞德始终将儒学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源泉，1928年和1940年分别用英文和意大利文两度翻译《大学》，1938年根据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写下了《中国诗章52—61》，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还翻译了《诗经》，1947年他的英译《大学》《中庸》出版。我们从他《诗章》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出庞德对儒家的学习和理解过程，从《诗章第13》到《中国诗章》（第52—61），最后到《比萨诗章》（第74—84），在这些著作中庞德日益加深了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儒家思想成为他构架自己理想国的思想来源。仅在《比萨诗章》中，他就引用了《大学》2次，《中庸》4次，《论语》21次，《孟子》9次。

他认为“整个西方理想主义是一片丛林，基督教神学也是一片丛林”^[102]，正如艾略特找到了印度教、叶芝找到了神秘教一样，庞德找到了中国和中华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学艺术之所以问题丛生，根本在于社会制度问题丛生，这样他不仅仅是在文学艺术中寻找解决的办法，他开始寻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当庞德1920年离开伦敦时，他希望找到一种真正理想的社会制度。从古希腊看到了理想，他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普罗旺斯看到理想，但这些仍不足以支撑他的理想。他继续寻找，转向了东方。如他在自己的诗句中所写“杏花，从东方吹到西方，我一直努力不让花凋落”。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在1928年曾问：“庞德先生信仰什么呢？”庞德未明说自己皈依什么或者信仰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多少年来回答此类问题时告诉提问人去读孔子和奥维德。在1934年，庞德在《日界线》（“Date Line”）一文中公开答复：“我信仰《大学》。”四年后，他的《文化指南》（GuidtoKulchur）一书首页印上了“一以贯之”四个汉字。庞德这四个字亦可解释为他要“以儒教信仰终其一生”。在1955年，他再一次重复自己的誓言：“我信仰《大学》。”^[103]

庞德在儒家中看到了一种高尚的道德主义理想，对物欲的批评，对人精神世界的追求。庞德第一篇尊孔文章《孔门晚辈弟子明毛之语》（The Words of Ming Mao‘Least among the Disciples of Kung-Fu-Tse）就是批评英国东方学家海尔（William Loftus Hare，1868—1943）《中国人的利己主义》一文，指出儒家思想高于杨朱思想之处，在于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他在文章中说：“杨朱说孔夫子‘生无一日之欢’，可是我们读到，夫子听到曼妙的音乐之后曾迷狂三日，或者用道家的话说，三日忘形。要说这么一个具有审美情趣的人‘无一日之欢’，岂不愚蠢！至于杨朱及其与利己主义的联系，还是孔子的教诲来得真切。他教人要以内心的尊严为乐，而不要心为物役。这样，即便他只是一个渔夫，死的时候也会心安理得。至于桀纣之流，他们的快乐来自生而为王的地位，奢侈的生活从天而降。他们只是因袭了王位，与生俱来拥有寻欢作乐的机会，他们凭什么当榜样，诱使命运寻常的人们，空有恣情享乐的本事，空有施展这种本领的欲望，却要将他们所有的生命都耗费在追求虚饰的欲望上，追求数不清的锦绣佳人、亭台楼阁、宝马香车！杨朱的劝告其实完全算不上自我主义，因为这些说法教人依赖世上的一切，却不教他自立。而这种自立才是儒家哲学的核心。”^[104]很显然，这里他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理解儒家思想，也抓住了儒家思想的关键所在。

庞德对儒学的热情并非一时一事，他将儒学作为其精神和思想的重要支点。“在1915年2月发表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一文中，他重申：‘本世纪人们将从中国看到又一个希腊。’同年，他撰文讽刺大英博物馆东方学家比宁（Laurence Binyon，1869—1943）‘一味倾听19世纪欧洲的蠢话，一味想把中国与过去的西方硬扯在一起’。1918年，他又在一篇书评中批评阿瑟·韦利‘总是放不下对东方施恩的架子’。1937年，在《孔子之迫切需要》（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西方接触远东的时代，正是其堕落的时代’。”^[105]从1914年开始到晚年的《比萨诗章》，儒学一直是他的思想和灵感的来源。如学者所说：“在《比萨诗章》中，我们读到了自古至今的世界文明史，也聆听到了古代圣哲的教诲；诗中既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古代圣人和盛世的敬仰，也抒发了诗人树立理想、兴国安邦的豪情壮志，当然也写出了诗人自我深省时的忧叹和希望泯灭时的懊丧。《比萨诗章》是世界真实历史的写照，是中西方文化的大融汇；儒家思想作为诗人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元素在诗里贯穿始终，诗人的思想中充满了儒家的道德精神。”^[106]

庞德对儒家思想的这些认识至今仍有其意义，尽管他是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来理解儒家思想的，但却看到了儒家思想的本质特点之一——对道德生活的追求。面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释放出的个人享乐主义，儒家思想无疑是一个解毒剂。禁欲主义是不对的，但纵欲享乐也同样是错误的，在现代思想的背景下，阐发儒家的当代意义是重要的。

（3）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庞德

如何理解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如何理解庞德的儒学情结？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将庞德归为东方主义而加以批评；另一种则是认为庞德的儒学人只是其个人乌托邦，与真实的儒学没有关系。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看法都需要辨析。

我们先看第一种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庞德对待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往深层挖掘，更可以看出庞德歪曲中国汉字、儒家思想的文学错误。作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庞德的诗才固然无可怀疑，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许多肆意曲解之处，却是他文人生涯中的败笔。在本文看来，庞德实际上是一位浅薄的儒者，却是一位顽固的西方中心论者”^[107]。

庞德肯定不是一个中国式的儒家，他是一个美国现代派的诗人，他是从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来理解儒学的，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思想怀抱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并自认为坚信儒家思想。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是指西方的东方学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帝国主义，将东方在学术上贬低，在文学上进行歪曲和丑化，这样整个西方的东方学是帝国主义的，如他所说：“因此有理由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如果我们偶尔能想起人类社会——至少是那些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在处理‘异质’文化时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这一说法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也许会稍许减轻。因此，东方学助长了试图对欧洲和亚洲进行更严格区分的总体文化压力并被其助长。我的意思是，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因为与西方相比东方总处于弱势，于是人们就用其弱代替其异。”^[108]

相反，我们在庞德那里没有看到他对待儒家的居高临下，没有看到他对待中国文化的歪曲与污蔑。“由此可以看出，庞德所表现的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妖魔化的中国。虽然庞德也将自己的某些价值观和‘他者’观念投射到他的‘中国’之中，但是他的‘东方主义’绝不是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而是正好相反”^[109]。

的确，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也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但其理论上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这点我们在理论篇将详细展开。问题在于，中国学术界已经习惯了将西方的时髦理论套用到中国，不管哪种理论，都不加分析地加以套用，这是一种理论软骨的表现。显然，上面的那种观点就是对萨义德理论的套用，而不是对研究对象做深入地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这个问题，美国华裔学者钱兆明在《“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歌中的华夏遗产》（Qian Zhaoming.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对从东方主义角度批评庞德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不能将庞德的《华夏集》看成是他自己的创作，他首先是一种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是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解释，这种解读把中国看成是积极地影响西方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接受注视的被动对象。《“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一开始钱兆明就指出了他所使用的东方主义与萨义德东方主义概念的区别，“萨义德的东方主要是指穆斯林的东方。我所说的东方指的是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而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文学概念”^[110]。这就是说，庞德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从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开始的，而不能仅仅看成庞德的创作，如艾略特所说的“庞德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实际上庞德的成果在于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吸收和转化。这反映出了东方是可以影响西方的，东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关注者，他同样是一个文化的输出者。要走出萨义德的理论，重新评价庞德。

如果以上的批评是将庞德归为东方主义，从而在总体上否认了庞德的文化意义，那么对他以拆字的方法对待中国文化典籍的批评，主要是从翻译的角度展开的。

一些学者认为“庞德对中国汉字的理解，是他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重要部分。他从美籍汉语研究者厄内斯特·费诺洛萨继承到的‘会意图示法’是他解读汉字的基础。庞德将这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会意图示法’广泛应用于翻译儒家经典与诗歌创作，结果是以讹传讹，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荒唐不堪，写出的诗作晦涩难懂”^[111]。

庞德的确是使用拆字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诗歌创作的，这点他受到了费诺洛萨的影响，在《比萨诗章》中这种拆字方法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潮。赵毅衡统计，检查整部《诗章》，庞德嵌入的无数汉字中，用了五次以上的汉字有14个：

①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庞德对汉字的理解并不全面，在中国文字的形成中，先人们不但用象形法，还用“指事”“会意”“形声”等方法造字。其中用形声法来解释其构造的字占绝大多数。这种由形旁、声旁、语素、字义综合构成的汉字在汉语史上最为通行。但庞德的“会意图示法”并不是一种语言学的工作，这样，在一些学者看来，“在庞德所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处处可以看见他对汉字进行随意拆解。形象地说，一个个汉字都被他粗暴地拆成碎片，然后被强行附加种种意义。例如他把‘新’字解作‘一把举起的斧子正去砍一棵树’；把‘慎’字解释成‘在右边的眼睛直视心灵深处’；把‘學’字解释为‘在大脑的臼里研磨玉米’；把‘诚’字理解成‘太阳的长矛以语词的形式投射到精确的位置’；‘德’字被解释成‘直视心灵深处的结果’；‘志’字被解释成‘官员站立在心之上’（上‘士’下‘心’）；‘得’字被解释成‘在适当的时候成功，前缀行为在太阳转动之际产生效果’；‘道’字被解释成‘脚印与脚携头而行’”^[112]。

如何看待庞德诗歌创作中“会意图示法”呢？能否说庞德这是在歪曲中国文化？这需要做跨文化的分析，而不能仅仅从这种方法的本身来加以评价。^[113]

首先，他用“会意图示法”主要是创意一种美学和诗学，而不是语言学，他明确声称：“我们面前这本书不是讨论语言学的，而是一切美学基本原则的研究。”^[114]他要为美国的新诗运动找到一个诗学的基础，“庞德所需要的，实际上是为美国新诗运动中既成的事实找辩解理由，为结论找推理，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诗学，这种诗学要求语言直接表现物象以及物象本身包含的意蕴”^[115]。正因为此，庞德自己特别看重这个创造，他说：“如果我对文学批评有任何贡献的话，那就是我介绍了表意文字体系。”^[116]

如果从思想角度考察，他实际上想从汉字获得一种思想的力量，希望借助汉字走出习惯已久的西方逻辑思维的模式。他用这种方法对《诗经》的翻译就十分明显。《邶风·柏舟》起首二行“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庞德从“耿”字拆出一个“耳”（ear），一个“火”（flame），于是有“耳内的火焰”（flame in the ear），原诗中的“耿耿不寐”经此一译，变得具体形象化了。

Pine boat a-shift

on drift of tide，

or flame in the ear，

sleep riven...

（松柏之舟随波飘荡，耳内的火焰撕裂睡眠）

《诗经》中《大雅》“崧高”篇：“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庞德从“崧”字中读出了“盖满松树的山”；从“岳”中找出被围起来的“言”，即回声；从“极”字中找出了撑住天的木。^[117]

我们不能从汉字学的角度来评价庞德翻译中的拆字问题，而应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的角度对他的创造加以理解。这样我们看到“庞德的《诗经》翻译又是典型的‘介入式翻译’，即不以‘信’为目的，而作任性误译。他进行的是半翻译半创作，是寻找一种积极的写作或阅读方式。从总体上说，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虽然他译的《诗经》在美国诗坛造成的震动，远不如当年的《神州集》，但也是美国当代诗不可不读的一部‘作品’。就文笔之优雅洒脱而言，我个人认为其它英译《诗经》几十种，无人能望其项背”^[118]。

从思想深处来讲，庞德对欧洲文明充满了焦虑，他在中国文化中、在汉字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东方主义”而加以批判。

庞德是20世纪研究中国经典的重要人物，又是从自身文化解释和运用中国古代文化智慧，解决西方文化问题的引渡者，他把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介绍到了西方文化之中，“他庞德不仅崇尚儒学，奉孔子为最高神灵，而且还将古老中国的所有辉煌全部归功于孔子，归功于儒家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只要尊孔弘儒，中国就会繁荣昌盛，反之就衰落分裂，他的目的是要用中国的历史作西方的镜鉴，让混乱的西方学习东方圣哲的政治智慧”。正如杰夫·特威切尔所说：“请记住庞德对孔子感兴趣，不是把他作为博物馆的宝物，而是把孔子的思想或者是把庞德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带给当代西方读者，这样就明显地凸现了这位圣人与当今时代的关联。”^[119]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使他在西方诗歌的创作中标新立异，成为影响一代人的重要诗人。^[120]